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并不准备专门探讨农民问题，但《国际歌》中的一句歌词说得深刻：“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固然形成农民至今仍属“沉默的大多数”的原因很复杂，但因长期被压在精神文化的低层而造成的自身的思想素质不高是一个主要原因：一是小农经济及其意识在农村仍占据着统治地位。农村实行一家一户的土地承包制后，这种意识有增无减。二是农民缺乏现代教育，缺乏“五四”时期已经大力提倡的“民主与科学”的思想熏陶环境。这种生存状况桎梏了他们的思想观念，使他们长期固守着早已“不合理”的陈旧观念。可是，要提高中国九亿农民的教育水平和改变他们的旧观念谈何容易？我国的基础教育投入严重不足，教育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不达3%，位列世界倒数几位。对中国农民来说，现代化还只是在农村的院落里和田野上刮着的一股轻风，还远没有波及到这个庞大群体的核心———建立在传统的小农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心态文化层——农民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情趣等。中国农民的思想不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就只能是一句空话。中国农民思想现代化的过程是漫长的，仅仅靠投入严重不足的教育是不够的。一百年前，当鲁迅看到“许多中国人”，“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时，“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2］至今一百年过去，我以为鲁迅一百年前说的话并没有过时，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起码一部分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可以而且应该对促进农民的思想现代化有较大作为。
我并不赞同功利性十足的文学，但我主张兼备审美、教育、认识功能的文学。从宏观的角度来说，人类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都应该对人类的继续生存发展有利；文学作为人类所创造的一种精神文化成果，也应该对人类的继续生存发展有利；也就是说，起码应该有一部分中国文学应对中国农民具有审美、教育、认识功能。我想，鲁迅和赵树理正是在这样的价值观念和文学观念的基础上才树立了从事文学创作的人生志向的。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孔子认为中庸是道德的最高表现，他感到当时的社会太缺乏中庸了，他不得已而求其次：“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中行”即合乎中庸的行为。朱熹则说得更为明白：“中者，未动时恰好处。时中者，已动者恰好处”。由上所述，可见孔子的中庸之道是存在“合理内核”的：人类的行为多多少少总有些偏失之处，纠正偏失、追求恰当适度的真理是永恒的。我以为，中国文学不应像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样要求所有作家如茅盾、巴金、老舍、丁玲那样的大都市人也都去为中国农民写作，但也不应该如当前这样，所有作家都去写现代派甚至后现代派作品，起码应该有相当部分作家去关注还存在类似“洪洞黑砖窑事件”那样的悲惨生活的农民世界。作为一个中国作家，懂得了中国农民，了解了中国农民的思想和生活，才能全面理解作为中国人的“人学”——中国文学。
王富仁先生有一个独到观点，他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靠的是三种精神：一部分知识分子靠自己的绅士精神，另一部分知识分子靠自己的才子精神，第三部分知识分子靠自己的流氓精神”，“中国现代文化的绅士化的发展、才子化的发展、流氓化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从中国文化诞生以来从来没有达到的高点，这就使中国的鲁迅研究遇到了从鲁迅诞生以来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最大危机。这个危机既来自于外部，也应该来自于我们内部，所以说我们不要埋怨外部世界，中国鲁迅研究者自身也应该反思自己。通过自我反思，把处在这样最困难时候的鲁迅研究坚持下去。中华民族需要鲁迅，不能没有鲁迅。也就是说，中华民族不能光有一些绅士，光有一些才子，光有一些流氓，让他们占领我们的世界，鲁迅也要发出自己的声音。”［3］王富仁先生说得正确而深刻。但我想，中国文化延续至今，中国知识分子光有绅士精神、才子精神、流氓精神不行，再加上鲁迅精神也还不够。赵树理是鲁迅文学理想的最实在的继承者和具体实践者，他的“拆低文坛变文摊”的志向和在艰难的创作环境中作出的为中国农民创作的尝试是伟大而令人崇敬的，他的作品中渗透着的那种乐观、坚韧、善良、通达的精神是中国农民的灵魂深处的声音。中国历史几乎可以说就是中国农民的历史，尽管这历史充满了失败、杀戮、眼泪、牺牲、欺骗甚至人吃人……但也有成功、和谐、欢笑、诚实、人帮人……创造中国文明的基础是中国农民文化！中国农民的在千难万险、重重困难中乐观坚韧地创造文化的精神可以说就是中国农民精神的精华所在。赵树理是一位真正为农民创作的作家，是一个真诚的、有农民心的、忠于中国农民也忠于自己良心的作家。无论何时何地，他都不忘记为农民着想，他看到农民什么就描写农民什么。他把农民的真实生存状况和心灵世界展现给外部世界。这是一个他所熟知的世界，也是一个外部世界生疏的世界。许多人、许多作家口称为人民创作，口称关爱农民，其实真正落到实处的极少，而赵树理却能舍弃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欧美文学、转而去用土生土长的中国民间艺术去改变农民的落后愚昧生存状况和热情肯定农民的些许进步。有两篇与赵树理有关的文章特别能说明他的这一特点。一篇是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的《中国震撼世界》，一篇是新华社记者李普的《赵树理印象记》。杰克·贝尔登这样描写赵树理：“这时，他从外边走进来……一位幽灵似的人，身穿棉袍，头戴小帽。他像私塾先生似的鞠了个躬，就在我的炭火盆前找了个凳子坐下，贪婪地烤着手。他一边打着寒战，一边仰头看了我一眼，然后又重新垂下眼皮，从我的桌上拣起一颗瓜子，熟练地磕起来。他怯生生地看了我一会，不自然地笑了笑。一个很腼腆的人，我想。”但赵树理随后对这位美国记者说的话却是石破天惊的：“我不想做大作家，大富翁，我只想让老百姓喜欢看，买得起，我常去书店走走，了解买我的书都是些什么人，以便知道多少人爱看我的书。我还写能为群众演出的剧本，因为成千上万的农民不识字，这样，从前只有少数知识分子垄断的文艺作品，现在连穷人都普遍能看到了。”［4］李普也惊异赵树理的农民像：“剃着光头，穿着青色的中式对襟衣服”，“脸色黄中透黑，表情很朴素，很忠厚善良。看起来也像一般农民那样，似乎并不聪明”，“这是一个纯粹的农民，是一个从流俗的眼光看来的十足的乡巴佬。”李普同样记述了一段赵树理石破天惊的谈话：“他发觉新文学的圈子狭小的可怜，真正喜欢看这些东西的人大部分是学习写这些东西的人，等到学的人也登上了文坛，他写的东西事实上又只是给另一些新的人看，让他们也学会这一套，爬上文坛去。这只不过是在极少数的人中间转来转去，从文坛来到文坛去罢了。他把这叫做文坛的循环，把这种文学叫做文坛文学。至于他自己呢？他说：‘我不想上文坛，不想做文坛文学家，我只想上文摊，写些小本子夹在卖小唱本的摊子里去赶庙会，三两个铜板可以买一本，这样一步一步地去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做这样一个文摊文学家，就是我的志愿。’［5］”两年后他又一次讲：“在十五年前我就设下了宏誓大愿，要为百分之九十的群众写点东西，那时大多数文艺界朋友虽然已倾向革命，但所写的东西还不能跳出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圈子，当然就谈不上满足广大劳动群众的需要。”赵树理的这一志向在中国文学史上可谓“前无古人”，起码至今仍“后无来者”。后来赵树理沿着这条他自己设计的创作道路走了三十多年，给中国农民留下了虽然不多但也有百余万文字的“文摊”作品。我想，如果说中国农民也是“人”的话，如果真如许多文学家所承认的“文学是人学”的话，那么，赵树理尽管因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他为农民而创作所企及的程度离他自己当初所设想的程度还相距很远，但仅仅从他是两千多年中国文学史上唯一从农民审美需求的角度提出为农民创作并能虔诚地、坚忍不拔地去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奋斗，直到为此而献出生命这一点来看，他也是一位极具悲剧性的、具有崇高美的英雄作家！他历尽艰辛、一心一意、乐观幽默地为中国农民创作的志向简言之可以概括为“农民魂”，也可以概括为“赵树理精神”。十几年来，关于为农民创作的话题，间或在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几周年时热闹几天，偶尔也有人在节庆日或报头报尾说说为农民创作的问题，2006年也有一些单位和学术团体举行了貌似声势浩大的纪念赵树理诞辰100周年的活动，但这些声音和活动并未在整个社会或文坛上泛起多大波澜；农民的精神文化需求问题至今仍未引起全社会的关注，甘愿为无文化或低文化的农民创作、具有“赵树理精神”的作家似已消失，倾心做金钱权位奴隶的“写家”倒是如都市的小轿车一样如潮似水、层出不穷。这一切都说明：赵树理精神并未过时，现时的中国仍然需要赵树理精神。
基于以上理由，我以为当下中国的作家和文学研究者，应该对鲁迅所开创的、赵树理等继承发扬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文学给予足够的重视。
注释：
［1］李普：赵树理印象记［J］，《长江文艺》创刊号，1949，（6）。
［2］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1卷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416-417页。
［3］王富仁：我看中国的鲁迅研究［J］，新华文摘，2006（7）：85。
［4］杰克·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0，（38）。
［5］和荣安的谈话［N］，人民日报，1949-9-30。
（获山西省文联第七届文艺评论奖二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