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他的攻击涉及到了他的新艺术形式，令他无法忍受。本来他应置之不理，但几个月来，他养成了坏习惯，对一切不公平的攻击要一一反击。他写了一篇把敌人臭骂一顿的文章 ，送给两家很正统的报社，都被退还了，虽然退稿的话说得很委婉，仍带有嘲弄意味。克利斯朵夫固执起来，非要登出来不可。他想起城里有份社会党的报社曾想拉拢他，他认识其中的一个编辑，曾经和他探讨过问题。克利斯朵夫很高兴能找到一个人，敢无所顾忌地谈到当局、军队和一切压迫人的古老的陋习。可话题也至此为止，对那社会主义者来说一心只想讨论马克思，而克利斯朵夫对他不感兴趣。他觉得那个思想自由的人物，除了一套他不太喜欢的唯物主义外，只有教条和精神上的专制，暗中崇拜武力，简直是另一种军国主义，总之他的论调和克利斯朵夫在德国每天听到的实质上是一样的。
在被所有的编辑拒绝后，他还是想到了那位朋友和他的报纸。他知道他的举动会令人吃惊，那份报纸向来很激烈，专门骂人，大家都认为不行。但克利斯朵夫从来不看内容，所以只想到些大胆的思想，而没想到它所用的卑劣的口吻。并且别的报纸令人吃惊地暗中联手攻击他，使他恼火不已，所以即使他知道报纸的内容，也不见得会有顾虑。他要让人知道要摆脱他不容易。于是他把那篇文章 送到社会党报纸的编辑社，受到他们的欢迎。第二天，文章 登出来了，编者还加了段按语，大吹大擂说他们已和天才青年、向来对工人阶级的斗争表示同情的克利斯朵夫同志约定由他长期执笔。
克利斯朵夫既没看到文章 ，也没看到按语；那天是周日，一大早他就到乡下散步去了。他心情很好，看着太阳出来，又笑又叫，手舞足蹈。什么杂志、批评，全抛到脑后了！这是春天，大自然的音乐，这才是最美妙的音乐。
他被太阳晒得晕晕昏昏地回家。母亲给了他一封信，是刚才爵府叫人送的。信上用的是很正式的口气，通知他当天上午去府里一次。上午早过了，快一点了，可他并不着急。
“今天晚了，”他说，“明天再去吧！”
可母亲觉得不妥：“不行，爵爷找你，你得马上去，或许有急事。”
克利斯朵夫耸耸肩：“急事?那些人会跟你谈要紧事吗?还不是说那一套关于音乐的见解，受罪！……只希望他别跟曼伊哀比本事，也写个什么《颂歌》！那我可要不客气喽。我要跟他说，好好干你的政治！你在政治方面是主人，永远不会错，可艺术，就免了吧！谈到艺术，你的头盔、羽饰、制服、头衔、祖国，全没了……上帝啊！试问你没了这些，还有什么?”
把什么话都当真的鲁意莎大喊起来：“怎么能说这样的话！……你疯了！你疯了！……”
他看母亲信以为真，就故意逗她，使劲儿吓唬她。鲁意莎直到他的话越来越荒唐才知道他在逗她，便转过身说：“真是太胡闹了，孩子！”
他笑着拥抱她。他心情好极了：散步时有个别的调子在胸中蹦跳，像水里的鱼。他肚子很饿，一定要饱餐一顿才去。饭后，母亲看着他换衣服；因为他又跟她淘气，说穿旧衣服和沾满土的鞋，也没什么不体面。但最后他还是换了衣服，把鞋上了油，嘴里打着唿哨，学着各种各样的乐器。穿戴完了，母亲检查了一遍，郑重其事地替他把领带打好。他竟出奇地有耐心，因为他对自己很满意，——而这也不是常有的事。他走了，说要拐走阿台拉伊特公主。那是公爵的女儿，长得很美，嫁给德国的小亲王，此时正回到母亲家来住几周。克利斯朵夫小时候，她对他很好，而他也很喜欢她。鲁意莎说那是他爱她，他为了好玩儿也故意装作这个样子。
他并不急于赶到爵府，一路看看铺子，看到一条和他一样悠闲的狗躺在太阳下打呵欠，就停下来摸它一会儿。他跳过爵府广场外的栏杆，里头是一大块正方形的空地，四周围是房子，空地上两个喷泉有气无力地喷着水，还有两个对称着的没有树荫的花坛，中间有一条铺沙的小路像脑门儿上的皱纹，路边摆着几盆橘树，广场中间放着一个公爵的塑像，穿着菲力浦式的服装，座子四角摆放着象征性的雕像。场中只有一个闲人坐在椅子上拿着报打盹儿。府邸栏杆前面，虚设的岗位上空无一人。徒有其名的冢沟后面，两尊大炮似乎对着前面的城市懒洋洋地打呵欠。克利斯朵夫做了个鬼脸。
他走过府第，态度并不严肃，只不过是嘴里停止了哼唱，心却依然快活得直跳。他把帽子往衣帽间的桌上一丢，很随便地招呼他从小就认识的老门房。——当年克利斯朵夫跟祖父第一次到府里头看哈斯莱，他已经在这儿当差了——老头儿对于他嘻嘻哈哈的说笑一向不以为忤，这回却表情严肃。克利斯朵夫没注意这些。再向里走，他在穿堂里又碰到一个秘书处的职员，平时对他很亲热，话挺多的，这回竟急匆匆走过去了，避免和他搭话。克利斯朵夫觉得很奇怪，可他并没放在心上，只管往前走，要求通报。
他进去时，他们刚吃过午饭。亲王在一间客厅里，背靠着壁炉架，抽着烟和客人闲聊；克利斯朵夫看见那位公主也在客人中抽着烟，慵懒地躺在靠椅中，和四周的几个军官大声说笑着。宾主都很高兴；克利斯朵夫一进门就听见大公爵一阵粗豪的笑声。可亲王一看见克利斯朵夫，笑声马上停止。他咕噜了一声，直奔过来：“嘿！你来了！你终于肯赏光到这儿来了！你还想继续耍弄我吗?你这个坏东西，先生！”
克利斯朵夫被这当头一棒打蒙了，好一会儿说不出话。他只想着他的迟到，那也不至于受到这样的羞辱，他便张口结舌地说：“亲王，请问是怎么回事?”
亲王不理他，只顾发脾气：“闭嘴！我不想让一个坏蛋来侮辱我。”
克利斯朵夫脸色发了白，喉咙抽搐着出不了声，他挣扎一下叫道：“亲王，既然你没有告诉我怎么回事，也没权利侮辱我。”
大公爵转身朝向他的秘书，秘书马上从袋里拿出份报纸。他生那么大气，不光是因为性子暴躁，喝了不少的酒也有很大作用。他直跳到克利斯朵夫面前，像斗牛士拿着红布一样，抖开那张很皱的报纸挥舞着，愤怒地喊叫着：“瞧你写的脏东西，先生！……你就配人家把你鼻子揿在里面！”
克利斯朵夫看出那是社会党的报纸。“我不觉着这有什么不对。”他说。
“怎么！你真是无耻！……这份混帐报纸！那些无赖天天侮辱我，用最下流的话骂我！……”
“爵爷，我没看过这个报。”
“你撒谎！”
“我不愿你说我撒谎，”克利斯朵夫说，“我的确没看过这个报，我只关心音乐，并且，我也有权利选择我发表文章 的报纸。”
“你什么权利也没有，惟一的权利是闭嘴。过去我对你太好了，我给了你跟你的家属多少好处，照你们父子两个的行为，我早就应该和你们断交了。我不准你再在跟我做对的报上发表文章 ，并且将来没有我的允许，也不准你再写什么东西。你为音乐搞出的笔墨官司，我也看够了。凡是有见识有良心的人，真正的德国人所看重的东西，我不准一个受我保护的人去攻击它。你还是作出优秀的曲子吧，要是写不出，那练习练习你的音阶也行。我不要音乐界有个社会党，搞些诋毁民族荣誉、动摇人心的东西。感谢上帝！我们知道什么是好东西，用不着你来告诉我们。所以，弹你的琴去吧，先生，别跟我们捣乱了！”
肥胖的公爵正对着克利斯朵夫，用恶狠狠的眼神瞪着他。克利斯朵夫脸色发青，想说话，动了动嘴皮，说：“我不是你的奴隶，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写什么就写什么……”
他气都堵塞了，羞愤交加，快哭了，两条腿在发抖。他动了动胳膊，把家具上的一个东西撞倒了。他觉得自己很可笑，也的确听见有人在笑；他似乎看见公主在客厅那头儿和几个客人交头接耳，带着可怜他和讥讽他的味道。大公爵叫着，克利斯朵夫却叫得更厉害，可自己也不知道说了些什么。秘书和另一个人走过来抓住他，他一把把他们推开，一边抓着桌上的烟灰碟子乱舞，秘书大叫：
“喂，放下来，放下来……”
他又说了一些没头没脑的话，烟灰碟子也被他扔在桌上乱滚。
“滚出去！”公爵愤怒之极，大叫，“滚！滚出去！”
那些军官过来想劝公爵，可他突着眼睛，叫他们赶快把这个无赖轰出去。克利斯朵夫火冒三丈，差点儿想去打公爵的脸，可一大堆十分矛盾的心理压住他：羞耻、愤怒，在王爷面前卑恭的习惯，都乱糟糟缠绕在一起。他既不能说又不能动手，最后被别人给推了出来。
他从奴仆中间穿过，他们不动声色地站在门外，吵架的情形都听到了。穿过回廊的二三十步路，他仿佛走了一辈子！……终于从玻璃门里望见了阳光，对他而言宛如救星……他摇晃地走下楼梯，刚开始还忘了戴上帽子，直到老门房提醒他。他用尽全力才走出府第，回到家里。一进家门，他的样子就把母亲吓坏了。他一声不吭地推开她，走进卧房，关上门躺在床上。他哆哆嗦嗦，衣服也脱不下来，浑身瘫痪透不过气来……啊！但愿这事情没有发生，不再支撑这个可怜的灵魂躯壳，不再过这种羞耻的生活，脱离苦海！——费了老大劲儿，他才脱下衣服，胡乱扔了一地，静静地躺在床上，屋子里只有他的小铁床在地板上响着。
鲁意莎敲门轻轻地叫他，没有回答。她等着，听着房里静悄悄的，她觉得很担心，过了一会儿她便走了。白天她来了几次，晚上睡觉之前又来了一次。一天一夜过去了，屋里始终没有一点儿声音。克利斯朵夫忽冷忽热、浑身发抖，哭了好几次；半夜里站起来对墙壁挥拳头，清早两点左右发疯似地半裸着湿透的身子想去杀死大公爵。仇恨和羞耻折磨着他，他身心在火中煎熬。可内心的激烈斗争在外表却一点儿也没表现出来，没有一个声音。他咬着牙，把一切压在心里。
第二天他照样下楼，一声不吭，母亲也不敢问。她已从邻居那里得知真相。一整天他都在烤火，跟哑巴一样弯着腰一动不动。母亲不在时，就悄悄地哭一会儿。
傍晚，社会党报纸的编辑来找他，显然他已知道那件事。克利斯朵夫很感激，天真地认为这是对他表示同情，是人家为了连累他而向他道歉的。他于是把心上的话全说了出来，像跟自己有同病相怜的人一样痛痛快快地谈一谈，最后他住了口。那编辑逗他说话，心里考虑如果克利斯朵夫不愿意自己动手写，至少可以提供大量素材，让他去写这篇骇人听闻的文章 。他预料这个才华横溢的音乐家受到如此的羞辱，一定会把高明的笔战功夫以及他所知道和听说过的宫廷秘史(那才是最最有价值的东西)，全部贡献给社会党。想来想去，他觉得这样对双方都有好处，特别是对于克利斯朵夫，正好借此大大打击一下公爵，社会党或许从中得益会更大。心念及此，他觉得也用不着过分地含蓄，于是他便老老实实把自己想的给克利斯朵夫说了，特别强调了双方相互合作的各种益处。克利斯朵夫跳起来说他一个字都不能写，要他去攻击大公爵，大家会认为他在报复。过去他阐述的思想是冒险的，现在他是无拘无束反而要小心了。那编辑一点儿也不了解这一点，反而认为克利斯朵夫没出息、软弱，尤其以为克利斯朵夫是胆小鬼。
“好吧，”他说，“让我们来，由我动笔，你什么都不用管。”
克利斯朵夫求他不要写，但他却没有办法强制他不写。而且对方说这事不仅仅与他个人有关，整个报纸都受到牵连，他们有权报复。这令克利斯朵夫无话可说了，但他仍要求他们别滥用他的某些心腹之话。对方答应了，但克里斯朵夫仍不放心：现在才知道了自己的鲁莽，可是太迟了。客人走后，他越想越害怕，便立即写信给编辑，要求他无论如何不能全部写出来。
第二天，当他急不可奈地打开报纸，在第一版上就看到了关于他的全部故事。他昨天说的一切，经记者那种添油加醋的手段，夸张得不得了。它用卑鄙和激烈的言辞把大公爵和宫廷大骂了一顿，并且其中有些细节只有他一人知晓，这就让人怀疑通篇即为他的手笔。
这件事击中了克利斯朵夫的要害，他边念边害怕，简直要晕倒了。他想去报馆，他母亲怕他闯祸把他给拦住了。他自己也害怕，怕去了脑子一热说不定会闹出什么傻事来。于是他待在家里，做了另一件傻事。他写了一封义正辞严的信，痛斥记者的行为，否认文章 中所写的，并表示与社会党决裂了。这篇更正没有登出来，克利斯朵夫再写信去，要他们一定要刊登他的信。人家却把他谈话当晚的第一封信抄了一份给他，问是否一起发表，他才觉得自己中了圈套。可第二天报上又登出一篇短文，说宫廷里的奴才即使被主子撵走了也脱不了奴性，又含沙射影了最近的事，使大家都觉得是指克利斯朵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