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6月，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华北和国民党的卖国活动，使全国人民抗日热情空气高涨。一、四方面军会师后，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向哪里发展，在哪里建立新的根据地。党中央根据******的建议，确定了北上创造川陕甘根据地，推动全国抗日高涨的战略方针。6月15日，******、周恩来、朱德等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为反对日本并吞华北和蒋介石卖国宣言》。这时，敌薛岳部追击红一方面军已精疲力竭，北面的胡宗南部尚未完成堵截部署，东面的川军屡遭红军重创，一时无力向红军发动进攻。红军以13万之众向北发展，消灭胡宗南的条件已经具备。16日，中革军委两次致电在茂县的张国焘：“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是应该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目前计划则兄方全部及我野战军主力，均宜在岷江以东对于即将到来的敌人新的大举进攻，给以坚决的打击，向着岷、嘉两江之间发展。至发展受阻时，则以陕甘各一部为战略机动地区。因此，坚决巩固茂县、北川、威洲在我手中，并击破胡宗南之南进，是这一计划的枢纽”。“以懋功为中心之地区，纵横千余里，均深山穷谷，人口稀少，给养困难，大渡河西岸，直至峨眉山附近情况略同，至于西康，情况更差。”同时，中央电令张国焘率军北上，乘敌胡宗南主力来松潘之前，红军沿岷江两岸北上，攻占松潘，尔后可以顺利进军甘南、陕南和川北广大地区。17日，******等中央领导人在懋功接见了红30军政委李先念详细询问了红四方面军和川陕根据地的情况，表示要打回川陕边去，建立川陕甘根据地。20日，徐向前奉命到懋功向中央陈述张国焘“东扣岷江，南掠天、芦、灌、邛、大、名”的意见。******、周恩来等在芦花接见了徐向前，并指出：今后一、四方面军的行动方针，就是北上抗日，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促进全国抗日高潮的发展。（徐向前《永远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随后，******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授予徐向前一枚五星金质奖章，以表彰他在中国革命事业中的卓越贡献。
但是，作为四方面军主要领导的张国焘对当时形势作了错误估计，认为革命处于总退却阶段，不同意中央的行动方针。17日，他致电张闻天、朱德、******、周恩来，提出“占领青海、新疆，首先集主力打。”“暂时利（向）南打进攻。”
18日，张、周、朱、毛针对张国焘的主张，又致电红四方面军领导人，指出：“目前形势须集中火（主）力首先突破平武，以为向北转移枢纽。其已过理番部队，速经马塘绕攻松潘，力求得手。否则兄我如此大部队经阿坝与草原游牧区域入甘、青，将感决大困难，甚至不可能。向雅（安）、名（山）、邛（崃）、大（邑）南出，即一时得手，亦少继进前途。因此力攻平武、松潘，是此时主要一着。”20日，又致电张国焘：“从整个战略形势着想，如从胡宗南或田颂尧防线突破任何一点，均较西移作战有利。”并要求张国焘“立即赶来懋功，以便商决一切。”（张廷贵、袁伟《中国工农红军史略》第291—292页。）
26日，为统一战略思想，****中央政治局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举行扩大会议，讨论战略方针。张国焘参加了会议。会议首先由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和军委作关于战略方针和军事行动方针方案的报告，其基本内容是夺取松潘，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之后，会议围绕周恩来的报告进行了讨论。张国焘首先发言，主要介绍了红四方面军的活动情况，接着提出集中12个团在松潘地区打击胡宗南的建议。彭德怀、****、博古发表了意见。接着，******发言表示“周报告国焘等发言我同意”。接着他提出五点意见，即建立根据地问题、战争性质问题、高度机动问题、集中兵力问题、统一指挥问题。之后，王稼祥、邓发、朱德、刘伯承、聂荣臻、凯丰、刘少奇、洛甫等人相继发言。所有人都表示同意周恩来的报告和他提出来的北进的战略方针。最后，周恩来根据大家讨论的意见，作了总结。会议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政治局决定。（《****党史风云录》第299页。）
28日，党中央政治局正式做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2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会议，张国焘出席了会议。会议听取了博古关于华北事变、日军向北平进攻等情况的报告，决定以****中央名义发表宣言或通电、写文章、向国民党军派遣工作人员。同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张国焘、王稼祥和总参谋长刘伯承根据中央的决定，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规定岷江大桥地区留8个团，懋功地区留两个团，钳制东南两面的敌人，掩护后方工作；主力37个团，分别由箭步塘、塘口、芦花地区，分左、中、右三路向松潘及其西北地区开进，歼灭松潘地区胡宗南部队，控制松潘以北及东北各道路，以利向北作战和发展。29日，为了统一军事指挥，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决定张国焘为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军委委员。30日，****中央、中革军委离开两河口北进。
张国焘在两河口看到一方面军在长途转战中大量减员，已不足3万人，且装备简陋，他私下对人说中央红军是“叫花子的队伍”。他自恃人多枪好，公然说“谁有军队，谁最强，谁就应该当领导”。为了达到争取军事领导权的目的，他进行了一系列的活动。
他挖空心思拉拢一方面军高级干部。在两河口会议期间，张国焘曾宴请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和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宴中，他对客人分外热情，还决定拨两个团补充红三军团。聂荣臻后来回忆说：“两河口会议是张国焘野心暴露的起点。······在两个方面军会合以后，一方面军中也确有人从一种不正确的动机出发，歪曲地把一方面军的情况和遵义会议的情况，偷偷地告诉了张国焘，也使张国焘起了歹心，认为中央红军不团结，他有机可乘。对张国焘这个人，过去我是了解的。他狡猾阴险，个人野心很大。所以，我对他是有警惕的。”在张国焘后来与中央再次发生争执时，聂荣臻已获知张国焘要调他任红31军政委，调****去另一个军任军长，因此他告诫一军团军团长****说：“你要注意，张国焘要把我们‘吃掉’。”****不以为然，说聂荣臻是宗派主义。聂荣臻说：“怎么是宗派主义呢？对这个问题，我们要警惕。张国焘和中央的思想一贯不一致。我们应该想一想。我说这是路线问题。”****反驳说：“既然是路线问题，你说他路线不对吗？那他们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哪？我们才几个人哪？”他们谁也说服不了谁，竟然动气拍了桌子。（《聂荣臻回忆录》第277—278页、283—284页。）
两河口会议后，彭德怀奉命接应四方面军领导人和部分部队到芦花镇。张国焘派他的秘书黄超给彭德怀送去了几斤牛肉干、几升大米、二三百银元，并打听中央政治局5月12日在会理召开扩大会议的情况，游说彭德怀支持张国焘。彭德怀后来说：“送了一点吃的这倒不稀奇，送二三百元银洋引起我很高警惕：完全是旧军阀卑鄙的手法。”（《彭德怀自述》第201页。）
6月30日，张国焘带着十分沉重的心情离开两河口回茂县。他认为除了朱德外，******、张闻天、博古等人都联合起来对付他；委任他为中革军委副主席是轻看他，甚至中央有急于控制四方面军的意图，达到立即实行北上的目的。在经过下东门时，他见到了徐向前，却不愿多谈会见中央领导和两河口会议的情况，只是告诉了一方面军减员严重等情况。当徐向前问及下一步军事行动时，张国焘介绍了中央的《松潘战役计划》后说：“我看还是先取川西南比较好，否则，粮食、给养都不好办。”徐向前认为，“平武那边，地形不利，硬攻不是办法；松潘地区不利大部队展开。我和昌浩商量，准备扣住黑水，分路迂回袭击，或许能够取胜。南下固然能解决目前供应上的困难，但一则兵力有限，二要翻越雪山，且不是长久立脚之地，万一拿不下来，北出将会遇到更大的困难。”张国焘沉思良久，表示同意先打松潘，但仍未放弃南取邛崃山脉地区的意见。回茂县后，张国焘打电话，要徐向前按中央的决定攻打松潘，具体部署是：以王树声率岷江支队4个团控制北川至茂县一线阵地，继续阻击和牵制川军，并吸引胡宗南部队南向；以徐向前、陈昌浩各率中路、右路部队，分路经黑水、芦花北进，出毛尔盖，迂回松潘。（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426—1427页。）
7月1日，张国焘致电党中央，提出“我军宜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7月6日，徐、陈率部从理番、茂县出发。当日，****中央派出由刘伯承、李富春、林伯渠、王稼祥、李维汉等组成的中央慰问团到达红四方面军总部驻地杂谷垴慰问四方面军并传达两河口会议精神，很快在四方面军中引起强烈反响。红9军政治部在编印的小报《不胜不休》第10期登载文章，号召红军全体指战员“在党中革军委直接统一指导之下，”彻底消灭川敌残部和胡宗南部，为****川陕甘而努力斗争。
张国焘表面欢迎中央慰问团，暗地里却对其实行严密封锁，严格限制指战员和慰问团成员接触。他把廖承志、罗世文、朱光等可能向中央慰问团反映情况的人隔离监禁起来，甚至在中央慰问团到来前后，竟下令秘密杀害了个别了解他底细的人。原西北军委、红四方面军参谋长曾中生拖着病残的身体，被绑着长征到达杂谷垴。此时，他通过保卫局干部陈明义，得知中央慰问团到来的消息，高兴得流了泪。他立即给党中央和张国焘写信，要求释放他，以便继续为党工作，并听候中央的处理。在这之前，******曾几次要求张国焘把曾中生交给中央，但都被拒绝。曾中生在信中发出的大义凛然的呼声，使张国焘坐卧不安。张国焘扣压了曾中生给党中央的信，不准他与中央慰问团见面。不久，在红军由卓克基向马尔康行军途中的一天夜里，张国焘下令在卓克基以北的森林里将曾中生秘密杀害，年仅35岁。随后，张国焘指使人在卓克基南面大喊大叫：“曾中生逃跑了！向番人投降去了！快追呀！”张国焘又让一些人装模作样地到附近山上“搜索”了一夜。第二天，张国焘说：“曾中生通敌，掉到河里淹死了。”同时，张国焘还装腔作势地将看管人员抓起来审讯、关押，以掩人耳目。党中央对曾中生的安危一直十分关心，直到1936年2月8日，******、周恩来还特意请张浩以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名义电示张国焘：“鄂豫皖肃反颇多‘左’的错误，扩大化。……廖承志、曾中生即使有反动嫌疑，亦须保全其生命安全，并给以优待。”
张国焘在与中央慰问团成员的谈话中，一再提出解决统一组织问题，建议充实红军总司令部，让徐向前、陈昌浩参加总司令部的工作，以徐向前为副总司令，陈昌浩为总政委；军委设常委，决定战略问题。李富春认为事关重大，便于7月6日致电中央汇报了此事。
7月8日，张国焘在杂谷垴召开四方面军高级干部会议，抓住《前进报》载文批评“西北联邦政府”一事大做文章，挑拨一、四方面军的关系。9日，他又指使川康省委致电党中央，提出：为统一指挥，迅速行动，进攻敌人起见，必须加强总司令部。向前同志任副总司令，昌浩同志任总政委，恩来同志任参谋长，军委设主席一人，仍由朱德同志兼任，下设常委，决定军事策略问题，请中央政治局速决速行，并希立复。署名的川陕省委领导人是：周纯全、刘瑞龙、黄超、张琴秋、李维海、谢富治和吴永康。10日，张国焘得知一、四方面军先头部队抵达毛尔盖后，再次致电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再次提出宜迅速解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反对右倾。当日，朱德、******、周恩来联名致电张国焘，指出：“分路北上原则早已确定，后忽延迟，致无后续部队跟进盼如来电所指，各部真能速调速进，勿再延迟，坐令敌占先机”。“弟等今抵上芦花弟急盼兄及徐（向前）陈（昌浩）速来集中指挥”。16、17日，张国焘、徐向前分别到达芦花镇。陈昌浩得知后，便于18日致电张、徐并转朱德，提出：“职坚决主张集中军事领导，不然无法顺利灭敌。职意仍请国焘出任军委主席，朱德任总前敌指挥，周副主席兼参谋长。中政局决大方针后，给军委独断决行”。（《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89页。）陈昌浩还利用与张闻天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同学的关系，多次找张闻天谈话，希望张闻天支持张国焘。为了团结张国焘，******、周恩来、张闻天等人商议，尽量满足张国焘的要求。******认为，张国焘是个实力派，有野心，不给他一个相当的职位，一、四方面军很难合成一股绳。张国焘想当军委主席，但现在由朱总司令担任，他没法取代。让他当副主席，同周恩来、王稼祥平起平坐，他不会甘心。周恩来提出不再担任红军总政委的请求。张闻天提议把总书记交给张国焘。******不同意，他认为，宁愿交出总政委，不能交出总书记，如果那样就麻烦了。经过反复权衡，******对张闻天说：“让他当总政委吧。”这样既考虑了张国焘的要求，又避免了他全部掌握军权，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7月1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芦花镇召开，出席会议的有朱德、洛浦、张国焘、周恩来、******、博古、王稼祥、凯丰、邓发共9人。议题是研究解决统一指挥和组织领导问题。会议通过了张闻天提出的人事安排方案：张国焘任红军总政治委员，徐向前、陈昌浩分别为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和政委，博古为总政治部主任。当日，中革军委发出《任朱德仍兼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为总政委通知》：“奉苏维埃中央政府命令：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仍以中革军委朱德同志兼总司令，并任张国焘同志任总政治委员。特电全体知照”。7月21日，党中央在黑水附近的则格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与张国焘进一步会商“组织问题”。会议决定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治委员，杨尚昆任政治部主任，叶剑英任参谋长。如此一来，红军行动的决策者就成了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实际权力掌握在张国焘手中。张国焘认为目的基本达到，于是欣然就职。
中革军委于同日发出《关于一、四方面军组织番号及干部任免致各军首长电》。其军队编制序列是：
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张国焘、周恩来、王稼祥。
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张国焘，总参谋长刘伯承
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徐向前（兼），政治委员陈昌浩（兼），参谋长叶剑英，副参谋长李特。
第1军（原红1军团）：军长****，政治委员聂荣臻，参谋长左权。
第3军（原红3军团）：军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参谋长肖劲光。
第5军（原红5军团）：军长董振堂，政治委员曾日山，代参谋长曹里怀。
第32军（由原红9军团部队编为第94师，军委另将红四方面军31军第92师暂归第32军指挥）：军长罗炳辉，政治委员何长工，参谋长郭天民。
以下为原红四方面军各军，番号未变：
第4军：军长许世友，政治委员王建安，参谋长张宗逊（原红1军团）。
第9军：军长孙玉清，政治委员陈海松，参谋长陈伯均（原红5军团）。
第30军：军长程世才，政治委员李先念，参谋长李天佑（原红1军团）。
第31军：军长余天云，政治委员詹才芳，参谋长李聚奎（原红3军团）。
第33军：军长罗南辉，政治委员张广才，参谋长李荣。
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一方面军中有些犯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又用“左”的眼光看待四方面军，指手画脚，横加指责，说四方面军“政治落后”、“军阀主义”、“逃跑主义”等等。这使张国焘十分不满，同时也激起了四方面军干部的反感。张国焘在四方面军和川陕省委中散布“中央政治路线有问题”，“中央红军的损失应由中央负责”、“军事指挥不统一”等等。四方面军中也有些同志议论一方面军部队装备不行，打了败仗。两军的团结因此受到了不应有的损害。
早在两军会师时，，******就主张团结第一，大局为重。杨尚昆去总部任政治部主任时，******对他说，同张国焘斗争要像吃牛皮糖，即要有韧性，不要像玻璃，一碰就碎。叶剑英接到任命后，立即带领部分人员从黑水出发，翻过四五千米的打鼓山，向毛尔盖进发，准备执行松潘战役计划。他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告诫同志们到四方面军中工作，一要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战略方针，坚持北上抗日；二要虚心学习四方面军同志的长处，主动搞好团结。总司令朱德从一致对敌的大局出发，耐心做各方面的工作，努力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不论在平时还是正式会议上，他都高度评价四方面军的英勇斗争业绩。他还多次同徐向前在火塘边一面烤白薯充饥，一面语重心长地说，大敌当前，两军的团结最为珍贵，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
为了增强两军团结，徐向前严肃地批评了随便议论一方面军的同志的行为，并嘱咐部队要学习一方面军的长处。同时，他看到一方面军减员太大，老干部保存多，亟需补充，又考虑到向一方面军学习，因此主动向中央建议，请一方面军派几位得力干部到四方面军总部工作或任军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同时从四方面军中抽调成建制部队补充一方面军。张国焘开始不同意，经徐向前多次做工作，并经中央批准，这一建议才得以实施。一方面军派出陈伯均、张宗逊、李聚奎、郭天民等到四方面军担任参谋长。四方面军则抽调给一、三军团3个建制团共3700余人。徐向前对******十分敬重，他将自己的大米省下来，派警卫员给******送去。周恩来卧病在床，徐向前亲自前去探望并送上几斤牛肉给周恩来补养身体。徐向前的这些行动加强了一、四方面军的团结。
余洪远所率筹粮工作队和所建接待站，给经过卓木雕地区的中央红军以大量物资补充。筹粮工作队还在卓克基建立了3个大粮站，加工了炒面、糌粑、玉米粉，储蓄了土豆、萝卜、白菜等蔬菜，补充经过这里的中央红军。筹粮队还按每人30斤粮食的标准，对中央机关和军委总部给予重点补给，并给中央机关送去了一批油和骡马。考虑到******的具体情况，筹粮队给******送去了一匹温和的好马，还派男医生孙玉华作******的护士。筹粮队在马尔康一带共筹集了200万斤粮食，2万斤盐和部分牛羊、骡马及蔬菜。朱德赞扬筹粮队说：“搞了这么多东西，真完成了一项光荣的任务呀！中央领导同志、中央机关和不少一方面军的同志都吃到了你们搞的粮食，我还吃到了你们从中坝带来的腊肉呢！”（余洪远《忆长征中江油人民的巨大贡献》。）红９军政委陈海松动员部队筹集了几百套灰布军装和一些酥油、炒面送给红五军团。红四方面军从人员到物资上给予中央红军的大力支援，增进了两军的团结。
7月21日至22日，****中央政治局在芦花镇召开会议，集中讨论四方面军的工作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博古、王稼祥、李富春、邓发、凯丰、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会上，首先由张国焘汇报了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和川陕根据地对敌斗争情况及反围剿情况。接着，徐向前汇报了四方面军的军事斗争情况。陈昌浩扼要汇报了四方面军政治工作的情况。徐向前和陈昌浩因要率前敌指挥部去毛尔盖，没有参加第二天的会议。
******在发言中说，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起，关于红军的扩大巩固，两个苏区的发展和巩固，无数次击破敌人，总的看路线是没有问题的，但有缺点和错误。军事指挥上的缺点，军委将另行讨论。在鄂豫皖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时没有充分准备，没有准备打，又打得不好。在通南巴打退了刘湘部队，胜利后又放弃是个严重错误。红四方面军领导对建立政权有不足和错误的地方，没有严格了解建立政权与建立红军的密切关系，提出西北联邦政府在组织上、理论上都是错误的。张国焘对******的批评有些不满，他辩解说：“川北苏区固应保卫，松潘亦应当控制，但这决定于四方面军的力量，而非决定于主观愿望。”“我们当时的主要努力是策应一方面军，而我们的兵力有限，不能过分分散使用。如果中央并不以为四方面军策应一方面军的行动是多余的或错误的，就不应苛责四方面军不能完成力不能胜的其他军事任务。川北苏区即使当时留置了较多的兵力，事实上也不能达到保卫的目的，而一方面军当时能否渡过大渡河到达懋功，尚成疑问，四方面军果真全力北向夺取松潘，中央不会批评我们隔岸观火，看轻忧戚相关的大义？”博古在发言中肯定了四方面军的成绩，同时指出了张国焘领导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朱德认为，应对四方面军给予正确估量。他肯定了四方面军的成绩，也分析了部队政治工作、地方工作及战略战术配合等方面的缺点和不足，没有提出尖锐批评，只是希望加以改进。同时，他主张目前正处在行军作战期间，一切服从战争的胜利，暂缓讨论军事以外的问题。张闻天最后作了总结发言，肯定四方面军一般领导是正确的，部队很有战斗力。同时指出了其缺点和错误，强调在新的环境下创造新苏区是当前的中心任务，提示过去工作的弱点是为了总结经验。张国焘对中央的批评不但不接受，反生不少怨恨情绪。（姚金果、苏杭《张国焘传》第317—318页。）
芦花会议后，红军主力继续北上，7月28日到达毛尔盖。在张国焘于卓克基一带按兵不动40余日，一、四方面军50多个团13万人滞留期间，蒋介石已完成了对红军的围追堵截部署：胡宗南主力4个师27个团已集结松潘地区，堵住了红军原计划经松潘入甘南的道路；邓錫侯28军、刘文辉24军等部重新占领了懋功等县；刘湘21军、孙震48军等部进占了北川、茂县、威洲及岷江东岸地区；薛岳部也由雅安进抵文县、平武，随时可以策应。红军由此失去了可以击溃甚至消灭胡宗南尚未集结的孤立无援的的27个团，占领松潘，东出四川的时机，使红军处于极端不利的危险境地。1943年，周恩来在见到胡宗南时，曾提起过此事。胡宗南说：“当时我们很困难，如果红军一进攻，我们非垮不可。”（成仿吾《记叛徒张国焘》第116页。）
****中央、中革军委抵达毛尔盖后举行会议，研究敌情，决定放弃松潘战役计划，以红军主力西指阿坝，北进夏河地区，争取在洮河流域消灭阻敌，进入甘南。徐向前和陈昌浩提议集中红军主力向一个方向突击。张国焘则主张分左、右两路行动，中央采纳了这一建议。8月3日，红军总部制定了《夏（河）洮（河）战役计划》。中革军委决定：以第1、3、4、30军组成右路军，由****中央、******、周恩来率领，从毛尔盖向班佑、巴西地区开进；第5、9、31、32、33军组成左路军，由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率领，以马塘、卓克基为中心集结，向阿坝地区开进，然后东进到班佑地区同右路军会合，向甘南进军。
部署既定，战役准备积极进行。但这时，张国焘仍然对芦花会议耿耿于怀，认为只批评四方面军不检讨中央的政治路线是不公平的；如果不解决中央的政治路线问题，以后的军事行动就会失败。于是，他召开了四方面军紧急干部会议，宣布中央执行的是机会主义路线，指责遵义会议是调和主义，要求博古退出书记处和政治局，周恩来退出军委，并提出要将四方面军的十几个干部分别批准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及书记处书记。由此一来，一、四方面军的关系急剧恶化起来。
在这种情况下，8月4日至6日，党中央在距毛尔盖约20公里的沙窝举行政治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刘伯承、傅钟、凯丰、邓发、博古等领导人。会议提出两项议程，一是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与任务；二是组织问题。首先对张闻天起草的《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形式与任务》的决议草案进行了讨论。******首先发言，他在发言中说“草案在开会前与昌浩、傅钟同志商量过，同意”。朱德、邓发、凯丰发言后，张国焘发言，他拒绝决议草案对他在四方面军的工作提出的批评，并吹嘘自己领导四方面军开展了赤区，打了很多胜仗。他批评一方面军纪律松弛，并有失败主义情绪，一方面军领导应检查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他没有直接指出中央政治路线是错误的。至于苏维埃运动遭受挫折的原因，他说，既不能说是敌人飞机大炮的厉害，也不能当作只是我们军事上的失算，主要还是这一运动不合时宜，没有为广大群众所接受。所以，不能不从中央政治路线上找原因。对清算中央政治路线的问题，与会的多数人表示同意遵义会议的决定，即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没有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是军事上的错误，已经得到了纠正。
陈昌浩在会上认为决议草案对张国焘的批评完全是误会，并担保张国焘没有****的意思，说张国焘批评一方面军是“希望改好，并不轻视”等等。其他与会者在发言中对决议草案的内容作了一些补充后，由洛普作了结论。会议基本通过了决议草案，并责成常委对决议草案作最后的修改。
在讨论组织问题时，张闻天本着“吸收四方面军干部参加中央工作”的精神，代表政治局提出经过预先磋商的名单，增补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为正式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为候补中央委员，增补陈昌浩为政治局正式委员，周纯全为候补政治局委员。张国焘见这个名单不符合他原来要求增补四方面军干部9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不能在数量上压倒多数的意图，十分不满地说：“在坚决提拔工农干部的原则上，还可以多提几个人嘛！”“吸收新人参加工作，只是实施党内民主，并不是什么推翻中央领导的阴谋。反之，不让新人参加中央工作，政治上军事上的重大问题也不让同志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这就无异于阻塞了团结之路。”他接着提出，应该从一、四方面军遴选少数干部列席政治局会议，并参加军委会和其他中央机关的工作，将有百利而无一害。******、张闻天等已看透张国焘是想形成多数来控制中央，所以在中央委员人数上坚决不松口。但是为了团结大局，在组织问题上作了些必要的妥协和让步，同意陈昌浩、周纯全为政治局正式委员。会议还决定由周恩来兼任一方面军司令员和政委，陈昌浩任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周纯全任副主任。
8月5日，沙窝会议做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再次肯定了中央“北上”的方针，否定了张国焘“南下”的主张。决议断定：“中国革命形势依然存在，苏维埃革命并未低落，而是继续发展着。”“尤其是一、四方面军两大主力在川西北的会合，造成了中国苏维埃运动在西北开展极大胜利的前途。”决议还不点名地批评张国焘，“红军中个别的同志，因为看到党在某些工作中的错误与弱点，而认为是党中央政治路线不正确，这种意见是完全错误的。”
张国焘对沙窝会议的结果很是不满意。徐向前后来回忆说“沙窝会议后，张国焘满肚子不高兴，脸色阴沉，不愿说话。陈昌浩向我发牢骚说：中央听不进国焘的意见，会上吵得很凶。我对张国焘、陈昌浩说：现在不是吵架的时候，这里没有吃的，得赶紧走，我们在前面打仗，找块有粮食吃的地方，你们再吵好不好呀！当时的确到了闹粮荒的严重地步，我心里着急得很。部队天天吃野菜、黄麻，把嘴都吃肿了。……我想，这么困难的情况下，要命第一。我一再催促张国焘、陈昌浩早走，以后再吵，原因就在这里。”（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438—439页。）
在中央的耐心说服和教育下，张国焘在口头上表示同意会议决议。在徐向前的警告下，他也意识到了红军当前所面临的困难，继续率四方面军北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