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村落一个乡里，不管多么落后或多么缺乏教育，它都有自己的文化，即使没文化也是它的文化。亘古千年，口口相传，在封闭的小山村如活化石一般久远。婚丧嫁娶，好恶美丑，取舍标准，家规族规，老奶奶讲故事，村妇骂大街，瞎子卖唱，民间酸曲，剪纸绣花，算命取名，瞧吧，都是文化。人们在这种全方位的文化包围淫浸之下，形成自己根深蒂固的世界观与文化观。鲁迅先生早年间就不遗余力地揭示过这种畸形而“正常”地大量存在的国情与民情。如《药》、《场上》等小说用白描手法鞭辟入里地揭示与批判过。为何多年来一直生生不息？由不得想起“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句话。封建社会三千年，岂一个“解放”便万事大吉？这种盘根错节、根深蒂固的封建文化之根无不影响着人们的一举一动，看不见摸不着，然而它丝丝入扣，如当年的“阶级斗争”一样。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尤其在农村，说到底是“官本位”文化。各种举动无不打上“文化”的烙印，而且，越是贫穷落后的地方“官本位”文化便愈加顽固，愈加猖獗，越加黑暗，官官相护，官钱结合，官商结合，官与暴力结合与黑势力结合……民主色彩极少，法制成分鲜见，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家族山头暴力政权，反过来则是趋炎附势，甚至为虎作伥，愚昧的根底加上绝对的长官意志，如虎添翼，如火烹油，这便是当今某些甚至是相当部分农村的社会结构中的真实写照。它同化力极强，且轻易不被外界所“同化”，土改、大跃进、四清、文革，短命的政治运动接二连三到来又迅即离去，而长命的“文化”依然故我，若无其事。再试举一例，当年声名赫赫的一个生产队曾因北京的红卫兵带领知青徒步来此插队而闻名。他们兴修水利，种果树，修梯田，上个世纪末我们再到那里，看到的又成了老样子：当年修好的输水管道早已拆得不知去向；当年种的良种果树早已砍光，代之的仍是那种鸡蛋大小的苹果树。而梯田早已踩踏成了抹坡，蓑草一人来高，在夕阳下萧瑟；农民们也仍是肩挑手提，从五里外担水回家。买卖婚姻亦有，死鬼结婚未绝；秃黄的山坡上，一老农赶着一群乌云似的绵羊，黑亮的手握着羊铲，迟钝的目光呆瞪着我们。令人感到生活是停滞的，五千年的画面是静止的。这内里究竟有一股什么样的力量什么样的文化在顽强地抗拒着外来的新生事物？
最近刚看了报纸上的统计表，表明全国上下声势浩大的扶贫运动从启动到目前为止，十几年来各级政府究竟花了多少财力与人力，真是数也数不清。固然也有一些村镇获得了新生，有了不小的变化，但数字赫然摆在那里，贫困乡与贫困县并没有因之少了多少，贫困程度也未见有多大的减轻。问题仍然不少，政府出发点是好的，但事与愿违，有些反而产生了副作用，越扶越瘫，越扶越懒，其内里的深层原因又究竟是为什么？农民们是如何想的？如何做的？
《生活周刊》我是每期必看，这次重点报道了安徽。皖北出现了小偷村，贼村，全村大部分以“摸分”为生，而且发财致了富，还带动了不少周边村落。不仅光明正大，而且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串门走户闲聊天，互相交流，传授技艺，切磋改进，而且还成了相亲的筹码，家里如果扒手多，女方就乐意，来钱就是本事，家道就殷实；反之就不乐意。在那里勤勤恳恳劳动，反被鄙夷为无能，受到冷落。贼村又衍生出拐骗村，当然这是个别现象。再看沿海的假钞村、偷渡村、二奶村，晋南的假农药村，种种现象令人震惊，这叫什么事呢？何以至此？比鲁迅三十年代就揭示出的国民性更低了一个等级，一个档次。
我们的农村，一直是传统道德的坚固堡垒，勤劳勇敢，诚恳老成，一直是农民的形象用语，而贞节牌坊，几千年来一直矗立在乡间的大道上。何以一触即溃，土崩瓦解得如此迅速？是贫困？非也，不是还有因此盖了洋楼的吗？不是还有穿金戴银招摇过市的吗？这些现象着实令人堪忧，探究它们的内在原因，它的内在机理，从而真正摸准脉搏，寻求真正解决问题的良方，防患于未然才是真正的高手。这时就需要我们了，电影、文学，文以载道，自古而然，而影视的强渗透力，潜移默化的“改造”功能，“提升”功能，功不可没。我们的剧本，我们的电影是强大的表现武器，这些我们拥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只强调“消遣”作用而不闻农民大众疾苦，风声雨声不入耳，行么？电影承载的历史担当，是必要也是自觉，是责无旁贷，也是赋予，是发自内心。再反观这许多年来，我们的许多小说或所谓专著、电视或电影对社会上种种风潮有无误导？许多没完没了的三角、四角、多角恋爱或猥琐或暧昧或阴晦或干脆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是的言之无物在浪费纸张，浪费读者生命，插科打诨，讥讽偶像与崇高的小痞子式的文本是否太多了些？是否在消解着道德的价值分量？固然，道貌岸然的假道学需要讥讽、需要揭穿。但伟大领袖的语录“破中有立”呢？一地鸡毛不是不能写，一地鸡毛就是许多人的生活写照，但除了有一地的鸡毛外，是否还要竖起一副脊椎？是否需要一腔热血？而千百年来赖以支撑我们的民族气节，高风亮节，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造就了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的为国捐躯、以身许国的热血男儿，忠勇义士，完全可以傲视世界也可以称雄世界的“国体”。我们的脊梁如谭嗣同、邓世昌、林则徐，直到周恩来、陈毅等我们的民族英雄，正直正派刚正不阿，完全可以用它来反击所谓的“丑陋的中国人”的国际上的某种声浪。电影作为一种国际交流手段，有它先天的制高点与地位，有它先天的便捷与势能，所以，我们是有责任有义务弘扬中国人的这种高贵精神，“炫外必先强内”，我们有责任延续中国的脊梁，追杀我们身上的丑陋。任重而道远，不是还有“三代”之说么？
现在真正的春天已经到来，就是我们法制社会的到来，人权的苏醒。中央三令五申，省里不遗余力，大力宣传，这封建大山的底部终于松动，我们的农民兄弟也勇敢地拿起法律的武器，为争取自己的权利而斗争，但毕竟乍暖还寒，顽石坚硬，虽松动而犹盘踞，日出而鬼魅不散。更有我们自己心中的鬼怪在作祟，我们民族的魂魄也在反复较量中浴血升华，这“较量”就是戏，就是我们的电影。我们的电影文学处在这大动荡中，我们的素材都会极大地丰富起来。电影之本是剧本，剧本之本看选材，选材选对了电影就成功了一半，我个人认为。
当然，我们的触角还应深入下去，不是一批“文化落后”了事，而是应有一颗“农民心”，设身处地，如果我们处在那个份儿上，没准我们也是那步田地？比如有些事情于法不容，于理又有说道，于理不容，于情又有了说道，其内在的充分条件即是指此，两难、三难境地就是“戏”。事件表里的相容与相悖，它们的充分性与必然性，以及它深层的文化背景文化结构等等，需要纯客观地去探究，去反映。当然理解不等于纵容，承认不等于放弃，有时水平就在决断的那个“点”上，也是剧作家、电影大师们的关注所在。电影院将它放大，端出，以使人们看得更清楚，更详细，有一个自我清醒的过程，有一个价值判断。这样才具有说服力。
比如，拐卖妇女吧，在得到通报后，我们的民警出动强大的警力，便捷的交通工具，轻而易举地将某户人家连锅一端，解救那被拐的妇女，一走了事。这是很快捷的，也是很省事的，被解救的妇女会含着泪水感谢人民警察同志。然而，麻烦的大头在后面，农民辛苦攒了半辈子的钱打水漂了，他可能再也讨不到老婆；如果有个一男半女，这孩子是个没妈的孤儿；而女人呢，也许后半辈子阳光不再，幸福不在，终生生活在阴影之中。当然这绝不是说不能解救，问题的根本在于解决那个“市场”，以及市场产生的缘由，什么稀缺什么就会有市场。打预防针比治病更主动，这也是一个大的课题，作为电影素材相信会有看点。只要我们真正贴近农民，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我们的电影才会真正具有说服力，要有农民的出发点和视角，农民才喜闻乐见。
二十多年过去了，农村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珠三角、长三角一带，生活方式有了很大的变化。他们有自己新的追求、新的向往，以及新的生存困境，许多农民有了手机，有了越洋电话，有了汽车，有了公司，他们的目光在开放，胸襟在扩展，思路在拓宽；再不拘泥于土地。但在内陆不少省份，国家级贫困县的帽子仍未摘掉，希望小学仍需要关注，生活方式也一如既往，土地缺失，人口过剩，口粮稀缺。而当年的国际电影评论家盛赞《老井》电影里的孙旺泉“像岩石嵌在山崖上”的锲而不舍改造穷山沟的形象也失去了往日的价值，代之而起的是大量涌入城市，当农民工当农民企业家。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理念、新的问题接踵而来。
农村电影说到底是农村文化电影，农村与城市对接的电影，也是农村问题的电影。就其水准来讲，电影远非电视可比；但就其数量来讲，电影亦难望其项背。特别是一些粗制滥造的电视剧，信口开河，肆意改变史实，或绕开目前，或回避现实，东拉西扯，前三百年后三百年，就是不说当前，以其昏昏使人昏昏。物极必反，在不堪忍受太多太滥的电视剧之后，人们在期待着更新更好的电影的出现，《天狗》便是一个生动的范例。电影，有着精益求精的绝对“讲究”的制片理念与制片主张，最终会以它的“高度”打败粗制滥造的某些电视剧的“广度”，以它无可匹敌的优势在铺天盖地的浪潮退去之后，显露它兀立潮头的礁岩般的伟岸身姿。“少而精”，终究脱颖“多而滥”，后来居上。
电影期待我们，我们期待电影。
以上是我，一个影评领域的门外汉的管窥之见，更确切地说是一个“电影文学”的评论。本人的自信就是上帝既然赋予了我喉咙，那么我也可以叫两声，请真正的影评家们指正。
（获山西省文联第六届文艺评论奖二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