老板一定会赚钱。当然诗集的好坏，是决定于诗篇。我这两天在床上翻了几十遍，内心里感到比《祖国》要好些了，才愉快一点。诗里有些热，有些光辉，有些我自己的理想的成分了。几个友人来信，把他估计很高，要把他拿去讽刺那些已经衰老的诗人。本来还有一些诗篇想编进去，但总感到还轻薄一些。（我这半年来，在日记上草写了近二十首短诗，但未修改誊好。整党过去再说吧！）这个诗集，有一些人一定有看不惯的地方。《我会回来》，我知道人们会批评他，但我坦然无愧地放进去，不管怎样，真诚不真诚，作者体会最深切。当然那些连自己的感情都无法体会的人除外，他们是看惯了没感情的赝品了。这个诗集，我是心爱的。因为有自己的风格，有自己的真实的心血。那些不用心血写诗的人，是不会心爱自己的诗的。我记得今年秋天，有一次在书店，我看见几个士兵、工人买了我的《祖国》，我十分不安，因为我确实不满意它，我真想过去阻止他们：“这个诗集不好，等作者写出下一个好的集子，再买吧！”我没有说出口，但给我教训很大。为什么要真诚与严肃地写每一行诗？
我从心里体会到了。写一首好诗，祖国的人民该多愉快呢！！有时我环视一下书店架子上的诗集，很可怕，就像看到东安市场里的玩具店的摆设。祖国的人民，当他们还未尝到蜜（好诗）的时候，他们还想象不到好诗的样子呢I他们还饥不择食地啃那些又冰又干的东西。我心里十分痛苦。中国需要诗，好诗，真正的诗，不只是需要一行，需要几百万行。
这个诗集，我总感到还不够很热，很壮实。头一篇，我就感到太轻薄了。后边的几首，《想念》《我会回来》《前进的时候》，我比较喜欢。《塔》我修改了一点，但还不满足。
你给我好好提些意见吧！您知道，读一首好诗难，听一声中肯的真诚的批评又该多么使人高兴呢。尤其我，和文坛上的前辈们又联系太少，等于没有。有时候自己也有一个不虚心的思想，总不是那么劲头大，认为一些人，不会给我什么好东西的。这就使我更孤立了，这实际上是不对的。
应该把自己的诗，给每一个人看。
这一个月您生活得怎样？工作最后确定没有？念念。
写出什么诗文没有？写呀！祖国和人民在思念你呢。
您能不能送我一张照片？
有空写信和写对诗集的意见来。
好！
11月12日
致胡风（1952年2月3日，春节，沈阳）
胡风兄：
信早读到，心里很沉重。不论怎样，我还要祝福你的幸福与生命。全家过年好吧。
部队这几十天来，日夜忙“三反”，我又是支委，更是忙。
但是过年四天假期中，我还请假回北京一趟，住了三天。看望了一下家人与友人，感到幸福。北京“三反”更猛，吴平日夜奔忙于火线上，她是一个真实的战士，瘦弱了一些，孩子们却长得十分顽强。
见到徐放两次，路翎未得会面，电话联络几次未通。鲁煤南下土改，他的爱人见到一次，看情势很不平静，女的处境不好，她读了鲁煤的信，不敢回……详细情况不悉，总归不是好现象。我没有探问到底。
留在北京那几天，我一个人领着孩子走动了走动，北京使我留恋。我十分怀念你，正因为你是才离开北京的，人虽然远去了，但你的伤口的血，流汇成的湖还在，它还未冷凝，冒着热气。血湖的四周，你的体温与激情的呼吸长期暖热了的气息还凝然不散——当我走过煤渣胡同的时候，我如此的思念你，一个真正的人，祖国的真诚的战士。我在门口停留了半天，我真想去看看，那一间小房子，那里一定还充溢着你的火热的血气。而你，现在也许正在祖国的南方，坐在火盆旁边和孩子们谈笑呢。你应该休息休息，幸福幸福。
你是一个为祖国流血过多的人，几十年，血流不停。为什么独有你不幸福与不欢乐呢？然而，你是最理解幸福最先拥抱过欢乐的战士，你有长期转战的疲倦，因为你从没有休息过。你对祖国是负责的。今天当别人疯狂的时候，你正在冷静地苦思着明天。我深切地感到：即使在今天，一个真诚的人，被人正确地理解也是很不容易的，也许，再过几十年以后，我想在中国才可以办到人与人没有矛盾；人的庄严与真实，才不受到损伤。今天，却正因为一个人庄严，真实，才受到损伤。以前，我对这件事想得有些单纯。这次回北京，我虽没见到你，但还听到许多关于你的讯息——别人认为是不庄严的，但我看到了庄严，别人冷冷地谈论你的“穷迫”的生活，我却热辣辣地思想着一个生命。今天中国，人还是不尊敬人的，人还是污损人的。人还是不尊敬一个劳动者，人还是不尊敬创造自己的劳动。这是中国的耻辱。我气愤得很。有一个诗人（文学出版社的），本来还是比较正直的（中庸的，庸俗的），但也说：“胡风，虚心点就好了……”我没有表示态度，但他是看到我的眉宇间的怒火的，他再不敢谈了。我原先想着，向他征求一下对我的诗集的意见，但一看那种情况，我就冷了。我在他面前说了许多使他伤心与惊讶的粗壮的话。你说的对，许多“老前辈”们都衰老了，他不理解新的东西了，向他们虚心，等于缴械。那几天，给我一个很强烈的思想：我走在前面了。我原以为自己是一个小兵，挂在队伍里，我想前边一定有“老前辈”领着，但我回到北京四下一望，诗坛冷静无人。哪里有队伍呢！诗人们到哪里去了！老诗人们都停滞不前了，他们不动，还挡着我们的路。跨过他们，我走在前面了。不必要的谦虚我不要的了。在文学出版社，我看到萧三的一个诗集正在准备排印，诗集名叫《礼物》，我看了几篇，生气了，我不客气地说：“如果出版，可真给中国丢人！”这是萧三二十年来的诗，简直幼稚得可怜！我真不知道他怎样能在苏联印出五册诗集。那位诗人，也说“不好”。桌上还躺着何其芳的《夜敢和白天的歌》。这就是中国的诗吗？决不是！说艾青到苏联后．写了不少诗，但诗里尽是一些“游记”与随感的东西。好像诗人是一个游客一样。走动着，并没有长着一颗心，他没有写出一首好诗。我想只要是一个普通的人到苏联就应该写出诗来的。
我已开始写一首诗：《中国，你的诗呢》，我要大声疾呼！
唤醒他们，更好；唤不醒，就证明这些人，都是死人了。再不值得尊重与爱了。我是愿意他们醒来，返老还童，永远是诗人。但，不行。那我就要推倒他们！这些泥胎。
许多人，又想写诗了！白原也说他要写诗。
为什么绿原、冀访，化铁等不写了呢？在最悲痛的日子里，都写出好诗，在筋疲力尽的日子里还写出雄壮的诗，在失败的日子还写出胜利的诗，但为什么在今天，胜利的日子，狂欢的日子，就没有诗呢！力量哪里去了呢！祖国惨败的时候歌颂祖国的美丽，但祖国真的美丽了，倒不歌颂这真真实实的美丽了。中国，今天更需要诗，遍地都是诗，但为什么看不到更多、更好的诗呢。你告诉他们写诗吧！
我实在不忍看下去。中国，需要诗。
这次到北京，给我一个强烈的思想——我走在前面了。
我一定要走在前面。如果我是一个诗人的话，我就应该如此勇敢与正直。
《诗与现实》我带来了。
最近“三反”，接着是整编与整党，时间很紧，我写好的诗稿，一时不能改出来，但我一定要抽空改好，抄给你。只要有十几个夜晚就成。
你写了什么诗文出来吗？
我怀念你。向梅志兄问好。
握手！
来信，信皮上还是写沈阳和平区南十马路23号较妥当。写代号寄的太慢。
2月3日、这封信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里被捕出一节，如下：
也许再过几十年以后我想在中国才可以办到人与人没有矛盾；人的庄严与真实，才不受到损伤。今天，却正因为一个人庄严，真实，才受到损伤……今天中国，人还是不尊敬人的，人还是污损人的。人还是不尊敬一个劳动者，人还是不尊敬创造自己的劳动。这是中国的耻辱。我气愤得很。
关于这节文字，有一段按语，照抄如下：
这个胡风分子是比较悲观的。他说“也许”要“再过几十年”才“可以办到人与人没有矛盾”，即是说，要有几十年时间，蒋介石王朝才有复辟的希望。几十年之后，蒋介石王朝回来了。一切人民革命力量都被压倒了，那就是“人与人没有矛盾”了。“人的庄严与真实才不受到损伤”，这个“人”指的是一切反革命的人，包括胡风分子在内，但是一个也不包括革命的人。“今天中国，人还是不尊敬人的……”上人指革命的人，下人指反革命的人。胡风分子写文章，即使是在写秘信，也会有些文理不通的。这也是被他们的阶级本质所决定的，他们无法像我们替他们作注解的时候这样，把文理理得很清楚。
这封信本来是友人之间正常的通信，即使措词带有偏激的情绪，也绝无按语所说的“反革命”的意图。这段被掐头去尾摘出的文字，经过撰写按语人的曲解之后，弄得真的有些“文理不通”了。
“也许再过几十年以后我想在中国才可以办到人与人没有矛盾……”这段话是有当时认为的“革命”根据的。毡年苏联正式颁布？宪法，说苏联经过四个五年计划之后，不再有人剥削人的现象，于是宣布境内阶级消灭？。写信人牛汉据此认为中国当时一切向苏联一边倒，因此至少必须经过四个五年计划之后，才能像苏联那样消灭阶级。所以信中才有“几十年之后”的话。怎么能平白无故地歪曲信的原意，跟“蒋介石王朝复辟”拉扯在一起？就因为这段神圣的按语，文革中有些造反派头头认定牛汉是蒋介石派来从事反革命活动的“潜伏特务”，令牛汉吃尽了苦头。
按语中指斥的另一段话，也并非“文理不通”：“人还是不尊敬一个劳动者，人还是不尊敬创造自己的劳动……”这不过是对恩格斯的“劳动创造人”的观点的转述，本来是说得明明白白的。如果按照撰写按语人的观点与逻辑来批判，这段话同样也是“文理不通”的。
致胡风（1952年6月29日，沈阳）
胡风兄：
好几个月没有给您写信了，心里感到很不安。
“三反”忙碌了五个月。两月来部队又进行整编，我的思想曾波动过一个时期，抗美援朝来的干部大部都已回京，人民大学亦曾经中组部与人事部调过我，但部队不肯放回去。我争取了几次均无效。现在已逐渐安下心来，倒也不是被动地呆下来，思想上确实已得到解决。前两星期，我的小男孩患猩红热危急，请假回京一趟（孩子已愈），对于我的工作问题，曾与吴平、鲁煤、徐放、路翎等同志商谈过，大家都希望我留在部队（虽然有些留恋北京）。回北京对我说来是一种危险，长期坐在人民大学语文教研室死啃语文修辞与文字学一类的石块，我实在厌恶。我原先想回京的主要原因是：想北京，北京是祖国的心脏，可以看到许多新的东西，另外，我的爱人孩子留在北京。回人民大学当教员我是很勉强的。在部队的工作与生活是比较开阔与生动些，锻炼的机会多，跟我在一起的人，不是书生，是一些战士出身的同志，是战斗的人们。这里虽然没有一个文学专家指导我，但有丰满的工作与生活，就足够使我幸福了。听说北京的一些文人们，通过整风都想下部队下工厂去找生活，不愿再在北京厮混了。鲁煤土改回来，大大改变了，徐放说：“他政治气息浓厚了。”现在他们才很羡慕我这个平凡而“具体”的人（有许多人是“原则”的人），他们这两三年来所经受的苦恼，我碰到的很少。在生活中，人们并不把我当成一个“诗人”看待，有许多人，根本就不知道我还会写诗。都把我当成一个与大家一样的战士，一个普通的政治干部。这是一种幸福与愉快，其实我天天在写诗，天天在诗境中。鲁煤想到农村当个区的副职，或者下工厂搞工会，决心先做个干部，再谈写文章。我十分同意他的看法。（听说中央戏剧学院创作组“话剧”要与青年艺术剧院创作室合并。）他的政治气息浓厚了的理论根据就在这里。北京文坛十分沉闷。这是很可耻的一种现象。我曾经给艾青写过一封长信田，对他有些欠恭敬。因为我看到他的一些诗后，把我激怒了，一时火劲上来，就写了封信给他（他认识我，在正定时见过几次面），对他也许是一种太大的刺激，没有答复我，也许他不会怨恨我的。这次回京一趟，使我更愿意留在部队，不是我厌恶北京，不想留在北京，实在是由于我更爱北京。
半年来，我没有写诗，但对诗的理解却更深刻些了。一些原稿，都还压在箱子里，时常也取出来读读，修改修改，但总认为都没有完成。这半年来，我的生活与工作是完全投在一种单纯的火热的热爱中，幻想得很少，埋头做了不少工作。工作做得很好。
最近，我的工作调动了。叫我办一个在职干部学校。
我本来想能到文工团工作，未允许，因为1952年、1953年是开展文化教育的两个年头，一切干部都得服从这一总的中心任务。我愉快地服从了。我这星期已上任，成天草拟学校教学计划，请教员。部队里能办学校的人是不多的。
其实我何尝会办学校。教学任务完成后，我还要调动的，领导上已允许我搞文艺工作。但这是以后的事了。
听说您要赴京。我真希望您到北京一趟，应该与文艺首长们谈一谈。属于缺点的改正，应该肯定的，还要坚持。
总之，不表示态度是不行了。我知道您是勇敢的。我非常关心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