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历史悠久，剧种繁多，遗产丰富。为了系统记录、整理各地区、各民族的戏曲资料，集中体现新中国成立以来戏曲历史及理论调查研究的成果，反映戏曲改革工作的成就，繁荣社会主义戏曲事业，1983年初文化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与中国戏剧家协会共同发出《关于编辑出版〈中国戏曲志〉的通知》。之后，各省（区）、直辖市的编纂工作迅速铺开，并与国家签署了艺术科研重点项目的《议定书》。编纂戏曲志是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工程，在我国历史上尚属首次，无例可循。大家在各级领导部门的重视与支持下，坚持不懈，积极拼搏，成果斐然。列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科研项目的《中国戏曲志·山西卷》的编纂任务，从1983年7月开始，以山西省戏剧研究所为主体，担纲实施。奋战五年成巨著，戏曲志书破天荒。这部具有科学性、知识性和史料价值的戏曲志书，在遵循全国统一体例的基础上，又结合山西戏曲的具体情况编纂完成，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和文献价值。全书分综述、图表、志略、传记四大部类。共设置综述、大事记、剧种、剧目、音乐、表演、机构、文物古迹、演出场所、报刊专著、谚语口诀、轶闻传说、人物传记等各类条目千余条，配图500余幅。全书详细而系统地记述了山西戏曲的历史和现状，将全省49个剧种的历史沿革及剧种风格特色均做了翔实、准确的记录，这无疑对后人研究山西戏曲的历史，探索戏曲改革发展的进程，弘扬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这项前所未有的戏曲文化工程，填补了山西省戏曲史志的空白。
众所周知，山西戏曲的历史悠久、剧种繁多，再加上地上地下珍贵的戏曲文物，使山西享有“戏曲大省”的美誉。山西各大剧种伴随着戏曲活动流变的轨迹，名伶辈出，享誉一方。“山乡庙会流水板整日不息，村镇戏场梆子声至晚犹敲。”在这方充盈着戏曲生命力的热土上，戏曲前辈们给我们留下了厚实的家底，这也对志书的编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983年7月编纂志书工作正式启动。受山西省文化厅的直接领导，山西省戏剧研究所全力以赴投入到编纂工作之中。成立编辑部，在全省范围内办培训班，根据全国志书的统一体例编写提纲的同时，下大气力和工夫投入到资料的收集工作阶段。由于长期以来戏曲被排斥于主流文化之外，从事戏曲的老艺人们被称作“戏子”，“下九流”，为官方、文人所不齿，所以有关戏曲的文字资料存世很少，这就为编志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大家在图书馆寻查资料，废寝忘食；走访老艺人、老戏迷、老票友不辞劳苦；下乡调研，搜集戏曲文物，抄录舞台题壁，铁鞋磨穿。凡此种种，无不浸透着三晋广大戏曲工作者的心血与汗水。据有关资料显示，当年直接参加编纂者达到130多人，全省11个地市均设立了编辑组，大家本着对戏曲事业的热爱及对编纂志书的责任心，齐心协力，分工协作，各尽其责，在艰苦的条件下努力完成着这一巨大的工程。如我所现已辞世的王易风老先生，他在参与志书的编纂工作中，不顾年迈体弱，拄着拐杖同大家一道四处走访调研；晋城市的栗守田老先生多年从事上党梆子史的研究，为保证史料的真实性、完整性，更是处处留意、时时操心。张万一、王易风、董新良、武承仁四位副主编和省戏剧研究所的全体同仁们，从1983年7月至1987年9月戏曲志初稿完成，最终于1988年8月完成通审、通编，直至1990年12月正式出版，这中间所付出的艰辛与努力，可想而知。据不完全统计，外出调研行程约14万公里，走访老艺人7000多人次，查阅各种地方志2400余卷，搜集各种图片资料11930余张，查录舞台题壁5800余条，整理编印了540余万字的戏曲资料汇编。特别是搜集到一批珍贵的戏曲手抄本及木刻本，如临汾地区清朝乾隆四十二年的杂戏、乱弹手抄本《会洛阳》、《下兖州》、《青莲寺》；忻州地区清朝光绪年间的道情手抄本《韩湘子出家》；太原清代的梆子戏木刻本《杀府》、《芦花》、《渭水河》及祁太秧歌木刻本《拜年》、《登楼》等，1985年10月在潞城县南舍村发现的明万历二年手抄本《迎神赛社礼节传簿四十曲宫调》，更是引起了全国戏曲史论界的关注。这是一本记录民间迎神赛社祭祀活动的总纲，其中记载的各类剧目达245个，分属队戏、院本、杂剧等种类，还有少量的昆腔、弋阳腔剧目。它的发现，填补了明代山西戏曲史料的空白，也反映了山西戏曲在明代的活动轨迹和生存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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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编纂《戏曲志》之初，有关领导就曾明确提出“通过这项工作培养一批年轻的戏曲研究人才”。当年我们这批刚刚走出校门的参与者，也就成为通过这项工作的最大受益者。
回望《中国戏曲志·山西卷》的编纂全过程，是十分令人留恋和怀念的往事。这部志书的圆满完成，不仅体现于这部专著本身，更重要的是摸索和积累了修志的经验，为后世留存了一大批珍贵的戏曲资料，培养了一批求真务实的戏曲研究人才，锤炼了一支过硬的戏曲研究队伍。令人遗憾的是在完成山西卷之后，我们未能一鼓作气抓紧进行山西省戏曲志及相关剧种志的编纂工作，多年中所收集、积累的戏曲史料也未能完好保存，以致大量流失，这无疑对编修增订戏曲志书工作的重新启动，带来重重困难。而与我们向有“秦晋之好”的陕西省，在这方面却早早走到了我们的前面。他们在编纂完《中国戏曲志·陕西卷》之后，趁热打铁编完了近六百万字的《陕西省戏剧志》，16开本、11大卷的鸿篇巨著，早于1998年底出齐。面对陕西的编志成果，我们悔之不晚，理应奋起赶上，千万不能再延误了。
三、回顾二十五年来戏曲丰硕成果，梳理提示志书编修、增订内容
《中国戏曲志·山西卷》的编纂工作起始于1983年，书中所涉内容上限是以本地区戏曲实际存在的现状来界定，下限则明确规定终止于1982年年底。这部志书编纂中还局限于“生不立传”的固有体例，所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成果部分，当在1949年至1982年的三十余年间，其中的“文化大革命”十年所志无多。抛开这十年浩劫，新中国成立之后的辉煌成果也就体现在二十余年的历史空间。然而，从1982年至今的二十五年间，戏曲可谓几起几落。在我们的记忆里，有振兴的喜悦，也有衰落的悲伤。记录戏曲发展的足迹，为后世留下一份翔实、清晰的戏曲史料就显得尤为重要。再有，就是对剧种等相关领域一些问题的重新认定。如我们现在提到的52个剧种之说和54个剧种之说的问题等。2005年6月出版的《全国剧种剧团现状调查报告集》中提到目前我省存活于舞台上的剧种仅有28个了。是否果真如此，这类问题都有待于重新考订。
二十五年来山西剧坛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产生了许许多多重大事件、重要人物、优秀剧目及史料论著等，这些都需要往志书中增补充实。在此，我们不妨进行一番简要的梳理，虽然很不完整，但也足以进行一番粗略的提示：
（一）剧目
近十几年来，人们常有一种议论，说什么因为山西戏曲传统家底深厚，所以涌现出来的好演员多，得“梅花奖”的演员多，但山西好的剧本少，山西戏剧创作跟不上。我认为这种说法欠妥。谁说山西无好戏？《唢呐泪》、《两个女人和一个男人》、《大脚皇后》、《杀妻》、《杨七娘》、《灵堂计》、《家风》等等，这些好戏还不够生动感人吗？
在现代戏创作方面，1988年中国戏曲现代戏研究会第七届年会在山西召开，仅在这届年会上，临汾地区眉户剧团的《两个女人和一个男人》、孝义市碗碗腔剧团的《风流父子》、临猗县眉户剧团的《唢呐泪》、运城地区芮城县蒲剧团的《月亮滩的姑娘》、临猗县眉户剧团的《山风》等五台大戏就引起了轰动。二十五年来我省在现代戏创作上出现了一大批反映时代主旋律的优秀作品，在全国的戏剧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如《家风》、《老八路》、《胡乐乐小传》、《油灯灯开花》、《塞北雪》、《石角凹》、《风流婆媳》、《风流姐妹》、《两个理发匠》、《山情》、《走出大山》、《龙城风雨》、《山外来的媳妇》、《山凹人家》、《凤凰岭》、《丁果仙》、《赵雪芳》、《荒沟纪事》、《土炕上的女人》、《灵前孝子》、《阴阳裂变》、《山村母亲》、《赵树理》、《走西口》、《黄河管子声》、《山妹》等。
在新编历史戏和古代故事戏方面，自1983年以来我省创作演出了大量的新创古代题材剧目。这些剧目，更多地从人性的角度入手，注重从多层次、多侧面去刻画人物，演绎历史。其代表性的剧目有：《杨儒传奇》、《宏图大业》、《齐王拉马》、《皇帝与门官》、《斩花堂》、《两地家书》、《桐叶记》、《关公与貂蝉》、《苏三新传》、《绵山祭》、《忤逆坟》、《金瓮碑》、《边城罢剑》、《琼玉公主》、《铁面御史》、《朱痣缘》、《七斤三两》、《呜呼，奴才》、《血箭》、《画龙点睛》、《梨花情》、《三关明月》、《春江夜审》、《大脚皇后》、《初定中原》、《范进中举》、《傅山进京》等。
在改编传统戏方面，我省拥有几千个传统剧目，然而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改编、整理上演的仅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从1983年至今，我们曾高兴地看到一批高质量的优秀改编传统戏展现于舞台之上。诸如《苏三起解》、《崔秀英》、《杀妻》、《酒楼洞房》、《寻夫》、《杀庙》、《富贵图》、《御碑记》、《蝴蝶杯》、《王宝钏》、《四郎探母》、《杨七娘》、《阴阳盒》、《太君归里》、《灵堂计》、《义仆忠魂》、《佘赛花》、《西厢记》、《寇老西升堂》、《烟花泪》、《孤儿记》、《汉阳堂》等。
（二）人物
1982年至2007年这二十五年间，三晋戏曲舞台风起云涌，人才辈出。长江后浪推前浪，出现了一大批包括编剧、导演、表演、音乐、舞美及艺术管理等方面的优秀人物。他们中有喜获全国性比赛大奖者，有在跨省（区）市比赛中成绩优异者，也有在我省省级比赛中夺冠者，还有虽然无机会参赛获奖，但深受广大观众欢迎者。这一批优秀人物的传略，应当载入志书。
《中国戏曲志·山西卷》编纂过程中，按全国统一规定“生不入传”。但在这二十五年间，有不少优秀人物已经辞世，诸如贾克、张万一、王易风、邓焰、张焕、郭凤英、张庆魁、贾桂林、武承仁、葛来保、陈晋元、马天云等等。这些为三晋戏曲事业曾做出重大贡献者的生平事迹，应当入志。
以上各类突出人物的业绩，大都散见于历年来的各类重大赛事和重大戏剧活动的资料中，本文在后面的阐述中，将予以提示，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三）文物史料
在上世纪编纂《中国戏曲志》全套书的过程中，时任编辑部主任的刘文峰同志曾对散落于全国各地的晋商会馆进行过综合调查。在他编著的《山陕商人与梆子戏》一书中，有着较为详细的记载。晋商会馆是明清两代山西商人在外经商时，为方便同乡、同业聚会、议事、祀神而修建的活动场所。会馆大都采用中国传统的建筑手法，将殿堂庙宇与当地传统民居建筑相结合，布局严谨，装饰精美，体现了明清建筑的整体艺术风格，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文物价值。由于祀神的需要，会馆中均建有戏楼，这就为戏曲的研究提供了实物。近年来，随着晋商研究热的逐步兴起，人们对晋商文化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因而随着岁月的流逝渐渐淡出人们视野的晋商会馆，又重新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为此，山西省戏剧研究所率先组织参与了对晋商会馆的研究，并于2006年9月在山西省文联大厦举办了“全国晋商会馆摄影图片展”，共展出图片200余张，涉及到北京、内蒙古、辽宁、山东、江苏、安徽、河南、甘肃、重庆等16个省市的30多家会馆。如北京平阳会馆、内蒙古多伦山西会馆、辽宁海城山西会馆、山东聊城山陕会馆、江苏苏州全晋会馆、江苏徐州山西会馆、湖南湘潭北五省会馆、安徽亳州山陕会馆、河南社旗山陕会馆、河南周口山陕会馆、河南郏县山陕会馆、河南洛阳山陕会馆、河南洛阳潞泽会馆、河南漯河山西会馆、河南淅川山陕会馆、河南舞阳山陕会馆、甘肃张掖山西会馆、重庆九龙坡山西会馆等，其中近半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次大规模的会馆图片展览在全国尚属首次。为了让人们了解山西晋商辉煌的过去，2007年10月在山西著名的旅游景区灵石县王家大院，本所又专门开辟了全国晋商会馆图片展厅，将晋商会馆珍贵图片资料长期展出。
●1984年春，高平县冯来生同志（张爱珍之兄）在高平县牛庄乡西李门村二仙庙中发现了两块金代戏剧人物线刻石画。画中10个表演歌舞队戏的人物及所持乐器，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1987年，在运城市西里庄发掘的元代墓室中，发现绘有5个杂剧人物和5个乐工的彩色壁画，经初步考证为元末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