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士书风在元代后期的出现具有重要书史意义，它超越和拨正了赵孟书风典雅妍媚的贵族趣味，由清逸到放逸，由妍媚趋向冷峭奇崛，由华滋流美走向枯涩冷寂，将文人化书法推到更高境界；从而为元代文人书法注入更深层的思想内容。隐士书风相较于赵孟巎巎书风一味追寻典雅和对“二王”书风的规拟，表现出主观的心绪意兴，更强化了形式反抗和艺术意志，更具有个性化特征。九儒十丐的悲惨现实以及由此带来的精神屈辱，使元末大批士人走向社会集体性退隐。他们虽沉沦社会最底层，混迹编氓，以卜医为生，但他们啸傲公卿，气节干云，独标气骨，遁世高蹈，不同流俗，在穷独中保持着个体人格的尊严和完美。中国官修的史书和地方志中，往往都有标明“隐逸”的专门篇章，此外，还辟有独行的人物。后者是指具有非凡性格与力量的人物，往往也包括隐士。其避离尘俗，表现出令人敬佩的胆识与献身道德的原则。中国历史上，隐逸行为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与专制社会里的反抗精神相联系的。弗里德里克·W·莫特在《元代儒士的隐逸主义》（1960年）文中称之为“乱世与临近改朝换代时极其重要的一种可供选择的生活”。在那种条件，富于思想的悲观主义对于有教养者似乎比对凡夫俗子更有吸引力。中国人的处世态度中，隐逸代表着道德上一种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行动，当整个世界似乎都脱越常规了，唯独行者有勇气和力量离尘绝俗，单枪匹马地代表着正义之道。所以1279年南宋被蒙古灭亡之人，郑思肖（约活动公元1240—1310年）这位有名的宋代忠臣，这样说古代的隐士：“仰怀许由、伯夷、叔齐、屈原、子陵辈，其意远矣……大丈夫焉能尾尾于人之后乎，微斯人出，后世皆走于威福之下，足以杀其心而役之。”郑思肖认为：“隐士是热诚而甘于寂寞的人，他们以柔克刚，取得英雄般的地位，致使最强大的统治者与征服者也不得不对他表示尊重。”（方闻《心印》）颇能说明这一点的是，在赵孟选择仕元之际，他的许多至交亲友，却选择了归隐，并对赵予以讽示，戴表元作《招子昂歌》，堂兄赵盂坚拒见赵孟以示绝交，钱孤云与赵孟等被称为吴兴八俊，“及赵孟登朝，诸人皆相附致显宦，钱氏独龃龉不合流，流连诗画以终”。“倪瓒于明开国之初，柜朱元璋出仕，黄冠野服，混迹编氓以终。”
在元代隐士书风中，张雨、吴镇、杨维、倪瓒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此外陆居仁、贯云石、王蒙、王冕、黄公望亦皆为元隐士书风的重要书家。
张雨，元世祖至元十四年——元顺帝至正八年（公元1277— 1348年），名天雨，字伯雨，号句曲外史，年20余弃家为道士，从虞集受学。明赵琦美《铁纲珊瑚》倪瓒称：“贞居真人诗文字画皆为当朝道品第一。”高启谓：“贞居早学书于赵文敏，后得《茅山碑》，其体遂变，故字画清遒，有唐人风格。”
张雨的字已大异赵松雪，实开元奇崛冷峭一路。他的字不求正局，一扫元初赵派侧媚之风，刚狠遒浑，有碑意。有的作品如《登南峰绝顶诗轴》可看出对明代徐渭极有影响。
吴镇，元世祖至元十七年——元顺帝至正十四年（1280— 1354年），字仲圭，号梅花道人，或自号梅道。自题墓碑曰梅花和尚之墓。隐居不仕，与黄公望、王蒙、倪云林并称元四家。
与张雨奇崛刚狠的书风相较，吴镇的书风冷峻清逸，空寂玄远，更具方外之意。其草书《心经》空、清、远、冷，饶具禅风，乃启高逸派门径，对后世八大山人、董其昌不无影响。
杨维桢，元成宗元贞二年——明太祖洪武二年（1290— 1370年）；字廉父，号铁崖，亦号铁留子，泰定四年进士，署夫台尹，升江西儒学提举。罢去，避地富春山，徙钱塘。
杨维桢书法由孤峭而奇肆、浓烈，有一种冷嘲的热烈，乱头粗服、不衫不履，荡尽古法，在纵肆涂抹中一泻胸中块垒。他的书法已彻底走向赵孟[页][兆]的对立面，并将对赵孟[页][兆]书风的反叛推到顶点。其形式反抗的强烈在元代之前的书史中皆是难寻其匹的。其乱世气，实开明代徐渭先河。吴宽跋语云：“大将班师，三军奏凯，破斧缺戕，倒戟而归，廉父书或似之。”
倪瓒，元成宗大德元年——明太祖洪武七年（1301—1374年），字元镇，初名[挺][珏]，尝自称倪迂、嫩瓒、东海瓒；号云林，又署云林子、云林散人。工诗书画，名其居曰清闷阁，家富，四方名士曰至其门。至正初，忽散赀于亲故，往来江湖间，人咸怪之。张士诚欲招致之，逃渔舟以免。明太祖平吴，瓒黄冠野服，混迹编氓以终。
倪瓒书如高人远致，有出麈之意，其书结胎于钟繇，于浓肆中见清幽，冷极、空极、淡极，有意无意，若淡若疏，至平至淡至无意而实有所不能尽者。所谓聊写胸中逸气耳。此乃为写意之极致。论逸格书法，倪瓒位居元代之首，其对后世高逸一路的影响也无可比肩，笪重光评日：“云林书法得笔于隶，而所书《内景黄庭经卷》宛然杨、许遗意。可想见六朝风度，非宋元诸公所能仿佛。元镇翰墨第一流入，不食烟火而登侧者矣。”
陆居仁草书不无吴镇的影响，清逸冷峻，但不失跌宕，于出世中不失情热。其草书格调气韵仅逊于吴镇。
贯云石书法不拘法数，夸张变形，得丑书之意趣，天真烂漫，奇奇怪怪，亦可见方外书家放浪形骸；不失本真之天趣矣。
王冕书法楷隶杂糅，不拘法度，稚拙奇崛，有朴茂之趣，大异松雪“二王”书风。
王蒙，赵孟外孙，书画尽有家法。其书隐有松雪遗意，但纵肆浓烈一如其画，则其趣大异于乃祖也。
黄公望书生涩拙朴，有东坡遗意，扁斜[奇][支]侧，略无媚趣，有拙趣矣。
此外元代隐士书家尚有俞和、钱选、杜本等。
元代书法虽然在整体上受到赵孟“二王”书风的整体笼罩，但发展到元末；赵孟书风的影响已愈益衰颓，隐士书风则异军突起，构成对赵孟书风的强烈反叛；并在很大程度上取代推翻了赵孟书法的独尊地位，从而衍为元代书法的重要一脉。元代隐士书风开奇僻冷峭一路，确立了高逸派的书史地位；同时，作为文人化书风的一个分支，元代隐士书风也以其深厚的思想内涵、强烈的反叛精神，从而深化了文人书法的内涵和审美力量。它以审丑来反叛赵孟的审美，显示出在野文人隐逸书家与官方书法的对抗紧张，以及对官方书法审美趣味的摈弃和颠覆。它以主体人格的高度张扬反抗世俗社会的压制，显示出元代隐士书法的文化超越性。在书法史上还没有哪个时代的书风能够表现出像元代隐士书风那样孤愤、悲怆的深刻悲剧性，也没有哪个时代的书家能够像元代隐士书家那样决绝彻底地站在自己时代的文化对立面，不顾一切地反抗这个文化。“造既定文化的反的同时；也就是造这个文化中的美的反，过分升华的与现实分离的正统而和谐的形式的反。这一造反的宗旨是否定传统，即在方法上降解它。这造反最强大的动力也许来自那些迄今为止处于高级文化领域之外的社会集团，来自于那些生活在高级文化的阴暗面中的人。来自于成为那高级文化的基础的权力结构的牺牲品的人。”（马尔库塞《新感性》）
在很大程度上，元代隐士书法已开反帖学思潮先河，在杨维桢那里，帖学的典则已成明日黄花，在不衫不履中裸露的是一颗傲睨于世，不为世所容的悸动高傲的灵魂。他以狂肆奇崛将对赵孟书风的反叛推向最顶点，并成为元代书法的最后强音。他的充满乱世气的书法实启晚明表现主义书风门径，其对清学碑学的影响也是不容低估的。由此，应将反帖学思潮由晚期上推至元末，而这是符合书史事实的。
可以看到，在元代，赵孟书法与隐士书风构成二条发展线索。赵孟书风到明初发展成为台阁体，隐士书风则至明中期为徐渭所发扬光大，并且愈到后来，愈显示出支配性力量；并最终在明清汇成一股反赵、董帖学的浪漫主义的巨浪洪流，而明清反帖学思潮的源头无疑应追溯到元末的隐士书风。
（获山西省文联第六届文艺评论奖二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