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绍棠同志是我国当代“乡土文学”具有代表性的一位作家。他13岁即发表文学作品，被誉为“神童”；到61岁去世，在48年的写作生涯中，他以京东大运河畔独特的风情习俗为背景，创作了600余万字的文学作品。他大力提倡“乡土文学”，保持和发扬强烈的中国气派和浓郁的地方特色，描写农村的风土人情和农民的历史与时代命运，为我们留下了众多优秀的“乡土文学”作品。多部作品被译为十几种语言，在国内和国际文坛负有盛名。
然而，就作家刘绍棠本人来说，他也留下了深深的遗憾。那便是他未能如愿完成多卷体长篇小说《村妇》的创作。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他酝酿着宏伟的计划——创作多卷体长篇小说《村妇》。1987年写的《入境》，坦露了他这一宏愿：他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签订了出版合同，开始已“入境耕思”这部巨著——“麦收之后，挂锄时节，我将拜望和走访从我的小村嫁出去的老少姑奶奶，静中入境转为动中入境。那么，这篇小文聊作我的出师表吧！”不料事隔一年，他突患中风偏瘫，实在是对这位心怀宏愿作家的致命打击。他在1988年11月21日给我的来信中说：“我患左半身偏瘫，住院治疗三个月，目前已经出院，回家吃药恢复功能。虽然已能拄杖蹒跚行走，但生活上仍不能自理……”信的末尾，他十分痛心地写道：“十年来我盲目逞强，超负荷运转，自食恶果，悔之晚矣！”
虽则如此，正如刘绍棠爱妻曾彩美所说：“绍棠将艺术创作看得比生命还重。”他在1992年写的《双吉开笔》中宣称：“现在，我以病残之躯，又想掀起第三次浪潮。今生除此别无所求，但愿天助我也。”（指他1957年和“摘帽”后、“文革”前两次所写长篇半途而废之事）。他在1993年5月1日给我的信中也说：“我给奥申办捎书上题词：‘我虽老残，仍要在文学创作的马拉松竞赛中奔跑奋进！’”还充分体现了这位身患瘫痪作家的雄心壮志。从1992年到1995年，他遭受病痛折磨却奋勇拼搏，起早贪黑，一句句一章章，历时四年，终于写完了《村妇》第一部。更令人感动的是，1996年4月，他因肝腹水病危被送进医院，面对死神威胁，仍然惦念着尚未完全定稿的《村妇》第一部。“于是从住院的头一天起，挺着装满9公斤腹水的大肚子，蜷缩在病床上，对《村妇》进行了文字梳理，五日而成。”（见《村妇》后记）
绍棠同志曾经说过：“生命不止，笔耕不辍。争取到1999年，我的创作生涯50周年时，完成我的多卷体长篇小说《村妇》。作为我奉献乡土文学和运河文学的重型作品。”然而，天不假年，病情的发展，加以过度的劳累，终于在1997年3月12日，绍棠同志带着未能完成的多卷体长篇小说《村妇》创作的深深遗憾，离开了他无限眷恋的这个世界。
每想到此，我们便为作家未能完全实现宏愿而感到无比的惋惜，更为绍棠正值创作盛年而早亡感到无比的痛心。
痛定思痛，我想，这绝不是刘绍棠同志一人的悲哀。已故作家中有着绍棠同样经历的人并不鲜见：因过度劳累致病，带着病体拼命写作，以致病情加重早亡。这成了一些作家身陷其中的一个怪圈。如何从这个怪圈中摆脱出来，更加理性地、科学地处理好写作与康复的关系，实在一个是应该引起我们重视、深刻思索的重要问题。
2007年元月6日
大雪天
孩童们天然喜爱鸟雀，而捕捉鸟雀的最好时间是在大雪天。
一场大雪过后，大地上白茫茫一片。狗在雪地上疯狂地奔跑，欢喜地打滚儿；鸟雀们却缩头缩脑，呆呆地落在树枝上。颤悠悠的枝头扑簌簌往下掉雪团儿……这是鸟雀们最难熬的断炊的日子。
院落里，打麦场上，孩童们扫出一块块地面，支起箩筛，下面撒了粮颗儿，用长长的绳子拴了支棍，握了绳子的另一头，躲藏在屋门内、麦垛后，骨碌碌两眼死死盯住箩筛下，单等着鸟雀们来啄地上的粮颗儿。
块块裸露的地面，似雪白的棉被上破了几个洞，非常显眼；很快便引来了一群麻雀。
别看麻雀虽小，脑壳里脑浆没杏仁那么大，却聪明得很。它们只在箩筛旁打转转，并不马上去啄箩筛下的粮颗儿，似乎知道这里设有机关，其中有诈。孩童们不焦不躁，和麻雀比赛着耐心。麻雀高度警惕着，谁们一声咳嗽，它们便“轰”的一声飞起，但并不飞远，只落在就近的高处。终究地上的美餐太具有诱惑力了，不一会儿，它们便又落在地面上，一阵盘桓试探后，就有几个翘起了警惕的尾巴，伸长了小小的脖儿，猛地去啄边缘上的粮颗儿，又迅速地弹跳回来。有经验的孩童知道，这会儿一定要沉住气，需要再麻痹麻痹雀儿，他们屏紧了呼吸，继续诱敌深入。果然，几个胆子稍大一点的麻雀探向腹地，但它们仍是速进速退，并不敢在箩筛下多作停留。趁着雀儿们向前探了身子，孩童们瞅准时机，猛地一拽绳子，箩筛“啪”地落地，然后飞似的奔跑过来，只听得箩筛下有扑棱棱的碰撞声。但他们知道，扣住的麻雀并不会太多，很难超过四五只，仍然有一些聪明灵巧的麻雀儿，迅捷地从箩筛下逃脱了。
如何逮住箩筛下的麻雀，也大有讲究，一不小心就会前功尽弃。比麻雀更聪明的孩童会采用两种方法：一是将箩筛慢慢左右移动，待箩筛一面露出了麻雀的一个翅膀或一个爪爪，趁机将其逮住；二是用事先准备的布袋子，双手撑开布袋口，将箩筛一方稍稍抬起，麻雀倏地就钻进了布袋内，再一个个活捉了它们。
这是孩童们最高兴的时候了，他们会欢呼雀跃，奔走相告。孩童们太喜爱雀儿们，他们捕捉它只是为了和雀儿们亲近，和雀儿们玩耍。家有鸟笼子的，给麻雀安了新家，备了米粒儿与饮水；没有鸟笼的，薄布条裹了麻雀的一只腿儿，用绳索拴了，在地上钉了钉子，拴在钉子上，同样在地上撒了粮颗儿，自然还不忘备上一盆清亮的水……
他们小心翼翼地保护着雀儿，不让年岁小的弟弟、妹妹用手去捉拿——怕不懂事的小弟妹把麻雀捏死了；也不愿把绳索头儿交给弟妹们，因为不小心松了手，会让麻雀带着长长的绳索飞走，那是十分危险的——绳索缠绕在树梢上，会使他们百般的担心与焦急……
2007年2月2日
会“飞”的蛇
中央学习班结束时，校部将未做结论的人称作“对象”，一对一配了“动力”，到忻定的省五七干校继续办班。我先被宣布为山西省文联这个班的班长，不久又被抽到了连部专案组，和专案组组长高塞同住一个宿舍。高塞是一位很干练、待人很诚挚的同志，“文革”前是省建设厅的办公室主任，后来曾任省建设厅厅长。省五七干校是在一片荒野地里新盖的一排排平房，我们这批人是干校接收的第一批学员，宿舍内还未来得及配上木床，人们只能打地铺睡觉。因地上很潮湿，我和高塞用建校时剩余的新砖排成纵向的十余条“巷道”，上面横担了砖作为炕。炕面离地面仅三砖高，又铺了新麦秸，软囊囊的，晚间睡上倒也舒服。
忽一日，室内竟出现一条二尺余长的蛇，花红颜色，在地上探头探脑作打量状——显然，它是从室外进屋来的，对这个新环境显得很陌生。蛇是一种令人厌恶又惧怕的动物，卧室内出现了它，谁会不怕？我们想把它撵出屋去，不料它却钻进了门后靠墙的一摞新砖的缝隙中去了。缝隙很窄，用棍子捅它不得。我俩只好坐一角默默观察，静静等待，企盼它能够自己跑出屋去……
曾听母亲说过，父亲秋天在西河湾地看庄稼，晚上睡在崖根底的土窑洞内，觉得脚头凉凉的，点着马灯一照，竟是一盘花蛇！父亲用铁锨把它扔到窑门外的庄禾地里，天明时蛇却又盘卧在父亲的脚头……记得小时候听这个故事时，头发都竖了起来……
又听村人说，一个人和邻居开玩笑，将一条小花蛇用大麻叶包了，用纸绳捆好，交给邻居大嫂说，这是大哥割的肉叫他捎回来，大嫂拆开一看，见是条花蛇，竟吓得得了一场大病……
还听人说，村里赵某抄田间小道从邻村回来，下坡时猛遇上一条蛇往坡上爬，吓得崴伤了脚，硬是一步一瘸，忍着痛挪回了家……
总之，蛇是一种人人憎恶又惧怕的动物。历代画家有画鱼鸟花木的，作家有写猫狗鼠的，没有画家、作家专门画蛇写蛇的，实在因为它形貌可憎、太缺乏美感了。鲁迅先生在《狗·猫·鼠》一文中捎带写了几笔蛇，还将其称作“可怕的屠伯”，足见人们对蛇是多么的厌恶了。
一个上午的观察、等待，仍不见蛇有什么动静。且不说毒蛇可以致死人命，即使是无毒蛇，藏到炕下的“巷道”内，甚或钻进被窝内，也会使人毛骨悚然了。
屋门敞开，人欲放生，蛇却不行，如何是好？
现实明摆着：“此蛇不除，屋无宁日”啊！
眼见得太阳偏西了，蛇仍不见露出头尾。天一黑下来，我们俩到哪里睡觉去？
到茶炉打水时，茶炉上面冒出滚滚白气。我突然心生一计：好了，有办法了。我打了满满一桶滚热的开水，朝着蛇进时的缝隙口猛泼进去，只见一条黑影在空中画出了一条弧线，未来得及看清，便听“啪”的一声，黑影跌在地上，已是软绵绵的一条死蛇了。这是蛇在触烫后竭尽全力，一次拼死的飞跃啊！
小小宿舍，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2007年3月21日
银鸿偷瓜
银鸿原本是村东头翟老二的儿子。翟老大是抱养的。翟老二是亲生的，从小娇生惯养，长大后只知道吃喝玩乐。小时候，记得满村仅一辆老旧的“僧帽”牌自行车，就是老二整天骑着。翟老二就银鸿这么一个儿子，儿子却和老子大不一样。银鸿生性木讷，胖墩墩的身材，胖乎乎的脸，鼻孔处似乎经常结有两圈干鼻屎。脑子反应迟钝，按老师的说法是脑袋老不开窍，各门功课都是成绩平平。但他也有长处，比同龄的孩子力气大，人又勤快，打扫卫生，为老师调煤，凡是重一些的体力活，他都是抢着干；和小伴们相处也好，算是个老实、憨厚的孩子。
银鸿的爸爸短命，临解放前死了，倒也算死得适在其时，否则，怕是过不了土改斗争这一关。土改后不久，银鸿妈后嫁给本村一个叫常廷相的单身汉。常廷相解放前给本村财主扛活，家贫如洗，土改时定为雇农。银鸿的大名也就由翟占鳌改为了常清泉，由富农狗崽子变成了贫下中农子弟。常廷相土改时分得了全村最好的房子——财主“陈家新院”的三间大北房。银鸿和他妈土改时被撵出了家，没想到住进了比自家房子更好的“新院”大北房。
这一年的夏天，我大哥从部队上回家来完婚。趁着大哥新婚之禧要照全家相，从县城照相馆请来了照相师，因为要取个好背景，便把照相的地点选择在“陈家新院”里。
那年我家在村西关帝庙后边的棉花地里间作种了西瓜，已经开了园。照全家相时，西瓜地里上演了空城计——徒有一个空庵子，看瓜的叔叔也来到银鸿院子里。银鸿看见我家的人全都在他的院子里，知道西瓜地里没了人，便悄悄地溜出了院子……
照罢全家相，叔叔赶回到西瓜地，发现有人偷了瓜，连划了“十”字准备留做种子的几个种瓜也不见了。叔叔判断，自己离开瓜地的时间很短，半大小子中只有银鸿一人知道瓜地里没有了人，肯定是银鸿偷了瓜。接着就听到了传闻，村里确有人看见，银鸿夹着个布袋进了西瓜地……
此事传开后，村里人都说，这是银鸿做的最机灵、最漂亮的一回事了——时机选择得再好不过了！
父亲听到后，宽宏地笑笑说：“看来银鸿这娃并不缺少心眼儿呦！”
2007年4月1日
还是自个儿打伞好
电视屏幕上不断看到这样的场景：一些地方领导下乡、下厂视察，遇到雨天，由其他人给打着雨伞，伞子打在领导者的头顶，打伞人却被淋得稀巴湿……每看到这样的镜头，不知这些领导者自我感觉是否十分惬意，却会使人联想起过去皇帝出巡，侍者为其打着华盖，前簇后拥；心里便觉得非常憋气，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我们常说，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每个国家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我们党提倡，领导干部要深入基层，和劳动人民共甘苦。而上述场景总是给人们“主仆颠倒”的感觉。这看似小事，但在我党提倡“转变作风”的今天，小事不小，它反映了我们某些领导者的潜意识里，还没有摆正“公仆”与“主人”的关系。雨伞，还是自个儿打着好！这不仅仅是形式上的改变，而是要从“共产党人的宗旨，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个根本观念上去认识，去改变！
2007年7月9日
生日的故事
老伴的生日是农历的三月二十日，旧社会说法，是个“穷生日”——正值青黄不接的春荒时节；不像我是个“富生日”——农历七月初四日，粮食囤溢瓮满，瓜果桃李齐全。但现在不同了，科技进步了，瓜果青菜四季常有，我俩的生日也就没有穷富之分。只是老母在堂，我俩从不过生日。母亲谢世后，我俩也都年逾花甲，儿女们倡议要为我俩过生日，起初我俩不同意，怎奈儿女们执意要办，我俩思忖，还不就是儿女们想欢聚一堂，名正言顺地美餐一顿吗，何乐而不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