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3月间，在对鄂豫皖苏区进行围剿的同时，国民党当局便在南昌设立了赣粤闽湘边区剿匪总司令部。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总司令，广东省主席兼广州绥靖主任陈济棠为副总司令。何应钦抵赣后，于5月份重新调整部署，将围剿部队分为九路，分区清剿。
第一路余汉谋赣南区第二路陈诚赣西南第三路李扬敬闽南区
第四路蔡廷锴闽西第五路白崇禧湘赣南部边区第六路朱绍良南丰
第七路谭道源赣西北第八路赵观涛赣东北第九路孙连仲宜黄
目的是先肃清各区地方红军，再集中主力对赣南中央红军发动第四次围剿。然而从1932年初到1933年初，中央红军连续发动了六次进攻战役，虽然各有胜负，但是****的总体部署却又一次被打破。
1932年12月下旬，国民党军结束了对鄂豫皖苏区、湘鄂西苏区的围剿，终于腾出手来，重新调整了对中央苏区的围剿部署。集中了五十万大军，分为左中右三路，其战斗序列如下：
中央军总指挥陈诚
第一纵队罗卓英第十一师萧乾第五十二师李明第五十九师陈时骥
第二纵队吴奇伟第十师李默庵第十四师霍揆章第二十七师孙连仲第九十师吴奇伟（兼）
第三纵队赵观涛第五师周浑元第六师周碞第九师李延年第七十九师樊崧甫
预备队第四十三师刘绍先
这一路军是此次围剿的主力，以抚州为中心，分别向宜黄、棠阴、抚州、龙骨渡、金溪、浒湾等地集中。企图以分进合击的作战原则，包围红军主力于黎川、建宁、泰宁地区，并寻求决战。
左路军总指挥蔡廷锴
第四十九师张贞第五十六师刘和鼎第六十师沈光汉第六十一师戴戟第七十八师区寿年新编第二师卢兴邦新编第四旅
右路军总指挥余汉谋
广东第一师李振球广东第二师叶肇广东第三师张瑞贵广东第四师张枚新第四十四师王赞斌独立第三师李汉魂独立第二旅陈章
这两路以驻福建的十九路军和驻粤北赣南的粤军为主，均为清剿军，担任就地剿办，并策应中央军的行动。
总预备队
第二十三师李云杰第八师陶峙岳第二十四师许克祥第二十八师王懋德第五十三师李韫珩独立第三十六旅戴岳独立第三十二旅柏天民空军第三队张有谷空军第四队刘义曾
国民党军的进攻计划制定的十分详细周密，可谓志在必得，同时蒋介石于元月底亲抵南昌，主持进剿，指导一切。
但是各路军行动却不能一致。左路军蔡廷锴部因为赣闽毗连地区幅员辽阔，兵力难以集中，且受到赣东北、闽北方志敏、邵式平的红十军的牵制和袭扰，对中央军根本谈不上策应。右路军余汉谋部因去年七月间在南雄水口一战中受到过红军的严重打击，心有余悸，不敢再战。于是借口补给困难，迟迟不肯前进。蒋介石亦无可奈何。
最后只有指望中路的嫡系部队七十个团，约十六万人，能完成任务。但是尽管是嫡系，各部由于种种原因行动迟缓，至1933年2月中旬仍未能到达指定位置，这就给了红军以充分的时间来准备反围剿的战争。
为了准备迎击即将到来的对中央苏区的大规模“围剿”，朱德、周恩来、王稼祥于十一月二十四日向全方面军发布紧急训令，明确指出：“我们要认定，敌人大举进攻的战火就在眼前。”“全方面军及各作战地域的指挥员、战斗员，都应认识目前任务的严重。”“集中一切精神于歼灭敌人的当前的伟大任务上。”朱德、周恩来深知，要打破几十万装备精良的敌军的大举“围剿”，只有政治上的动员是不够的，必须抓紧时间努力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尤其是加紧军事训练。为此，他们发布了加紧军事训练的训令，提出：现在“特别是军事技能更有落后的现象”，“这在敌人大举进攻中，是不可容有的现象。因此，我们在这战斗问断的瞬间，拟予以迫切的训练。”为了便于指挥作战，朱德、王稼祥、彭德怀又在十二月二十六日，以中革军委的名义给各作战区指挥部发出密令，指出一定要运用前三次反“围剿”的经验，准备在整个战线上运动作战，以消灭敌人。同时又指出，必须估计到这次敌人的兵力比前三次“围剿”时增多了，“在战略与战术上，都有相当的变更和进步。因此，我们应较三次战役时期更有进步、更加紧张和努力的来部署一切政治上、军事上的动员。”在这期间，朱德还命令全方面军利用敌人没有大举进攻的时机，进行战前改编整顿，精简机关人员，充实连队，以加强前线作战能力。在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等领导下，第四次反“围剿”的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完成。
这时，红军只有五万余人，双方兵力是十与一之比。一九三三年元旦，红一方面军在黎川城举行北上誓师大会。当天，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发布训令，强调：“这次行动是粉碎敌人大举进攻的主要关键。争取这次行动的全部胜利，消灭当前的敌人，特别是陈（诚）、罗（卓英）、吴（奇伟）、周（浑元）各部，冲破抚州[河]流域的敌人围攻线，破坏敌人大举进攻的前线布置”，“这是开始一九三三年四次战役伟大胜利的中心任务”
朱德、周恩来随即指挥部队向北隐蔽急进，一月五日，歼灭黄狮渡守军一个旅，俘虏一千余人，生擒旅长周士达，北上首战告捷。由于红军的行动迅速而秘密，被俘的周士达供称：“红军包围了黄狮渡后，才知道大部红军到了。”接着，朱德、周恩来又指挥部队向金溪秘密运动，很快占领该城。随后又进行了黄狮渡、浒湾战役，共歼敌两千余人，缴获不少。但红军的伤亡也比较大，红五军团副总指挥赵博生不幸牺牲。
金资战役之后，红一方面军以战备姿态集结于金溪、浒湾、黄狮渡地区。****临时中央要求红军不等敌人大举进攻布置完成，就集中一切力量，首先粉碎抚河敌人全部，然后各个击破增援敌军。于是决定将闽浙赣苏区红十军，闽西苏区红十二军，赣南苏区红二十一军调归红一方面军总部统一指挥。1月23日，红十军南渡信江，同一方面军会合。随即与第三十一师合编为第十一军。第十二军和第二十一军也先后到达宜黄、乐安、崇仁地区。第十二军和第二十一军北调后，闽西和赣南地区分别成立了第十九军和第二十三军。这样，在反围剿前夕，红一方面军共辖第一、第三、第五军团和第十一、第十二、第二十一、第二十二军，共约七万余人。
这时，国民党当局加快了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的部署。一月三十一日，蒋介石在南昌主持召开军事会议。不久，蒋介石亲自兼任江西省“剿匪”总司令，并设置南昌行营，统一指挥“围剿”中央苏区的军事行动，并采劝固守城防”的新策略。在这种新的情况下，朱德、周恩来等原来设想的先发制人、在抚河以东调动并消灭敌人的计划已不可能实现。他们便在二月二日率领部队转移到黎川附近待机。
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的时间日益逼近了。二月三日，周恩来、朱德、王稼祥致电中央局：“连续的、残酷的战斗立刻就到，战争与军事布置更应确定统一指挥。提议中央局经常给我们前方以原则上与方针上的指示，具体部署似宜属之前方。”最后一句话，就是要求远处后方的中央局不要处处干涉前方军事行动的“具体部署”。但这个意见仍没有被中央局所接受。次日，中央局给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回电说：“在目前敌人据点而守的形势下，无法避免攻击坚城。”并称根据中央指示电，“在总政治任务之下，应以抚州（临川）为战略区。目前行动，先攻南丰为适宜。”“并乘胜威胁南城、抚州，是我们目前的方针。”“此新计划经中央局全体通过，请立即讨论，并电告执行的具体部署。”中央局的意思已很清楚：对攻打坚城南丰不容再有争论，必须坚决执行。
但周恩来、朱德、王稼祥仍在二月七日致电中央局并转中央，再次陈述意见：“请求中央、中央局须给前方的活动以机断余地和应有的职权。否则，命令我们攻击某城，而非以训令指示方针，则我们处在情况变化或不利的条件下，使负责者非常困难处置，因在组织上，尤其在军事上，须绝对服从上级命令，不容丝毫延搁。但在责任上、在环境上，我们又不得不向你们陈述意见。”
由于中央局一再坚持要强攻南丰，朱德、周恩来只得在二月九日率领方面军由黎川附近向南丰地区开进。十二日黄昏后，命令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各一部在夜雨中向南丰城西北面的外围阵地发起攻击。但因守军工事险要坚固，经过一夜猛攻，未能突破，歼敌不足一营，而红军却损失四百余人，师长彭鳌和两名团长阵亡。
陈诚深知南丰地势险要，是以后“进剿”赣南的支撑点，因此，除要求陶峙岳的第八师固守南丰外，还令驻在南城的许克祥部第二十四师驰援南丰。并指挥中路军各纵队由北向南挺进，特别是要求罗卓英率领的主力第一纵队（辖第十一、五十二、五十九师三个师）迅速向宜黄地区集中，准备将红军主力围歼于南丰城下。
朱德、周恩来很快看清陈诚的这一意图，认为如仍按中央局的意见继续强攻南丰，必将遭受国民党大部队的包围，使红军陷于极端危险的境地。他们果断地决定把强攻南丰改为佯攻。留下一部分兵力佯攻南丰城以迷惑对方，命令红一方面军主力迅速撤离南丰，秘密转移。
这时，陈诚所部由吴奇伟指挥的第二纵队也正向南城前进；罗卓英指挥的第一纵队第五十二、五十九两师已于二月二十一日和二十二日在乐安集中；罗卓英亲自率领的第十一师正向宜黄推进。他们准备在第一纵队主力同第二纵队会合后，将红军主力围歼在南丰、广昌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