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读姚奠中先生《论书绝句》
赵望进
从唐代始，杜甫等就以诗论艺，《戏为六绝句》便是开先河之作。1993年，荣宝斋出版社曾出版《启功论书绝句百首》。近日，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姚奠中先生的《论书绝句·论诗绝句》。这些绝句是姚先生2003年、2004年分别书写在册页上的。尽管姚先生年逾九旬，册页纸面又涩硬难写，但姚先生行草书依然苍劲洒脱，奕奕生动。
姚先生有浓厚的诗词功力，特别善写绝句。他作书多写自作诗词，特别在一些特定的场所，对一些特定的对象，往往即兴提笔，信手拈来，绝句一首，跃然纸上。他曾零星写过一些论书论诗绝句，多数未曾发表。2004年秋，我建议先生将论书绝句比较集中地书于一册，以便出版问世。先生欣然应诺，很快抄录16首于一册。2004年冬又将论诗绝句书于一册，这次同时出版。对论书绝句姚先生在跋中写道：“论书绝句十六首系余随时随地随事随感而作，既无计划，亦无系统，更无精思熟虑，乃偶然提出一些看法而已。望进要求连接书之，遂书如右。如以此为余之书法理论，则难免顾此失彼，挂一漏万，流于浅陋之列。衰老笔不由己，姑缀此数语记之。”
姚先生的《论书绝句》虽然只有16首，但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书法的发展脉络，领悟到部分代表书家的艺术风格。可谓精练的诗，精美的书，精辟的论。
《禹域重光》、《殷甲周金》和《笔法“二王”》三首写于1962年春。时山西省首届书法展在山西省博物馆开幕，姚奠中先生参展的作品是鲁迅诗四条屏，挂在非常醒目的位置。这是他第一次正式参加书法展，也是他走向书坛的重要一步。展览期间，刘永德先生主持召开了一次座谈会。与会者一致认为展览办得很成功，对山西书法的发展意义重大，会上姚先生宣读了这三首诗。第一首作为山西第一次书法展的献词，描写在新的形势下，书法作为艺术，成为百花齐放艺苑中的一族。翰墨已不是单属古人的事情，而今作者积极参与，群众踊跃参观，局面喜人。第二首以最简练的诗句“殷甲周金汉魏碑，钟王以下亦争奇”，高度概括了中国书法发展史和风格各异的艺术特色。第三首从赞扬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开始，第二句“薪传乃自卫夫人”，直转山西。西晋时期，山西安邑卫门的卫颧、卫恒、卫铄即光耀书坛，而卫铄卫夫人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最有成就的女书家。她是王羲之早期的书法老师，使山西引为骄傲。英才古已称三晋，今日推陈更出新，今天，山西的书家需要继承优秀传统，推陈出新，发扬光大。这三首诗构成一组，写中国书法发展史、写山西书法的形势，写对山西书坛的希望，意义非常重大。
东晋著名书法家王羲之，广泛涉猎，博采众长，精研体势，使楷书完全摆脱了隶书的影响，创建了可供后世效法的楷、行、草书的规范模式，被誉为“书圣”。姚先生推崇王羲之。在他的16首论书绝句中，有四首提到王羲之，而有两首是专论王羲之书法艺术的，一首是《为兰亭题》，另一首是《为临沂王羲之纪念馆题》。前一首是20世纪80年代初先生去绍兴兰亭参观时即兴所作，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身临兰亭，姚先生的心情非常激动，他崇敬王羲之，赞赏《兰亭序》，很自然地发出惊叹：“书到兰亭妙绝伦。”但同时他也想到，有人曾以墓砖为据，妄说《兰亭序》不是右军所作。对此他愤然不平，在诗的第一句就提出“右军高艺谁能继”？在末两句则“堪笑”那些有成见之心的人，否定右军的《兰亭序》是枉费心机。第二首用“入木三分”、“龙跳虎卧”八字，高度概括王羲之书法的骨力和精神。接着，反问“右军高躅谁能继”？马上又做了回答：“尚喜欧虞接后尘。”欧阳询、虞世南都是“初唐四家”中的佼佼者。欧书险劲锐利，虞书湿润清逸，都是书学“二王”，深得其法，独树一帜的著名书家。作者称赞欧阳询、虞世南，特别推崇他们在书法上承“王”启后的精神。
姚奠中先生论书绝句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以艺论人，就理论理，在现录的16首中，几乎涉及到了从古到今的历代大家。
唐太宗李世民，是唐代有为的政治家、书法家。因随父李渊起兵太原，亦称“太原公子”。他酷爱王羲之书法，锐意临习，开书坛崇王之风。他本人最擅行草，传世书迹有《温泉铭》和《晋祠铭》仍屹立于山西晋祠。此铭用笔形势开阔，意态流转，法从意出，风神洒落，不激不励，如同王羲之《兰亭序》一样，文中三四十个“之”字，无一相同，极尽变化，自然流美，颇具雍容大气。《晋祠铭》和《温泉铭》分别作于贞观（646年）和二十二年（648年），是李世民学习王羲之书法的结晶。《太原公子》一诗，就是彰扬李世民文韬武略的。李世民人兼文武，书接“二王”。姚先生又非常喜欢字曰“清臣”的颜真卿。推崇颜真卿，人也耿直、字也骨[骨][更]；亦推崇柳公权书法的刚健瘦劲。“独喜清臣多骨[骨][更]，柳家瘦劲亦流芳。”此二句一语双关，既写出对李世民、颜真卿、柳公权书法的钟爱，又说明了李书与“二王颜柳”在艺术上可以相提并论。
对唐代的书家，姚先生格外推崇。《虿尾蚕头》一诗就是集中评论柳公权的。柳公权是唐朝“尚法”的代表书家之一，尤以楷书著名。他初学“二王”，后又习颜，融会贯通，自成一体。元和年间，他历任穆宗、敬宗、文宗三朝侍书，任宫中书法教师20年之久，在书法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他的书法风格鲜明，字形挺拔劲峭，笔力凌厉刚健，结体法度谨严。唐代诗人刘禹锡等就评其字为“虿尾蚕头”、“元和脚”。虽然他的行草书字势超迈雄健，字形跌宕有姿，大小随意，长短不一，行笔豪放，但其奇巧仍从规矩中来，充分表现出柳书的风韵和骨力。先生的这首诗旁征巧引，可见知识之博。
《苏黄米蔡》一首是评论宋元书家和书风的。北宋中后期，文坛盟主欧阳修首倡书法不能专仿古人，贵在自成一家。在他的大力提拔推举下，蔡襄、苏轼、黄庭坚、米芾等一代书法名家相继崛起，书法进入全盛时期。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四家”，紧承其旨，不写碑，单尚帖，突破了唐人重法的束缚，一方面追求晋人的风度神韵，一方面推崇自然抒情的审美创造，以书宣情，以意代法，开创一代“尚意”书风，特别在行草书方面取得了新的突破。所以作者明确指出，他们四位虽然水平有高有低，但“行草酣恣各自雄”。然而，到了元代，在赵孟[兆][页]的倡导下，元代书坛出现了一股复古思潮，书家多以晋唐为法，追求一种平淡超脱，中和有序的美。虽然赵孟[兆][页]自成一体，在中国书法史上卓有贡献，但“妩媚圆熟之风”从此开始，且“相沿成派女儿风”，影响了好多代。一直到清代，如王文法等仍以侧媚取胜。姚先生的书法是以魏碑为基的，主张苍古遒劲，对“女儿之风”极力反对。在“宋四家”中，他对米芾情有独钟。《题米芾纪念馆》一诗就说明了这一点。“弱龄即爱米家山，点染烟云溪谷间。行草风姿谁与比，无双绝艺照人寰。”米芾祖籍太原，徙居襄阳，天资高迈，为人狂放，能诗文，工画，山水人物自成一家，世称“米家云山”。其书法崇尚“二王”，提倡创新，对唐人则多有讥贬。他融众家之长，出独特风格，字如“风樯”阵马，沉着痛快，有“八面出锋”之誉。他特别讲究用笔，取法“二王”而险峻过之，肥不没骨，瘦不露筋，畅逸飞舞，变化莫测，一洗晋唐平和简远的书风，创造了一种阳刚之美。诗中前两句写米芾的画，“点染烟云溪谷间”一句高度概括了“米家山水”的特色，“无双绝艺照人寰”一句又把米家行草书推到了极峰。
对于明代的书法，姚先生只用一首诗评而贬之。“吴中才子比风流，近较宋元尚不侔。魏晋遗踪难梦见，绮罗粉黛喜相求。”明代书法受赵孟[兆][页]影响很大，书法创作承接元代余绪，以工稳平正的官方书体“台阁体”盛行，书者大都缺少个性。到明中期，书坛“台阁体”仍广为流行，书作妍媚有余，生气不足。以苏州一带文人雅士为主体形成的“吴门书派”一时活跃，但成员多信奉儒家，儒雅风流。尽管在沈周、吴宽、李应祯、徐有贞和祝允明、文徵明的大力倡导及影响下，由学赵而上溯魏晋，但到后来却不能应时而变，抱残守缺，终为时代所弃。“风流”是吴中才子的最大特点，也是他们的致命伤。在书法上他们学帖而不写碑，字越写越柔媚妍美。姚先生批评“吴中才子”：近，尚不能与宋元相提并论；远，连做梦也难寻见魏晋遗踪，只能在“绮罗粉黛”中相求。唐张怀[珏][灌]《书议》中云：“风神骨气者居上，妍美功用者居下。”“吴中才子”的妍美之风被历史所遗弃是必然的。
历史发展到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清代，随着文学艺术的繁荣发展，书法有了长足的进步。最明显的特点就是“碑学”的开创与兴盛。它直接导致了篆、隶、魏碑各书体的发展与繁荣。此时，流派纷呈，名家辈出，书法艺术出现了中兴。到清末民初，书法创作的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西方艺术的传入，科举制度的废除，“馆阁体”的崩裂，“碑学”和“帖学”的融合，这一时期的书法呈现百花齐放的局面。在清代及清末民初书法家中，姚先生选取了几位有代表性的人物加以评论，从中既可领略到书家的风格特点，又可看到当时书法发展的趋向。他们是傅山、邓石如、康有为、吴大澄、吴昌硕。
《巧媚挑除》一首是写傅山的。山西阳曲人傅山，是一位博学多能的大家。他通于经史诸子，晓于佛学道学，精于医术，擅长书画。其书法以颜体为根基，取法晋唐，独成风貌。诸体无所不工，以草为最。书见质朴、沉着，气势雄浑，大气磅礴。他提出“四宁四毋”，强调真情的自然流露和人格的独立，对当代和后代都有巨大影响。姚先生夸奖傅山挑除了“巧媚”，人与字都可称之为“苍松古柏”。傅山以“气掀墨海笔吞鲸”的正大之气屹立于清代书坛，绝不步宋元的后尘。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第三句“旁参篆隶知奇变”。许多人都大加赞扬傅山的草书，岂不知傅山主张在写草书时参以篆隶的笔力加以变化。正所谓“古大家之书，必通篆籀，然后结构淳古，使转劲逸”。这首诗写了傅山铁骨铮铮的人品，写了傅山独树一帜的书法，是难得的佳作。
对于邓石如，在《手挽狂澜》和《篆隶独擅》两首诗中都写到了。邓石如，号完白山人。其书法擅多体，以篆、隶为优，熔篆隶于一炉，形成了以隶法写篆，以篆法写隶，又能将篆、隶融入行草中的艺术风格。他推崇碑学，极力扭转写贴之风气，被誉为碑派书法第一人。所以姚先生在诗中大夸邓石如“手挽狂澜”，使碑学大兴且卓见成效，又赞他“篆隶独擅”，并把篆隶巧妙地结合起来，“笔下见新姿”。但是，在夸赞之时，也尖锐地指出：邓石如的弱点是“文字欠工夫”。邓石如文字学欠精，往往在作品中出现不规范的字，甚至出现错字。在评价邓石如时，诗中又涉及到三个人，吴大澄、吴昌硕和康有为。在《篆隶独擅》一首中最后两句写道：“单从古篆评翰墨，愿向江东看二吴”。“二吴”即江苏的吴大澄、浙江的吴昌硕。吴大澄系同治七年（1867年）进士，著名金石考古学家，擅用小篆笔法写金文，强调金文篆籀的形体和结构，用笔光洁、精整，颇具书卷气。浙江的吴昌硕，书、画、印俱精。其书诸体皆能，于《石鼓文》上下工夫最多。篆书用笔加入了提顿，起收藏而不露，结体左低右高，使古朴的字体增加了浓郁的笔墨之趣和[奇][支]侧之趣。姚先生对“二吴”的篆书是赞赏的。诗中提到的另一个是康有为。康氏是戊戌变法的领袖，著名政治活动家和著名学者、书法家。他推重《石门铭》、《经石峪》等石刻和北碑书迹，倡导以学碑矫正学帖之靡弱书风。其《广艺舟双楫》就是碑学理论的重要著作。姚诗对康氏提倡碑学是赞成的，而且他自己也是碑学上下大工夫。但是，他对康有为矫枉过正，一味地否定“帖学”，以碑压帖也不赞成。在《手挽狂澜》诗中的最后一句就明确指出：“博雅方能树异旗”。而在《重帖轻碑》一诗中进一步阐明了自己的观点，论述了碑帖兼容的道理：“重帖轻碑骨力微，扬碑抑帖亦奚为，兼收博取形神俱，无事矜奇自出奇。”事实确是为此，清末的书法家在继承“碑学”的前提下，消除了“碑学”与“帖学”的隔阂，吸取各自之长，为书法艺术的发展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