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客观地说，新时期文学新质的出现，或者说它的突破与寻求，是从80年代初中期开始的，这就是由此一直到80年代末期占主导的审美化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也即我们常说的对审美现代性的追求。有学者把80年代文学思潮整个概括为人性化文学思潮，我以为是狭隘的、浅表的，也是笼统的、含混的。如果说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的确主要是围绕“人”、“人性”、“人道主义”展开的话，那1982年“朦胧诗”的出现就不是如此了，显然在思想主题和艺术表现技巧、形式方面都有了新的突破和寻求，顾城、北岛、王小妮、徐敬亚等人的诗让许多老诗人看不懂了。到先锋小说、新潮小说的出现就更使整个文学界以至社会惊异了，譬如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探索诗集》和《探索小说集》即可证明，书中分别汇集当时全然与旧不同的新异的诗与小说，内容主题写法均为引起争议的作品，在书的“编辑前言”中有这样一段话：“最近几年我国文艺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从题材内容到表现手段，从文艺观念到研究方法，无论是创作还是理论，出现了全方位的跃动。”就以小说而言，诸如其中所选的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徐星的《无主题变奏》等城市文化派小说，韩少功的《爸爸爸》和《女女女》、阿城的《棋王》等文化寻根小说、莫言《透明的红萝卜》等新感觉派小说，以及同时或前后出现的张洁、张辛欣的心理小说，马原、洪峰等结构主义派小说，池莉、方方等新写实派小说，都显示出一种全新的审美精神和创作理念，一种不同于传统现实主义的自由意识、文化品味以及虚无、荒诞、失落、苦闷等等现代意义上的人生探索与终极关怀，并呈现出空前的形式创新和对西方现代派艺术观念技巧的化用，形成一股不同于前的新异文学潮流。前面之所以辨析文学思潮的内涵所指，就是笔者并不以类型论把寻根文学或新写实文学等看作历史范畴的文学思潮，事实上它们只是审美现代性主潮中的一些小涟漪。这时期的主潮即是审美化现代主义思潮，不仅体现在创作上，理论上更是大张旗鼓。
众所周知当时谢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孙绍振《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徐敬亚《崛起的诗群》等系列理论文章，还有高行健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这里特别想提出与此呼应的两个关键性的理论话语——“主体性”和“向内转”，这也是中国80年代文艺学两大主流话语。就像陶东风所说的，“主体性”的核心在于强调作家创作的自主性、独立性和自由发挥，“向内转”的核心在于强调对人性内在情感世界的开掘表现［5］。从知识的谱系来看，它们是与当时引进的各种西方理论相呼应的，“主体性”可以追溯到西方启蒙主义现代性，秉承的是康德的普遍主体与人的自由解放的思想，具有对专制主义的批判力量；“向内转”把对于文学文艺学的审美自主性与独立性的强烈诉求与对于“四人帮”“工具论”文艺观的否定结合起来， 因而同样具有非常具体的批判意义。应该说，这样的理论思潮已经超越了人性人道主义思潮，与上述所说的审美现代主义创作思潮相呼应，共同推进了新时期文学向自身审美属性的回归，开拓了作家自由审美创造的空间，构成了新时期文学的进一步繁荣，使80年代文学在思想主题的开掘上和艺术形式技巧的探索上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当然，这一段文学中的问题也是存在的。比如理论上有人主张把创作引渡到生活之外，有人主张文学就是性、肉、快感，有人认为文学就是语言游戏、形式技巧，对西方理论生吞活剥不加批判地接受，西方生命哲学、非理性哲学思想成为一些作家创作尊奉的圭臬，某些作家脱离生活、把创作变成语言游戏的编配，以至最终导致先锋文学的衰落。这些创作上的极端化倾向是应该反思和记取的。
3. 进入90年代的中国，在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整个社会的急遽转型下，人们的生活方式、社会心理、价值观念、审美需要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明显呈现出许多后工业时代的心理倾向：物质欲望中心化，传统价值观迅速瓦解，中国社会开始出现西方消费社会的种种特征。与此相伴随的，是消费文化的应运而生，社会转型最终导致了文化与文学转型，文学总的来说边缘化了。同时，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极大地影响着人们的世界观、审美观、文学观，追求现世享受和感观刺激的快乐原则成为主导倾向，在整个社会世俗化、欲望化、享乐化思潮的推动下，加之市场经济和商业运作的加盟，文学日益形成了一股新的群体性趋向，这就是世俗化审美消费主义文学思潮，或者亦可称为后现代主义审美思潮。理论上，倡导消解崇高、消解意义、碎片化、平面化、无深度，创作上取媚于大众读者，追求感官刺激，将文学变成消遣游戏，通俗文学、新体验新状态文学、个人化写作、私人化写作、身体欲望写作、青春痛感自恋小说走上了中心地带，即使一些著名作家在一定程度上也汇入了进来，从书名便可感觉到这股世俗化审美消费主义思潮的波及，如最早贾平凹的《废都》，后来莫言的《丰乳肥臀》，池莉的《有了快感你就喊》，以至铁凝的《大欲女》等，都映现出世俗化审美与市场消费主义原则浸染文学的痕迹。
如果总体上将90年代的文学与80年代的文学相比，90年代的文学有别于80年代的变化是显然的：在观照视域上，城市生活成为了文学主要的表现对象；审美方式上，是典型的后现代色彩，即反宏大叙事、解构崇高、关注和描写普通人的庸常生活、表现商潮滚滚芸芸众生的世俗情感；作家身份与创作态度上，更多人仅仅把写作当成一种职业，听命于文化市场和读者消费需求的指令。这些都酿就了90年代世俗化审美消费主义的文学思潮。
当然这只是就主要趋向而言，并非说90年代就没有高雅文学、严肃文学，不能不看到一些有高远精神和艺术品位追求的作家作品，像熊召政的《张居正》、张洁的《无字》、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柳建伟的《英雄时代》、宗璞的《东藏记》、李锐的《无风之树》、张炜的《刺猬歌》等等。但这样一种世俗化审美消费主义的思潮还是应引起我们的注意，其最大的问题在于偏激追求感官快感中精神理想的沦落和艺术维度的消弭，市场化操作主宰了创作者的目标，创作的媚俗化、对作家作品的包装、利用传媒炒作、市场牟利等成为凸现的问题，许多创作呈现出愈来愈烈的粗鄙化文化倾向。事实上，审美的发展并不意味着唯欲望、唯快乐、唯消遣的弗洛伊德心理理论，它应是由“化成天下”之文化三维支撑起来的，这就是人文、历史、美学的维度，只有对社会、历史、人生价值的描写表述与对艺术形象及形式追求的完美统一，才能创造出真正优秀的有生命力的文学。而从现在的文学格局来看，精英文学正在向通俗文学大众文学靠拢，注重读者口味、市场效应，这有好的一面，使文学更加走向和贴近了民众，但文学毕竟是一种“艺术”而非“生活”，是否仍需要守护艺术的尊严呢？是否也有个培养大众、“化”大众的问题呢？由此而言，如何使文学的欲望化、粗俗化倾向转向健朗、高雅的审美品质是当代文学一个严峻的课题。
4. 至于文学思潮的将来流向，尚需等待和静心省察。而就目前文学的一个突出现象来看，是向边缘形式的拓展。显而易见，这种边缘拓展主要的作用力来自外在的力量，而又由外在力量变为内在的主体自觉。如众所周知，从90年代以来人们一直说得最多和听的最多的一个词就是“文学的边缘化”，由于社会转型和世俗化大潮，文学的确失却了以往神圣的精神光环不再占据中心，但文学的边缘化是历史的必然也是历史进步的征象，说明人的解放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结构相对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其实，我们不应该忽略，文学的“边缘化”表象之下是文学审美的日常生活化和普遍渗透，这就是文学写作方式、媒介与存在方式、鉴赏享受方式的变化和拓展，例如网络文学、手机文学、与影视联姻等等，这些都已成为主导文学的重要方面走进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电视剧大家天天看，很多人在线写作或读小说，各种节日像圣诞节、元旦、春节、元宵节等等亲朋好友发送阅读着诗情浓郁的文学短信，人气极高的“百家讲坛”更是文学与现代电视传媒的成功联姻。
文学的这种形式拓展与多元生存形态，是与当今市场经济、消费社会以及电讯图像时代特定历史条件分不开的，在有人呼喊文学沦落的悲哀之时，也有人高喊今天文学不是衰落了，而是渗透性更强了——化入了其他形式中并通过这些形式表现出来和传达出来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悲哉？喜哉？客观地说，在一个多元化多媒介的历史时代里，文学承载方式的多样化和传播途径的多样化是人类文明演进的必然，关键而重要的问题是精神提升，对于人文、历史、美学维度的守护和高扬。文学多元已是现实的事实，人们尽可各取所需、各美其美，但需要指出的是：毕竟载体形式不同，文学的审美效果不同，精神层面的含金量也是不同的。
注释：
［1］李赋宁：《阿诺德论文学和科学》，《英国文学论述文集》，231页，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7。
［2］刘增杰：《云起云飞——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思潮研究透视》，325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
［3］陈剑辉：《文艺思潮—关于概念和范围的界说》，载《批评家》，1986第1期。
［4］分别见[美]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306-307页，北京，三联书店，1984；韦勒克：《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的概念》，2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5］陶东风：《80年代中国文艺学主流话语的反思》，《学习与探索》，1999年第2期。
（第七届特别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