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壁大战前夕，东吴统治集团内部形成和战两派，双方争论不休，在孙权没有明确表态时，鲁肃给他分析：“众人皆可降曹操，惟将军不可降曹操。”孙权问：“何以言之？”鲁肃回答：“如肃等降操，当以肃还乡党，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将军降操，欲安所归乎？位不过封侯，车不过一乘，骑不过一匹，随从不过数人，岂得南面称孤哉！众人之意，各自为己，不可听也。将军宜早定大计”这一席话，是从孙权的切身利害出发，对投降方案的正确评估，它恰好触到了孙权的痛处，清楚地告诉孙权，抗曹是他应该选择的惟一正确出路。
知己知彼，正确分析
◎文/李光辉
为了做出正确的决策，首先必须认真考虑决策所依赖的事实依据。首先做到“知己知彼”，就可能多地掌握事实，事实是决策的基本依据。在决策中，只有把决策对象的客观存在情况搞清楚，才能真正找到目标与现状的差距，才能正确地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否则，如果事实不清楚，或者在对事实的认识和了解中掺进了个人偏见和感情因素，都会使决策失去基本依据，造成决策从根本上的失误。
《孙子·计篇》开宗明义地阐述道：“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这里的“察”，实质上主要就是指对战争策略、战争环境的分析和研究。孙子主张，在战事开端之始，必须对敌我双方的实力以及相关情况了如指掌。这即是孙子兵法的灵魂——“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曹操在官渡大败袁绍之前，兵力、土地、资源都远非袁绍的对手，然而，他本人倒是自信，不忧不惧，而那些眼光独具的谋士，同样自信不移地跟随曹操，事后证明，他们的眼光是正确的，而曹操这种自知之明与知己知彼，也为他奠定了日后争霸天下的基础。
曹操他们如何能有胜算？如何分析曹、袁双方的实力，又如何探索行动进退的根据呢？
郭嘉的选择标准以及评估方式，也许能帮助我们找出其中的要诀。郭嘉原来是袁绍的宾客，备受礼遇，但他只待了几十天，就毅然决然的跳槽到曹操阵营，为什么？
郭嘉在跳槽之前，曾对袁绍的谋臣郭图坦率地说：“聪明之士应该慎选主人，才能建功立业。可惜袁绍只知道仿效周公礼贤下士的作法，却不知如何用人；日理万机，却缺乏抽丝剥茧的功夫；好用谋略，却不能当机立断。想扶持他完成霸业困难重重，我将离开他，另寻英明的领袖。”
郭嘉这番话，对郭图来说，简直不可思议。在他们眼中，袁绍已是当今雄主，还有谁比得上？郭嘉见郭图无法体会他话中深意，也就不再多说，径行离去。
郭嘉随后和曹操共论天下大势，相谈甚欢，曹操大喜过望地说：“他日使我成就大业的，一定是这个人！”而郭嘉也自认找到了明主。
几个月后，曹操被袁绍一封傲慢的书信所激怒，很想出兵讨伐，却由于实力不足而迟疑再三。此时郭嘉和另一名智多星荀彧，便向曹操分析曹、袁之间的强弱优劣。他们指出，曹操看似处于弱势，实际上确非袁绍能比。当年楚、汉争霸，项羽实力虽强，终究不敌刘邦的谋略，更何况，袁绍有十败，而曹操有十胜。
所谓“十胜”，即十项检验政治领袖优劣的标准，由此十项标准来检验发现，曹操有“十大优势”，这十项是：
（1）待人处事：袁绍重视繁文缛节，讲究形式；而曹操出于自然，毫无做作，这是第一胜——“道”胜。
（2）政治号召：袁绍割地称雄，形同叛国；而曹操奉戴天子，名正言顺，这是第二胜——“义”胜。
（3）管理方法：袁绍政令松弛，权力不彰；而曹操的管理重纪律，讲制度，这是第三胜——“治”胜。
（4）用人举才：袁绍外表宽厚，实际上心多猜忌，对属下不信任，只任用自己的亲戚子弟；而曹操平易近人，精明睿智，用人只问有无才干，不考虑他的出身背景，用了之后，则信赖不疑，这是第四胜——“度”胜。
（5）谋略决断：袁绍深谋远虑，遇事却迟疑不决，错失先机；而曹操行动果敢，又能临机应变，这是第五胜——“谋”胜。
（6）领袖魅力：袁绍喜欢高谈阔论，谦恭揖让，一意追求美好的外在形象，但所吸引的只是一些好说大话、浮夸不实的人士；而曹操待人推心置腹，不重虚名，忠诚正直又有远见的人才都愿意投效，这是第六胜——“德”胜。
（7）道德声望：袁绍看见他人挨饿受冻，不忍之情，溢于言表，对于眼前看不见的民间疾苦，反而忽略不予重视；而曹操对于眼前小事，似乎不甚注意，但能着眼于天下大事，考虑周详，恩泽远播，赢得民间声望，这是第七胜——“仁”胜。
（8）识人能力：袁绍左右的官员彼此明争暗斗，争权夺势，打小报告风气盛行；而曹操用人有一定法则，不为谗言所惑，这是第八胜——“明”胜。
（9）法治制度：袁绍是非不分，没有标准；而曹操坚持是非，部属做对了，就以礼相待，做错了就用法令制裁，这是第九胜——“文”胜。
（10）军事才干：袁绍用兵喜好虚张声势，不合兵法；而曹操能以寡击众，用兵如神，这是第十胜——“武”胜。
曹操听了这段恭维的话之后，虽然以“不敢当”的自谦口气回答，但喜在心头。其本人正是早有了这种自信心，才立下与袁绍竞争天下的志略。
在郭、荀做出上述判断两年多之后，袁绍挟击溃公孙瓒的余威，决定乘胜追击，动用十万精锐之师，一举消灭曹操，曹操阵中大将闻讯无不震惊害怕，认为和袁绍的大军相比，曹操兵力薄弱，即使全力抵挡，也无异于以卵击石。但曹操却神色安然，一点也不急躁。他以乐观的态度安慰诸位将领。曹操的乐观不是没有道理的。他分析说：“我很了解袁绍这个人，他的志向高，但智慧低；外表英勇，但胆识不足；兵多将广，但权责不明；善猜忌，不能建立威信；将领傲慢，不听指挥。因此，他的土地虽广，粮食虽多，到头来只不过是奉送给我们的礼物罢了。”
曹操说得如此轻松，但仍有不少人为此担心，孔融就是其中一位。他问荀彧说：“袁绍地广兵强，有田丰、许攸等智谋之士为他策划，有沈配、逢纪等忠贞之人为他主持军政，有颜良、文丑等勇将为他统率大军。我们真的打的过吗？”
而荀彧的答复正好切中袁绍的弱点：“袁绍的兵员虽多，但是纪律不整。手下几名大将，田丰刚直，容易犯上；许攸贪婪，操守不佳；沈配专权而没有谋略；逢纪果决而刚愎自用。这几个人一定无法团结、互相排斥，内斗难免。至于颜良、文丑，一介勇夫罢了，不难制服。”
袁绍这些缺点，在日后与曹操的官渡大战中，终于一一暴露，先是为了幼儿的病情，竟然放弃渔翁得利、可乘虚出击曹操的大好良机，后来又刚愎自用，不听田丰等人独具慧眼之士的劝告，轻率出兵；在整个战役过程中，袁绍处处显出他应变力不够，包容性不足的毛病。更惨的是，袁绍病死后，两个儿子为了争夺权位大打出手，而袁绍手下的高级将领也为了各拥其主而内讧。先期得势，风云一时的袁绍，果然后劲乏力，大好江山只好拱让给了曹操。
未雨绸缪才能占据主动
◎文/王新龙
知己知彼，未雨绸缪，不打无准备之仗，在战争中是如此，在现代企业建设中也是如此。一个企业要发展要壮大，就必须了解市场需要，了解客户需求，在掌握了市场动态的情况下才能确定生产什么产品，以做到利润最大化。
任何一位伟大的事业成功的人，不是成功于他成功的时候，而是成功于他距成功很久以前的许多时间、许多事件。
儒家认为：存在于内的人，为学问的储藏，道德的储藏。存在于外的人，为计划准备，力量的准备，一切能成为“事业资本”的准备。治理国家还是经营企业，都得重视准备，未雨绸缪，格物致知，功到自然成。
古人强调未雨绸缪：趁着天还没有下雨，要先撤到那桑土上，修理好房屋窗户。
一个人大到经营一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天下大事业，小到仅仅关系到一两个人的小事，如果不预先有准备，尤其是严格的准备，或是多方面的准备，就不能满足自己愿望，难以成就预期的设想。
俾斯麦无论做任何大小事情，经常是在很长时间内作好准备，甚至在几年前就有所考虑。他在估计到一切事件的价值、变化情况后，便谨小慎微地做多方面充分的预计，再选择适当的路线，在计划决定以后，就选择适当的时机全力以赴地做。
有人评论俾斯麦在进军罗马以前，早就夺取了意大利的政权，而俾斯麦也承认说：“我们的发展，在于平常对军事、政治方面，都有周密的计划和强大的实力准备，所以才有以后进军罗马与夺取政权的成果。”
在欧洲战争尚未爆发以前，因为兴登堡与威廉出现了两次不和而告退，所以俾斯麦才有以后在欧洲战场、远东战场的成功。他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那里的森林与湖水之间精心筹划，甚至许多细节问题都想到了，所以才有后来大量消灭俄军的建树。
普鲁士著名将领毛奇将军深谋远虑，对普法战争做了多年的准备。由于准备充足，所以战争一爆发，毛奇率领的普鲁士军队很快就击败了拿破仑三世。这次战争的具体经过是：
离普法战争爆发还有13年，毛奇已经做好了周密作战计划。普鲁士的每一个高级将领都得到一封密信，信封里放着关于战争的秘密训令，比如怎样调遣军队，怎样进攻退守。一旦接到战争动员令，这些高级将领便可以拆封读信，依照去做。此外，作战的地点也预先有规划，设置在地理最恰当、交通最有利的地方，以便战争时调度。毛奇还及时调整作战部署，修正作战计划，再密封着交给每个将领，以备随时应付战事。因此，普法战争爆发后，普鲁士的军队在毛奇将军的领导下进退自如，攻守有序，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法国军事当局与拥有毛奇将军的普鲁士军事当局简直有天壤之别：一个事事都有准备，一个事事没有准备。战争开始后，法军的将领常从前线电告总司令部求助，不是说缺少给养，就是说缺少扎营材料，还常报告说战争吃紧军队不能迅速集中。这样，法军不堪一击，其失败也就不是偶然的了。
“不适宜登陆”的天气
◎文/赵德斌
谋事在人，成事败事也在于人。在工作和决策中也是如此，起决定性作用的最终只能是人，是人的品质和人的责任感决定了成功。
英美盟军将向欧洲大陆挺进，开辟欧洲第二战场，这对于同盟国和轴心国来说都是确定无疑的了。令盟军颇费心思的是登陆时间的确定，因为登陆的时间受到诸多气象因素的限制。
经过对历次登陆战的气象因素和英吉利海峡的天气、地形以及敌情等情况的分析，盟军总部认为登陆行动开始后的三天必须具备这样的天气条件：海岸风速不能大于每小时24公里，海面风速不能大于每小时32公里；云高应在900米以上；要有下弦月亮；也就是说要选择月亮出得较晚的日子，因为轰炸机、伞兵、运载步兵的滑翔机等在出发直至接近目标时，需要黑夜的掩护，但在采取行动时又需要有月亮的照明，以便寻找和确认目标；黎明时分，当登陆部队接近海滩时，潮水要落，这样才可能发现德军设置在海滩的障碍物，而且，在同一天的黄昏，当第二批部队登陆时，也需要低潮。在这些气象条件中，最受限制的是月亮和潮水。一月之中，能满足潮水需求的只有六天，且分散在相间半月的两段时间里；能满足月亮要求的仅有三天。可见，登陆日期的选择范围是十分有限的。
1944年5月的大部分日子天气都非常好，盟军也已做好登陆的各项准备，于是，盟军最高司令官艾森豪威尔将军为诺曼底登陆选择了三个日子：6月5日、6日、7日。这三天都符合盟军对潮水和月亮的需求。盟军的气象总部通过对未来几天天气形势的分析，认为所确定的登陆日前后，天气不会有大的变动。据此，5月29日，盟军总部向各部队发出了“号笛演习加六”的指令代号，含义为登陆日定在6月5日。天公似乎有意为难盟军，就在这个指令代号刚刚发出不久，中午时分，盟军的一架气象飞机在纽芬兰上空发回来了一组令人忧虑的数据，表明在美国东海岸以外的气候正在发生变化。接着，盟军在大西洋上的一些气象观测点也测到了一个巨大的气旋正向英吉利海峡移来。这突然出现的不测风云，给刚刚定下的诺曼底登陆日期蒙上了阴影。
英吉利海峡的气候从来就以复杂多变而使气象学家们大伤脑筋。当时曾有气象权威断言，除非英吉利海峡的气候一反常态，否则要想做出两天以上的可靠预报，是根本不可能的。而当盟军总部交给气象总部的任务是提供五天以内的准确的天气预报，看来，这的确不是轻而易举之事。
之后几日，更多更详细的气象资料从各个观测点汇集到了气象总部。十分明显，正在纽芬兰和爱尔兰之间迅速形成的几处低气压，对即将进行的诺曼底登陆会构成重大威胁。6月3日，盟军气象总部主任斯塔奇上校向盟军总部报告，6月4日至7日，英吉利海峡将有大雨，风力五级。7日以后天气尚不明确。此时，天空星光闪烁，大海风平浪静，不能不使在座的将军们对斯塔奇上校的报告表示怀疑，对是否决定推迟登陆表示犹豫。经过一番权衡，4日凌晨，盟军总部不得不做出推迟登陆24小时的决定，马上向各部队发出了“开伞索加24”的命令代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