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秉梅
山西号称“戏剧大省”，被誉为中国戏曲艺术的摇篮。这种称谓得益于历史之悠远、剧种剧目种类之繁杂。别的暂且不论，单就山西地方戏曲品种一项，就占到全国剧种总数六分之一之多。换句话说：山西戏曲作为一种传统文化形态，积淀了山西人数百年乃至千年生活方式和情感方式，那众多的蕴藏于三晋地下的文物宝藏和散落于广袤大地上的戏曲雕刻、碑记，佐证着中华民族历史的厚重，而活跃于辽阔土地之上的风格各异的戏曲演出形式，则是以感情符号记述着民族文化的兴衰。
山西五十余种（据1984年《山西剧种概述》记录52个，1990年《中国戏曲志·山西卷》已录49个）各具特色的地方戏曲，大到蒲剧（又称南路梆子、蒲州梆子）、晋剧（又称中路梆子、山西梆子）、北路梆子（又称雁剧）、上党梆子等四大梆子，小到秧歌、道情、碗碗腔、二人台等小戏剧种，还有繁衍于原始祭祀、礼仪的古傩、古赛，为山西文化近百年的辉煌创造了不凡的业绩。只是，在当今各种外来文化和国内流行文化的夹击下，山西各剧种同众多民族文化一样，面临着生存状况每况愈下的危机，别的剧种暂且不论，这里只谈晋剧。
昔日：成绩辉煌
晋剧，广义地讲，它涵盖了山西的四大梆子及各种地方小戏。狭义地讲它只指中路梆子即人们最常说的山西梆子。若论山西众多剧种中资力深浅、历史久短，晋剧艺术自不敢在蒲剧老大哥面前称雄，但由于其处在山西中部区域地段，且在建国之后一直处于山西省政治文化中心，其引领省城文化发展的特殊身份，我敢说：是山西其他剧种无与伦比的。
晋剧是形成于清代中叶的北方梆子剧种，由于诞生和活动区域在山西中部，因而俗称“中路梆子”。尽管目前没有可靠史料证实最初的“三倒腔”、“并州腔”就是后来的中路梆子（晋剧），但可以肯定的是中路梆子的初始，得益于蒲州梆子的携带北上。为适应晋中百姓的欣赏习俗，在原有南路梆子中吸纳了祁县秧歌、太谷秧歌等地方曲调，融合而成为一种新型的唱腔形式。
清代咸丰、同治年间，山西中部的祁县、太谷等地商家票号云集，使该区域经济繁荣，同时带动了受百姓喜爱的中路梆子戏的迅速发展，各大商家纷纷出资兴创戏剧班社，扶持戏班和演员，一时间出现了上、下小聚梨园，锦梨园，二锦梨园，万福园，小万福园等著名戏班，也使得诸如孟珍卿（三八生）、乔国瑞（狮子黑）、王云山（毛毛旦）、高文翰（说书红）等名角相继走红。之后，随着商人出外经商者的增多，作为慰藉远离家乡之情或联络商业情感的家乡戏——中路梆子，也伴着晋商的足迹远涉内蒙古、张家口、津、京及陕北、甘肃等地，并定居于上述一些地区。
20世纪初，随着丁果仙、丁巧云、冀兰香、攸字辈师姐妹及以后的牛桂英、郭凤英、冀美莲等名角的相继加入，使中路梆子的唱腔日益丰富，艺术形式日臻完美，终于达到了兴盛。
丁果仙、王步云、高文翰、乔国瑞等艺人京津献艺，使晋剧名噪华北，也从此奠定了丁果仙“山西梆子须生大王”的美誉。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晋绥边区，七月剧社、吕梁剧社、人民剧社等进步剧社，以鼓舞士气的历史剧《千古恨》、表现边区模范人物事迹的《新屯堡》等剧，宣传抗日，打击敌人。
有资料显示，解放后，分布在山西晋中、大同（原雁北地区）、忻州、吕梁等地的专业晋剧团其数量占到了全省受统计剧种的近半数。我们不妨以一组数据来做比较：1952年，据《山西省文化事业统计资料汇编》记述，全省被统计的10个剧种（四大梆子皆有）的86个专业团体中，仅晋剧就有专业演出团34个；据1964年《山西省文化事业统计资料》显示，多年统计在册的27个剧种共有专业演出团136个，其中晋剧团55个；据1982年《统计资料》显示，当时登记在册的17个剧种总共有135个专业演出团中，晋剧占69个；另据2001年资料统计，在册的17个剧种总共有135今专业团体，晋剧占60个……从以上几个时期的统计结果可以明显看出，晋剧专业演出团的数量始终是最多的。另外，还有一点是，晋剧分布在晋中、晋北、晋西和晋东南、晋南的部分地区，其所占地域之广，也是其他剧种无法比拟的。由以上两项内容，我们也不难推测出，众多的晋剧团体中从业者数量的可观和晋剧观众的受众面之广及晋剧艺术的影响之大。
晋剧传统剧目众多且题材广泛，在经历了解放初期的历史剧目审定和涉及全国范围的“改人、改制、改戏”的“三改”工作后，晋剧剧目在遵循传统的基础上推陈出新，使一些思想性、艺术性普遍提高的传统剧目重新登上舞台如：《小宴》、《杀宫》、《算粮》、《打金枝》、《游西湖》、《教子》、《明公断》、《黄鹤楼》、《金沙滩》等，使之成为晋剧的经典剧目。建国50多年间，以贴近生活、贴近现实、贴近群众为特色的新编晋剧和移植兄弟剧种的优秀历史剧、现代题材剧目数以千计，著名的有上世纪50至70年代的《一个志愿军的未婚妻》、《梁秋燕》、《小二黑结婚》、《新贫女泪》、《柳毅传书》（新编古装戏）、《夺印》、《屈斩道同》（新编古装戏）、《旭日东升》、《红色的种子》、《俩姐妹》、《漳河湾》、《太行英雄》、《万紫千红》、《春暖花开》、《刘胡兰》、《红灯记》、《红嫂》、《一颗红心》、《蛟河浪》、《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汾水长流》、《龙马精神》、《三上桃峰》、《三下桃园》等等为民众喜闻乐见的优秀剧目。改革开放之后，晋剧更是一展新的面貌服务观众，在剧目创作方面，剧作家充分发挥了自身主体意识，极力在创作中进行多方位、开放性的尝试，发掘社会的本质和存在于人物性格深处的特质，以表现历史与现实各种复杂心态和主体意识，一时间以古代题材的具有深邃思想和历史精神的晋剧作品，如《桐叶记》、《杨儒传奇》、《绵山祭》、《醒醉记》等剧作成功立于晋剧舞台。与此同时，身处改革大潮感受着扑面而来的新气息，剧作家们也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及时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反映当代人思想、工作、情感和内心体验的《门当户对》、《致敬，穿时装的女郎》、《醋缸里的老西门》、《小卒子过河》、《石角凹》、《情满山乡》、《荒沟记事》、《落凤滩》、《杨飞揭榜》、《黄河母亲》、《构筑新的长城》、《油灯灯开花》等现代戏作品，以反映当今不同领域创业、敬业、守业的新时代风尚，成为晋剧乃至山西地方戏曲中的奇葩。在这一片繁荣之中，晋剧戏苑里朵朵梅花、杏花次第盛开。
现实：处境不佳
工业文明的冲击和娱乐形式的多样性，在改变人们生活方式的同时，也改变了和众多地方戏曲一样曾被奉为时代宠儿的晋剧的处境。表现最为突出的一点是：晋剧正在逐步远离人们的生活圈，特别是已经远离了城市百姓的生活区域。这已经成了不争的事实。
其一，市场萎缩。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长达十年的禁锢之后，从1976年至1983年，山西戏曲掀起了传统戏曲的狂热潮，用“场场爆满”来形容当时的盛况，绝非是夸张溢美之词。然而，可惜的是，这令人炫目的戏曲热现象，仅维持了短短的几年时间，就开始陷入演出场次和观众人数急速下滑的趋势，且一发不可收。从1983年到1988年短短五年时间里，城乡戏曲演出场次下降了2万场，戏曲真的是越来越难以在城市立足，以至于一向在省城待遇优越的山西省晋剧院和太原文化局直属的太原市实验晋剧团也不得不背起行囊深入到山村窝铺之中寻求生计。
近些年来，随着戏曲的越发不景气，戏曲不仅在城市中几乎消失，而且连属于自己的小区域地盘也越来越狭小。省城太原一处原为山西省晋剧院的排演场现已被改为山西省演艺中心，仅从名称上看，就可知其功能的转换：由过去几乎为晋剧院剧目专演场所，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转变成为单一经济实体，而纳入到市场运作之中。而过去省城的另一戏曲演出场所——铁三局俱乐部，也为追求经济利益，改旗易帜，成为新时尚的健身俱乐部。即使在山西境内待遇略微优裕的大同市，近10个晋剧演出团体中，也没有一家有属于自己的演出剧场。县级剧团中的临县晋剧团，曾在若干年前修建了属于自己的剧场，但由于近年来的惨淡经营，剧团将其变卖做钞票，以充演出设备之资。其余众多的晋剧专业剧团的光景，更是可想而知。
其二，经费紧缺。这恐怕是各级各类戏曲团体面临的头等大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