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评《苏雪林：荆棘花冠》
张佳惠
李有亮先生在他出版的学术论著《给男人命名：20世纪女性文学中的男权批判意识的流变》一书的序言中表达了一个男性学者在涉足女性研究时的惶恐：即“其结果恐怕是‘两头不落好’：女性未必相信这样的努力就真能算得上是站在女性立场上说话，男性则会感觉到这种行为有点像‘挖社会主义墙脚”，这种惶恐不是偶然的，譬如此前也一再看到这种现象：一方面是一些男性学者认为女性研究有矫枉过正的泛滥之嫌，而且很容易走向狭隘，因此他们更多地主张用人权取代性别的权益之争以示男性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另一方面则是一些女性学者在大力鼓吹女性研究是一门独立、开放、崭新、多元且需要不断丰富发展的学科并呼吁更多男性学者的加入，甚至一些女性导师在招收学生时都要将性别列为考虑之列。种种现象说明性别问题还真是个问题。面对这种尴尬处境，男性学者应以何种姿态来观照女性文学？男性学者是否真的可以有更独到的解读？女性研究是否真的矫枉过正？用人权取代两性平等是否更科学？我是带着这些问题走进另一部男性学者的文学传记的，这就是方维保先生的《苏雪林：荆棘花冠》。
为一个女人，一个积极的女权倡导者作传；为带有“五四”烙印的“梦醒了无路可走”的一代人作传；为苏雪林，这个身前众说纷纭，身后迷雾重重的矛盾复杂的个体作传，作为一个男性学者，我不知道方维保先生有没有如李有亮先生那样的惶恐。如果有，他是怎样带着诸多的困扰如履薄冰的，又是带着怎样的坚决孜孜以求的？而且，即使撇开性别问题不谈，单就人物传记这种文体本身就已经暗含了对写作者的内在要求，这种要求不光包括才能、学识，还有写作者的身份确认。人物传记可谓汗牛充栋，尤其大师的传记有的不下数十本甚至上百本，但鲜有精品。究其原因，首先写作者的身份便是一个问题，即由谁来写。近之易伪饰，如果是亲人来作传，按照中国人“为尊者讳”的传统，容易将一个个性鲜明的人塑造成诸如五六十年代“革命文学”中“高大全”的英雄形象，成为一尊供人仰望的神；而远之则易伪造，关系疏远的人，尽管有为传主立言的执著，无奈苦于资料收集的匮乏，加之缺少近距离的接触等诸多客观原因，容易把一个生动鲜活的人写得过于教条刻板，只留了大致的轮廓印象而少了几分生气。此为其一。
事实上，写人说到底是写灵魂，否则便形同木偶。而灵魂的图景是最难刻画描摹的。尤其是作为“五四”一代新式知识分子，他们是思考的一代，抗争的一代，他们以奋不顾身的勇气冲击旧礼教、旧传统的种种束缚，以巨大的热情“求取新声于异邦”，希图盗来异邦的天火以改良时势，但同时，他们又时时受着因袭的重负，他们无法完全割裂历史，与传统做决绝的“断奶”，他们毕竟是吮吸着传统的乳汁长大的。除了大的时代、文化背景，还有来自家庭的、亲情的种种羁绊。用海德格尔的话说：“每一个人的此在都是所有历史的综合在他身上的显现”。换而言之，没有谁可以完全割裂历史而独立存在，这使得“五四”一代人身上因此多了几分苍凉悲壮的况味，这几乎成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一种集体写照。因此，为这一代人作传，历史的重负与现实的挤压、抗争的欲望与决绝的犹疑，冲决与退缩，拒斥与妥协，终于还是于蹒跚踉跄中踏出了一条微茫的路来。这是对后人的昭示，同时也是那个时代在他们身上投下的浓重的投影。因此，如果要进入“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就必须去直面那个风起云涌、飞沙走石的时代，去直面一代人内心的挣扎、彷徨、犹疑、不甘与不屈的抗争，这无异于一种精神苦役。此为其二。
另外，作为“五四”时期的女作家，女学人，女权的积极倡导者，一个毁誉参半谜团重重争议不休的话题，苏雪林带给人们更多的是一个又一个的“？”，正如作者对她的概括：“她给人的感觉太奇怪了：混乱、矛盾、陌生、梳理”，“很久以来，她是禁忌，是隐语，是被忽略的存在。”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我想很大程度上要归结为：她是一个女人。如果说那个时代所带给人的撕裂感是所有知识分子共同承担的，那么，作为女性，除了时代的撕裂感之外，还有这个时代特别加在女性身上的累累重负；如果用“荷戟独彷徨”来形容鲁迅先生在那个时代心境的苍凉的话，作为同时代的女性，则是连“戟”这种象征雄性和勇猛且极具杀伤力的武器都不曾有过，但余“彷徨”而已。她们唯一自保的“武器”就是向旧的传统妥协，按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循规蹈矩地做一个贤妻良母，“节哀顺变”不只是一句常有的慰藉，更是多数人选择的命运。作为刚刚从旧的牢笼中探出头来蹒跚学步的女性，一方面她们的解放思想才刚刚萌芽并不具备理性自觉的女性意识；另一方面则时时感到传统势力的强大和希望的微茫。她们一面受着不得不揭竿而起的苦难；一面又时时面临退回原地的随时可能妥协的危险。因此她们每走一小步，哪怕是前进一寸的距离都要付出相当的勇气和代价。而传统的力量几乎无处不在，许多时候会假以爱的名义将自由的精神扼杀。与苏雪林同时期的女作家萧红曾深有感触地说：“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却是因为我是个女人。”“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女性有着过多的自我牺牲的精神。这不是勇敢，倒是懦弱，是在长期的无助的牺牲状态中养成的自甘牺牲的惰性。……我要飞，但同时觉得……我会掉下来。”这段话对于那个时代的知识女性可能具有代表性的意义，同时也是介入女性生命的一个切入口。因为这种痛是独属于女性的，是非经历而无法真正体会的。此为其三。
带着这种先入为主的质疑来观照这本人物传记，一顶荆棘编制的花冠越来越清晰而耀眼地向人们绽放她特有的光芒，笔者兼用学者的缜密与作家的细腻将传主苏雪林的内心世界做了尽可能清晰透彻的解读。向人们展示了内心充满巨大热情和复杂情感的苏雪林，既带有那个时代的印记，女性自身的体验，更有作为名噪一时的作家和一生孜孜以求的学者的个体抗争。可以说，这本传记比较客观真实地描摹出了苏雪林灵魂的图景，同时也抠出了她内心深处的血，而后把缕缕的殷红一点一点地浸透在花冠上，让世人得以看清一个“五四”的产儿，一个女性，一个作家，一个学者灵魂中泣血的真实。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本传记是属于作为一个生命体个人的，但同时它又是属于像苏雪林一样的群体的。又有哪一顶花冠不是用荆棘编制而成的呢？这是它对所有向往进步并愿意为之抗争的人的启示。
传记从传主的生平入手，以时间为序，记录了长达一个世纪的女作家、女学者苏雪林的生命历程，从童年的叛逆天性、诗画神童到少女时代的拒婚求学、初为人师一直到百岁高龄含笑退场，中间穿插了两度出国，皈依天主，“恋母”与“寻夫”，婚姻的失败，与诸多学人及文人的友情和笔墨官司。在这由矛盾和抗争交织而成的历程中，我们感受最深的莫过于苏雪林错综复杂的多元人格：一方面三次拒婚，远赴异国他乡求学；另一方面最终却心甘情愿地在所谓“母爱”的光辉下做了旧式婚姻的牺牲品。一方面与丈夫张宝龄有着诸多理想与精神世界的差异而隔膜重重；另一方面却又难以交还对方完全的自由。一方面貌合神离陷入死亡婚姻，追求自由不愿苟且；另一方面却又将许多爱慕者拒之于千里之外并以此自律。一方面无法真正摆脱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和束缚；另一方面却在求学期间就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皈依天主而不顾成为众矢之的。一方面崇尚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本着“艺术至上”的理念毕生孜孜以求；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为衣食所累，因用微薄的所得赡养家人而最终导致与丈夫张宝龄反目。一方面省吃俭用生活拮据；另一方面又资助时运不济的落难友人，把毕生所得换成金条支援抗日。一方面为时政摇旗呐喊呼吁民族气节；另一方面又为自己的外甥参战而朝思暮想夜不成寐。一方面因“反鲁”事业而声名扫地为当时后世诸人诟病；另一方面又因悼念自己的恩师胡适而不惜得罪当局……所有这些史实无一例外地说明了苏雪林的这种多元人格与矛盾心态，而将这一切梳理清楚无疑不是一件易事。“言为心声”，因此笔者在仔细阅读了苏雪林带有自传体性质的文学作品《荆心》之后，用从“恋母”到“寻夫”连起了苏雪林的整个情感世界。“寻夫”：即从外部世界中寻求独立自主的解放之路。用它来解释拒婚，出逃，两度留洋，皈依天主，一生颠沛流离可视为其精神世界“寻找”之一脉。“恋母”：即对本土文化和传统观念的依恋，这直接造成了她的彷徨犹豫和抗争的不彻底性。用它来解释奉母命成婚，维持死亡婚姻，收养女儿，捐金抗日，常年与姐姐苏淑孟结成的姐妹家庭，暮年回归故里，甚至对胡适的忠诚膜拜可视为其精神世界“回归”之另一脉。也即传统文化所倡导的“母命不可违”、“顺者为孝”、“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叶落归根”等。“寻夫”与“恋母”，可以说是打在“五四”一代人身上的烙印，他们是刚刚被启蒙的一代，国患民忧造就了“思考的一代”，“梦醒了无路可走”（鲁迅语）又造就了“彷徨的一代”，“To be or not to be？This is a problem.”这种哈姆雷特式的发问像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在每一个觉醒的知识分子的头顶，从苏雪林身上我们得以窥见一个时代的缩影。其间未免夹杂妥协的不甘和抗争的艰难。
最为后世争论不休也是不可避免的话题无非是苏雪林一生所坚持的“反鲁事业”，这似乎成了苏雪林为很多人所不齿的一个重要理由，也为她在后人心目中的地位抹下了挥不去的一笔，甚至有人因此而对苏雪林的人品颇有微词。苏雪林因在鲁迅生前生后对其截然相反的态度被人称为落井下石的“鞭尸文章”，进而把鲁迅生前的“拥鲁”言论翻出来作为证据，这场浩大而长久的笔墨官司一打就是许多年，在这场“拥鲁”与“反鲁”的漫长战役中，苏雪林孤军奋战，甚至以一种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以中国的堂·吉诃德自居，并做好了赴死的决心。尽管她一再试图澄清作品与人应该分而述之，她认可鲁迅《阿Q正传》的意义和价值，但她认为鲁迅是“刻毒残酷的刀笔吏”，“病态心理，矛盾人格，为左派利用，为党国之大患”，她反对的更多的是“鲁迅宗教之流弊”，但在当时“拥鲁”风潮的巨大阴影下，苏雪林还是难免成为许多文人骚客的靶子。从知识分子应该毕生追求的“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来看，苏雪林当时提出的反对“鲁迅宗教之流弊”倒是具有警醒的意义。如果说有时下流行的“自我炒作”之嫌疑的话，试问即使在当时打着坚决“拥鲁”的旗号的文人骚客中，又有多少是没有丝毫杂念的？今日的学界小丑对前人的模仿作秀多有甚者，而距文学之精神和知识分子品格日远。从这个意义上讲，古人“以史为鉴”的“鉴”不像是“警戒教训”倒更像是“经验借鉴”。因此，若仅限大量的史料纠缠于大堆笔墨官司恐难理出头绪，一方面既要以史料为准，进入到当时的言论语境，尽可能客观地“还原历史”；另一方面还需越过历史的重重迷障，从是非恩怨中抽出身来，还历史以中肯、公正的评价。在鲁迅问题上，方维保先生在以大量翔实的材料为依据的前提下勾画出了这件事件的始末，在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上，他引用了另一位学者古远清的话：“刘心皇、寒爵与苏雪林关于‘文坛往事’的论战，被柳浪称为‘苏刘韩交恶事件’。其实，这不是谁与谁交恶，而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恶斗。他们的争斗已经超出了文学的范畴。刘心皇、寒爵抛出苏雪林当年的‘拥鲁’材料并加以影印重刊，主要不是为了学术上的求真，也不是‘纠正文坛往事说谎的邪恶风气’，而是利用学术讨论达到特定的政治目的，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双方都没有遵循文学论争的游戏规则。无论是刘心皇还是苏雪林，都不是在认真讨论这些问题，而是想从政治上击倒对方，故这场论战一开始便被包围在一种难以说清的诡异气氛之中。”应该说，这样的评价是客观公允的。
传记作为文学的一种，它既提供史实也讲究文学性，因此，传记不是史料的堆积和简单的记录，而是有血有肉，有述有评的科学分析。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本文学传记应该说是比较成功的。
（获山西省文联第七届文艺评论奖二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