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第二天他又觉得气恼难耐了。他虽竭力克制，但课上那个放肆的小丫头嘲笑他的发音，故意捣蛋，不听指导，克利斯朵夫气得大发雷霆。小丫头却怪叫着，因为她从来没有想到她出钱雇佣的人居然敢对她发火。克利斯朵夫猛烈地将她的手臂摇了几下，她就嚷着说他动手打了她。母亲像母老虎一样冲了过来，一边拼命地吻女儿，一边骂克利斯朵夫。肉店老板也过来了，声称他绝不答应一个普鲁士流氓冒犯他的女儿。克利斯朵夫又气又恼，在咒骂声中愤愤而去。回到旅店，大家将他围住，请他讲事情的经过，以便他们对邻居嫉妒心得到一些平衡与满足。但到了晚上，街坊上便传言克利斯朵夫是个殴打儿童的蛮子。
克利斯朵夫又去多家音乐商那里问过，但毫无结果。他觉得法国人很难接近，他几乎被法国人那种漫无秩序的忙乱闹昏了。巴黎给他的印象是杂乱，受着傲慢专制的官僚统治的社会。
一天夜里，他漫无目的地在街上遛达。忽然看见西尔伐?高恩迎面走来。他心里想他俩已经闹翻，便转过身去，不想让高恩看见他。但高恩远远地就招呼他：“哎，你怎样了?”边说边笑地走了过来，“我早想来看望你了，但糟糕的是我弄丢了你的地址……那天你简直让我认不出来，你真是慷慨激昂。”
克利斯朵夫望着他，满脸诧异，同时又感到很惭愧：“你不恨我?”
“恨你?为什么?”
他非但不恨，还因克利斯朵夫把哀区脱训斥了一顿而感到快意。他一向是以别人能够给他带来多少乐趣为标准去衡量一个人的价值。他觉得克利斯朵夫有很多的笑料，想尽量利用他。
“你为什么不来看我?你该来的。”他接着说，“我一直在等着你。今天你有空吗?跟我一块儿吃饭去。吃饭的都是咱们自己人：是几个艺术家，我们每半个月便聚一聚。和我一起去吧，我介绍你们认识一下儿。”
克利斯朵夫以衣冠不整为借口来推辞也没有推辞掉，高恩把他拉去了。
他们进了大街上的一家饭店，直接上了二楼。克利斯朵夫见楼上有三十来个年纪在二十到三十五岁之间的人，很兴奋地议论着什么。高恩把他介绍为刚从德国监狱里逃出来的人，他们全不理会，仍然继续他们的讨论，初到的高恩立刻加入了他们的讨论。
克利斯朵夫见了这些优秀分子，自叹弗如，只伸直了耳朵听。他法语不好，没法听清他们滔滔不绝地在讨论什么重大的艺术问题。他零星地听见“托拉斯”“垄断”“跌价”“收入数目”等等名词，同“艺术的尊严”与“著作权”等词语混在一起。终于他发觉他们讨论的是商业问题。
另一批不攻击活人而攻击死人。缪塞的作品最近已经可以自由翻印了(作家继承人在作家死后的一定期限内仍享有作家生前作品的著作权，满期后则无所谓版权，出版家可自由翻印。)，据他们的观点，已故作家作品因无所谓版权而价格低廉，对现存艺术家的作品销售是个不小的阻力。人们要求政府提高对从前的名作翻印的税率……
他们又在听人家谈论昨晚这一出戏和那一出戏的收入，大家对一个在欧美两洲出名的老戏剧作家的好运气羡慕不已。尽管从心里他们根本瞧不起他，但妒忌心掩盖了瞧不起的心。他们从作家的收入谈到了批评家的收入，说某个颇有名气的同仁，只要剧院上演一出新戏，就能赚到一笔不小的捧场酬劳。听他们说那位同仁是个老老实实的君子，一旦价钱讲妥了，总是履行义务。但他的高明之处在于写的文章 具有奇效——让那出戏在最短的时间内不再卖座，戏院不得不重新排。大家听了，发出一阵笑声，却没有一个人感到奇怪。
议论声中夹着些高雅的字眼，他们谈论“诗歌”，谈论“为艺术而艺术”，但这些字眼跟钞票连在一起，总让人觉得是在“为金钱而艺术”。他对这种风气非常恼火，所以他们提到文学、文学家时，他已经不愿意再听下去。可是一听到维克多?雨果的名字，克利斯朵夫又开始仔细听他们在讲什么。
他们不厌其烦地讨论雨果夫人与圣?伯甫间的恋爱经过，主要是想要知道雨果是否戴过绿帽子。接着，话题又转到了乔治?桑的那些情人们身上。这是当前文学批评家们最关注的题目。他们把大人物的家事搜了个底朝上，翻过了抽屉，看过了壁橱，连床脚也不放过。那些人都自命为真理狂，为追求真理而孜孜不倦。他们对作家们的私生活也应用了这一原则。凡是为平常人所不知的，他们都知道得清清楚楚，仿佛那些当事人宁愿把自己的隐私挖掘出来奉献给真理。
一直沉默的克利斯朵夫想同邻座谈点儿别的事，但没有人理睬他。他们向他提了几个关于德国的问题，只是出于礼貌。克利斯朵夫从他们的问题很容易就察觉到：这些貌似博学的家伙对他们本行的知识，一越出巴黎的范围，就立刻变得无知起来。他们对法国艺术的了解仅局限于几个大艺术家的名字，例如霍德曼，舒特曼，李勃曼，施特劳斯等，而且他们说出这些名字时，总是非常谨慎小心，生怕闹笑话。
克利斯朵夫怯生生地提议谈谈音乐，可是他们中没有一个音乐家，而且在心中一致把音乐当作低级的艺术。近年来音乐的流行，使他们非常恼火，但既然音乐走了运，他们多多少少也想表现得关心音乐。他们谈得最起劲儿的是一出歌剧，认为这部歌剧的出现，开创了音乐发展的新阶段。写这部歌剧的是个巴黎人——克利斯朵夫还是头一回听说他的名字。他听众人说那位作者打破陈规，把音乐重新创造了。克利斯朵夫倒是希望天才出现，但觉得他们所说的有点儿不可思议。他追问这样评价那位作者的原因，那些家伙说不出理由，最后把克利斯朵夫的问题交给了他们中的音乐批评家去解答。那位大音乐批评家叫丹沃斐?古耶。而他立刻避开那部歌剧，与克利斯朵夫谈起了七度和弦、九度和弦一类的名词。(近代音乐中的和声，除常用四度、五度和弦外，还常用七度、九度和弦。古耶谈及七度和弦、九度和弦是在表示自己懂近代音乐。)但他讲给克利斯朵夫听时比讲给那群人听时要谨慎多了。接着，他把贝多芬、瓦格纳等古典音乐家都攻击得体无完肤(在巴黎，为了恭维一个音乐家，而把跟他不同的音乐家全部批判倒的做法，是屡见不鲜的)，并且宣称新艺术已经诞生，古典音乐已经变成为死语言了。
克利斯朵夫对古耶的评论采取了保留的态度，想等看过了作品再作评论；但对被吹捧的剧作者，则大为怀疑。他听见有人攻击昔日的大师，异常愤慨，但他似乎忘了，从前他在德国也说过很多类似的话。他参加了讨论，却不大受欢迎。因为他不像绅士似地把论点和论证的提纲说出就罢休，偏要不厌其烦地寻求论据；他越说声音越大的谈话方式确实让绅士们头疼。那位批评家见空插入了一句俏皮话，把话题岔了开去。大家对这个德国人至此有了定论：思想落伍、头脑耿直；不用说，他的音乐也一定是像他一样招人烦了。
话题离开了文学，便转移到了女人们身上，其实那只是同一论题的另一方面而已。他们谈论文学、艺术从没离开过女人，他们说女人也总是同文学或文人纠缠在一起。
大家谈到在巴黎交际场上很有名气的一位贞洁的太太，最近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了自己的情人。克利斯朵夫在椅子上烦躁不安，疾首蹙额，不胜厌恶。高恩见了，用肘子碰了碰邻座的人，说这话题将克利斯朵夫惹激动了，大概他希望结识这位太太吧。克利斯朵夫的脸刷地一下红了，他嘟囔几句，最后愤愤地说：“……这……这等女人简直该打。”这句话引来大家一阵哄笑。高恩却怪声怪气地抗议：“女人是不能打的，用花也不行。”克利斯朵夫并不理会：“这种女人就是条母狗，对付下贱的母狗的惟一办法就是用鞭子抽打。”众人听了，又是一阵哄笑。
克利斯朵夫仍在说：“你们向女人们献殷勤全是假的，往往最会玩弄女人的就是那些献殷勤者。”他对于他们讲的丑事感到深恶痛绝。他们却说那是挺普通的事，并一致同意，那位太太是个风韵十足的女子。克利斯朵夫又要抗议，高恩狡黠地问：“你理想中的女人该是什么样子?”克利斯朵夫明知对方想捉弄，但生性耿直的他却没有避开。他只有个模糊的想法，挖空心思找出了几个名词，形容自己的想法，引来了一阵又一阵的笑声。他却镇定自若，尽管他早就发现别人在耍弄他，他这种本领真让人感叹。最后，他的话卡壳了，怎么也讲不下去了，便狠狠地捶了一下桌子，不再作声了。
人家还想逼他发言，但他拧紧眉头，只管自己吃喝。他酒喝得很凶，跟那些只是把酒杯沿往嘴唇上沾沾的法国人完全不同。邻座的人不怀好意地劝酒，不断地将他的杯子斟满，他毫不犹豫就一饮而尽。过了一阵，他静坐着出神，人们以为他醉了，不再理他了。他听着他们继续讨论文学，看看那些陌生人的面孔，心里竟没留下任何印象。他用近视的眼睛茫然地扫视着人群，瞅着他们又好像没看见。他不像巴黎人或犹太人，不经意地扫视就能抓住眼前事物极小的细节。他是默默地，长时间地摄取。他此时虽感到什么也没记住，但以后回忆起来，他常惊讶地发现他早已把自己以为没记住的东西记得清清楚楚。
他继续吃着，仿佛害怕少吃一口似的。听到有人在不停地呼叫着他的名字，他也不理，暗自思忖着一个问题，怎么会有那么多法国人姓外国的姓?比如：法兰德的、德国的、犹太人的、东欧国家的、英国的，还有西班牙化的美国姓等等。
克利斯朵夫想着家乡的山水、田野及自己的老母亲，没发觉大家已经离席。大部分人已经离开了，剩下几个站在饭桌另一头儿在谈话。终于他努力站起来，径直走向门口，去取挂在那儿的大衣和帽子。穿戴完毕，无意间却发现了半掩着房门的一间屋子内有一架钢琴，他已有几个星期没碰琴键了，此刻看见了，手都痒了。他走进去，穿着大衣就坐在琴前，竟自弹了起来。琴声招来了两个人：西尔伐?高恩和丹沃裴?古耶。高恩极爱好音乐，无论好坏，他都喜欢。而古耶呢，他既不懂也不爱音乐，尽管他表现出既懂又爱的样子。这个腰背厚实的家伙举止粗俗，口若悬河。他之所以投身音乐界，是因为政治关系。当时的法国，惟一进阶的方法就是从事政治。他投到了一个有点儿远亲的同乡部长门下，又在他即将下台时赶紧溜了。当然，在此之前，他已将该捞的都捞够了。他溜了并没有逃避开他和他的后台两人的劣迹而招致的猛烈攻击。他厌倦了政治，暂时栖身于批评这一行，因为这一行可以不招惹麻烦。
巧的是，当时巴黎一家报纸有个音乐批评的空缺，在那个职位上的前一任是个很有才华的青年音乐家，他因硬要讲出对作品、作家的真实看法而丢了饭碗。古耶虽不懂音乐，但有一种善于迎合别人心理的奇特才华，报馆老板对古耶非常欣赏，当机立断就聘用了他。音乐，在法国几乎人人都懂那么一点儿，古耶很快就学会了音乐批评的必要技巧。其实说起来是非常简单的：听音乐会时，找机会坐在一个高明的音乐家旁边，最好是搞作曲的，然后想法逗他发表一下见解。古耶把他们的话加以整理，就大模大样地在报上写些胡说八道的东西。他的文章 写得盛气凌人，夹着许多双关语和学究气。有时他也会受到猛烈的反驳，便再也无言以对。他见风使舵，忽而目中无人，忽而卑躬屈膝，因形势而变。他极力谄媚“亲爱的大师”，因为他们有地位，在他看来，评价一个音乐家成就的高低，惟一标准就是看他是否享有国家赐予的荣誉。其余的人，他是瞧不起的，至于那些穷困潦倒的，鄙夷之外还要加之利用。
好在古耶有自知之明，尽管当前克利斯朵夫不像他有很好的社会声望，但在音乐上克利斯朵夫要高明许多，所以，他对克利斯朵夫有点儿敬畏，但从表面上看，古耶对他仍是傲慢的。此刻他正努力听克利斯朵夫弹奏，结果却被一片云雾似地音符搞得摸不着头脑。古耶假装行家似地眯起眼，摇头晃脑，一边瞅着指手划脚的高恩，一边思忖着该作出怎样的表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