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1】关于“大道既隐”，《礼记·礼运》郑注“隐，去也”，孔疏据此而谓“干戈攻伐、各私其亲，是大道去也”。当代的学问家亦多认为“隐”即隐去之义，故以为“大道既隐”意指“原始公社制度解体”（《中国通史》，第1册，29页）。
【2】又按，这里的隐疑当为据、定之义。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屯部谓：“《方言六》：‘隐，定也。’《广雅·释诂一》：‘隐，安也。’《礼记·礼运》‘今大道既隐’，注‘据也’。《孟子》‘隐几而卧’、《庄子·齐物论》‘隐几而坐’，《释文》‘冯也’。”其所谓“《礼记·礼运》‘今大道既隐’，注‘据也’”，与今本不同，盖据别本而言。朱氏以为“大道即隐”的隐当释为“据”，甚确。《广雅·释诂》“隐，据、刊、定也”，王念孙《广雅疏证》卷四上谓：“隐，据者，《方言》：‘隐，据、定也。’隐又音于靳反，《说文》‘（？），所依据也，读与隐同’。《檀弓》‘其高可隐也’，郑注云‘隐，据也’。《孟子·公孙丑》篇‘隐几而卧’，皆安定之意也。”《说文》大徐本载“（？），所依据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四篇下据玄应本订为“（？），有所依也”，并谓：“与阜部隐音同义近，隐行而（？）废矣。凡诸书言安隐者，当作此。今俗作安稳。”诸家所释隐字之义主要为安定、凭依。《说文》谓“隐，蔽也”已是安定、凭依的引申之义。由于隐的本义为安定、凭依，故含有稳义，王念孙谓“今俗语言安稳者，隐声之转也”（《广雅疏证》卷—上）是正确的。从古代文献看，隐从不用如隐去、遁去之义。“大道既隐”意即大道已定，可以凭依。
【3】关于禅让的经过和原因，孟子有比较多的叙述。他说：“昔者舜荐禹于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丧毕，禹避舜之子于阳城，天下之民从之，若尧崩之后不从尧之子而从舜也。禹荐益于天，七年，禹崩。三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朝觐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曰：‘吾君之子也。’讴歌者不讴歌益而讴歌启，曰：‘吾君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尧，禹之相舜也，历年多，施泽于民久。启贤，能敬承继禹之道。益之相禹也，历年少，施泽于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远，其子之贤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孟子·万章上》）孟子的这个叙述相当宝贵，其中突出了禅让过程中民众意愿的作用，应当是符合古代情况的。然而，其谓禅让与否在于儿子的贤良与否，并且谓“舜、禹、益相去久远，其子之贤不肖，皆天也”，将终极的原因归之天。孟子的这个论断有其偏颇之处。禅让的结束，其主要原因并不完全在于“启贤，能敬承继禹之道”，而是社会形势使然。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164～165页。
【5】 《左传》文公七年所引，伪古文《尚书》采之载入《大禹谟》篇。
【6】 《左传》僖公二十七年所引，伪古文《尚书》采之载入《益稷》篇。
【7】夏朝的太史令，据后世所说，可能是掌管图籍者。《吕氏春秋·先识》载：“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乱愈甚，太史令终古乃出奔如商。”终古盖出自黄帝后任姓的终国（《路史·国名纪》）而任职于夏朝者。
【8】说详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947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84。
【9】杜注谓“官师”为大夫。王引之《经义述闻》卷十八指出“《左传》之‘官师’与‘工’并举，《楚语》之‘官师’与‘旅贲’并举，乃是官之小者”，并举出不少例证说明“官师”非为大夫。按，“大夫”的级别和称谓出现得较晚，西周初年尚无之，王引之关于夏代的“官师”非为大夫的说法是正确的。
【10】参见李学勤：《释多君、多子》，见《甲骨文与殷商史》，14页。
【11】参见胡厚宣：《中国奴隶社会的人殉和人祭》，载《文物》，1974（8）。
【12】 《英藏》150：“辛巳卜贞，登妇好三千，登旅万乎伐方。”这是今见卜辞所记征集人数最多者。
【13】帝乙征人方途中，有“王步于淮”（《合集》41672）、“在淮”（《合集》36765）等记载，“淮”即今淮河。
【14】关于“众”和“众人”的身份，主要有“奴隶”说、“自由民”说、“家长制家庭公社成员”说、“奴隶主”说几种。有人将“众”和“众人”分开，说“众”属统治阶级，“众人”是生产者。从卜辞记载情况看，这种区分与实际有较大距离。
【15】甲骨文以“日”为偏旁和以“口”为偏旁的字是可以区别开来的。第一，以“日”为偏旁者，“日”决无省写作“口”形者。而以“口”为偏旁者口与日并存。第二，以“日”为偏旁的字如昔、昃、昏等，均表示时间意义，而以“口”为偏旁者则与时间无涉。第三，以“日”为偏旁者，古音与阳部甚远，而以“口”为偏旁者则多为阳部字或与阳部甚近。甲骨文“众”字共二百四十多例，其中以“口”为偏旁就有八十多例，说明“众”并不以日为偏旁。
【16】参见《云南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载《社会科学战线》，1979（2）；《“太初民”今昔——崇山峻岭访独龙》，载《化石》，1980（3）。
【17】 《殷墟青铜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18】 《殷墟青铜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19】旧说多以为《合集》33213片为羌俘即奴隶的证据。其实这是残片，补齐后如张政烺先生所释，当为“……贞，王令多〔尹于〕羌垦田”，并无“多羌垦田”之义。（参见《甲骨文与殷商史》，35页）李学勤先生也曾指出“多羌垦田”的读法是错误的。（参见《殷代地理简论》，80页）然而卜辞有“多羌”田猎的记载（《合集》153、154），一部分羌俘可能被用于田猎而成为奴隶。
【20】（？），疑读为铧。《说文》：“（？），两刃臿也。”段玉裁说：“（？）、铧古今字也。”《释名》：“铧，刳也，刳者为坎也。”关于这个字的卜问常与卜问是否有雨相关联（《合集》9552、11981），所以它当指翻地筑埂一类的农事。
【21】这个字的甲骨文，诸家之释有宰、浴、寇、仆、隶等说，而以释仆为近是。《说文》：“僕，给事者，从人从菐。”而菐之初文原为双手持物之形。《礼记·礼运》：“仕于公曰臣，仕于家曰仆。”甲骨文中的这个字为持物之人在室内劳作之形，释其为仆，于义为适。
【22】参见《1971年安阳后冈发掘简报》，载《考古》，1972（3）。
【23】关于殷代方国地理的研究主要参见《殷虚卜辞综述》第八章和《殷代地理简论》。
【24】 《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280页。
【25】参见《甲骨文字释林》，16页。
【26】 《屯南》2320谓“右牧禽启人方”，即指康丁时讨伐人方之事。
【27】卜辞里表示方位的“在入”（《合集》8307、《屯南》756）、“于入”（《合集》1201）、“自入”（《合集》15973）等当读若在内、于内、自内。《说文》内、入互训，可见两字同源。卜辞“于卜”（《合集》32968）、“在卜”（《屯南》550）当读若于外、在外。《史记·殷本纪》的外丙、外壬，卜辞作卜丙、卜壬，可证外、卜两字古通。
【28】丁山说：“示、氏本来即是一个字”，骨臼刻辞的示字“应读为氏族的氏”（《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4页）。金文和古文献中“屯”通纯，有束、捆义。《诗经·野有死麕》“白茅纯束”，毛传“纯束犹包之也”，郑笺“纯读曰屯”，是为证。
【29】 《尚书·禹贡》：“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诗经·信南山》：“信彼南山，维禹甸之。”是奠与甸通。故董作宾说卜辞之奠可“假借为甸”（《殷历谱》上编卷九）。卜辞谓“我奠受年”（《合集》9767），奠当为农业区。
【30】杨升南：《殷契小臣辨正》，见《甲骨文与殷商史》，65页。
【31】 《殷墟青铜器》，251页。
【32】”七十万”之数显系夸张，古文字和古文献中，七和十每相混。《史记·封禅书》“十七年而霸王出焉”，《汉书·郊祀志》作“七十年”，师古曰“当为十七”。纣王兵数，其他记载说是十七万，学者们多以为此数近于实际。
【33】分别见《左传》闵公元年、僖公二十七年、僖公三十一年和成公三年。
【34】 《尚书·盘庚》：“邦伯、师长、百执事之人，尚皆隐哉。”“师长”与“邦伯”、“百执事”并列，可见其地位不低。《古本纪年》：“武乙即位，周王季命为殷牧师。”“牧师”亦当“师长”之类。
【35】卜辞有“戎马左、右、中人三百”（《合集》5825）的记载，或据此以为每师百人，但此辞与“师”无关，是难以为据的。另外，《尚书·牧誓》中有“师氏”，列在“千夫长”之上，依十进位制，“师氏”当辖万人，又春秋时一军往往是万人（《国语·齐语》），所以或推测商代每师当有万人。然这些还不能说是商代每师人数的确切证据。
【36】第一期卜辞里的“旅万”之载，还见于另外两例残辞：《合集》5823、5822。
【37】卜辞中有“东行”、“上行”、“中行”等名称（分别见《怀特氏等所藏甲骨文集》1464、1504、1581等片），其含义尚待进一步研究。
【38】春秋时郑国的“行”与“卒”同为军队建制单位（参见《左传》隐公十一年）。晋国本有“左行”、“右行”（《左传》僖公十年）。后又“作三行以御狄。荀林父将中行，屠击将右行，先蔑将左行”（《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左传》昭公元年有“毁车以为行”之语，可见行为步卒。关于行的人数，《左传》隐公十一年杜注谓“二十五人为行”。商代“行”之人数当与之相近。
【39】见《戍嗣子鼎》（见《考古学报》，1960（1），图版2）和《戍（？）鼎》（见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四，7）。
【40】 《合集》27881片，“戍马”与“马小臣”同版，其间应有关系。
【41】新中国成立前所进行的殷墟第13次发掘，M164号墓是人、马合葬墓，除一人一马外，还随葬一犬和一套兵器。胡厚宣先生认为，“由马的装饰和人的武器看来，这匹马不像是用以驾车，很像是供人骑的，而这个人便是骑士”（《殷墟发掘》，108页）。
【42】这个字旧释为乞。其实它和甲骨文上、下字的造字本义如出一辙，是另一类中字。说详拙作《甲骨文“中”字说》，载《殷都学刊》，1987（3）。
【43】其中的第一个字在卜辞中仅见于此片，疑为族名。“斝”又见于《合集》235片，谓“用斝来羌”，把它理解为族名，似无大的问题。
【44】甲骨文“徒”过去多混同于“往”，其实从字形和在卜辞中的用例情况看，两者完全可以区别开来。我在《评〈甲骨文合集〉》一文（载《中国史研究》，1985（2））中曾论及此字，请参阅。
【45】 《屯南》190载“丙子卜，今日祟召方执”，问是否以召方之执（俘）为人牲，并且和《合集》31978字体完全相同，殆为同时同事所卜问。
【46】这个字甲骨文是弓字异文，旧多混同于“乃”字。其实这两个字的弯曲方向正相反，不应混为一谈。
【47】 《史记·齐太公世家》谓“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师尚父于齐营丘。东就国，道宿行迟。逆旅之人曰：‘吾闻时难得而易失。客寝甚安，殆非就国者也。’太公闻之，夜衣而行，黎明至国。莱侯来伐，与之争营丘”。清代学者崔东壁指出，“太公至成王时犹在王室，是太公未尝亲就国也，安有夜衣而行之事乎！此文绝类战国策士之言，盖其所假托”（《崔东壁遗书》，341页），所论甚是。
【48】分封制的实施可能有一个发展过程。武王曾让其子弟在一些要地驻守，周公、成王时则复加以册命赏赐，这些诸侯的正式分封应自此时算起。诸侯初封之后，还可能经过一个时期后再次受到封赐，以确定和加强其地位。
【49】春秋时詹桓伯曾经转达周景王语谓“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左传》昭公九年），似文王、武王时已行分封。其实，文王母弟虢仲、虢叔仅为“文王卿士”（《左传》僖公五年），武王母弟管叔、蔡叔虽列入“三监”，但是管、蔡的真正立国仍在周公东征以后，《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所载可为其证。詹桓伯之语并非针对分封制度而言者，所以不应当以之作为判断分封制开始的根据。
【50】叔封的最初封地，据专家研究，在今河南禹州市境。20世纪70年代初在洛阳北窑西周贵族墓地出土有康伯壶盖，专家认为壶为卫康叔之子所作之器。（参见蔡运章：《康伯壶盖跋》，载《文物》，1995（11））
【51】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卷五谓其地“未详。或曰在今河南府宜阳县境”。
【52】 《史记·魏世家》谓“毕公高与周同姓”，不言他为文王之子，但《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记文王子辈所封的十六国里有毕，《左传》所记或当近是。
【53】春秋时器《晋公（？）》云“皇祖唐公膺受大命，左右武王”，据考证此唐公即为晋之始祖叔虞，言其“左右武王”，故或谓他是武王同世的人，也可能是武王诸弟之一，可备一说。然而《左传》昭公十五年明谓“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似以定其为武王子辈为较妥。叔虞受封的时候曾经得到“密须之鼓”、“阙巩之甲”和其他许多器物。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山西曲沃曾经发现一件商代晚期的饕餮纹方鼎，上有铭文27字，铭文记时为“在十二月又二，遘祖甲协，惟王二十祀”，据此可以断定鼎为商晚期之物，为商王宗庙彝器。这种鼎之所以在晋都出现，应当是晋国分封的时候为周王室所颁。
【54】关于邢国初封的位置，《左传》隐公五年杜注说在“广平襄国县”，在今河北邢台，《元和郡县志》也说“邢州城内西南隅小城，即古邢国”。《说文》谓“邢，周公子所封，地近河内怀”，则在今河南温县东。还有人认为邢在巩洛之南。近年出土的成王时器《臣谏簋》有“唯戎大出〔于〕（？），井（邢）侯搏戎”的记载，器出河北元氏县，此即铭文之“（？）”，在今邢台以北。李学勤、唐云明先生指出《臣谏簋》“有力地证明邢的初封就在今河北邢台”（《元氏铜器与西周的邢国》，载《考古》，1979（1））。
【55】周太王迁岐时，其长子太伯在今山西平陆一带建立吴国。《史记·吴太伯世家》：“自太伯作吴，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后为二：其一虞，在中国；其一吴，在夷蛮。”吴、虞字通，“在夷蛮”的吴君，可称虞侯。康王时，虞侯名矢者被迁封于宜，《宜侯矢簋》所述即这次迁封的情况。吴国早期都邑，古书多有异说，然均在今苏南一带。《宜侯矢簋》出土于江苏丹徒，亦在苏南。
【56】参见唐兰：《宜侯矢簋与考释》，载《考古学报》，1956（2）。
【57】李学勤：《宜侯矢簋与吴国》，载《文物》，1985（7）。
【58】 1973年山东兖州李官村发现《索册父癸卣》，通高33厘米，重3.4公斤，卣盖顶部和腹上颈部及圈足部各有纹饰一周，由两组饕餮纹组成，为商周之际遗物。是卣出土于周初鲁国封地，距鲁国先公坟墓之地不远。这件鼎很可能为《左传》定公四年所载的“索氏”族首领所铸，是今所见与商周之际“殷民六族”有关的一件宝贵实物。
【59】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2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
【60】 《左传》僖公十二年记管仲语：“若节春秋来承王命。”《国语·吴语》记晋侯所述周天子语：“昔吴伯父不失，春秋必率诸侯以顾在余一人。”《吴语》又谓：“春秋贡献，不解于王府。”皆谓春秋为朝聘之时。
【61】 《左传》定公四年记分封唐叔的情况，除了“启以夏政”以外，还有“疆以戎索”之说，它可能包括两层意思，一是“晋居深山，戎狄之与邻，而远于王室，王灵不及，拜戎不暇”（《左传》昭公十五年），晋处戎狄之间，周王室因此命唐叔采取适合戎狄习俗的变通办法。二是周居西方，且发源于晋境，与戎狄相近，所以“戎索”应当是近于周法的。“疆以戎索”与“疆以周索”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62】 《左传》文公十八年有“先君周公制《周礼》”之说，且引有《周礼》佚文。《逸周书·明堂》、《尚书大传》和《礼记·明堂位》均谓周公六年“制礼作乐”。周公制礼的一些内容保存在战国秦汉间成书的《周礼》、《仪礼》和《礼记》（即“三礼”）中。
【63】关于“因生以赐姓”之义，历来众说纷纭，从上下文义看，它指封建诸侯而言，其义谓依照其族姓渊源而肯定其姓。如鲁之伯禽为周公之子，即为姬姓；宋之微子为商王帝乙之子，故为子姓。“命之氏”的氏，亦是族，但此族名为周王朝所赐予。如周封舜后于陈，既肯定其为妫姓，又命氏曰陈，其他如鲁氏、宋氏、齐氏等，亦皆其例。姓氏是血缘关系的一种标志。姓是世世代代不变的，并且只有一定身份的人才能有。氏一般是家族的标志，在宗法制度下，氏和族不同，它是可以改变的。
【64】 《仪礼·丧服》：“父为长子。传曰：何以三年也？正体于上，又乃将所传重也。”“传重”指祖以丧祭之重责传之于孙。宗子之丧，庶子要服齐衰一年，同宗族的人服齐衰三月，以表示尊祖敬宗之义。就连宗子之母或妻死去，同宗族的人也要服齐衰三月。
【65】 《尚书·多方》“王来自奄，至于宗周”；《诗经·雨无正》“宗周既灭”，《正月》“赫赫宗周”；《献侯鼎》“成王大祈在宗周”；《大盂鼎》、《史颂簋》、《善鼎》等皆有“王在宗周”之载；《同簋》“王在宗周，各（格）于大庙”；《（？）鼎》“唯二月在宗周，戊寅王各（格）于大庙”；《大克鼎》“王在宗周，旦，王各（格）穆庙”。可见“宗周”有大庙、穆庙等庙宇建筑。宗周多指镐京，此外，丰邑和岐周可能也以宗周称呼过。洛邑亦称宗周，《礼记·祭统》引《孔悝鼎》“随难于汉阳，即宫于宗周”即是。或谓《穆天子传》的宗周亦指洛邑。
【66】关于周天子在宗法系统里的地位，刘家和先生指出，“大宗和小宗都是相对而言的。当然，天子的大宗，不相对地表现为小宗。清儒朱大韶根据《仪礼·丧服传》……得出大宗有四，小宗有一的结论。……其实，从立宗之始的角度来看，一大宗四小宗说是正确的，然而从宗的发展演变角度来看，四大宗一小宗说又是正确的”（《古代中国与世界》，246～247页，武汉，武汉出版社，1995）。刘先生的这个辨析十分精辟地对相关问题做了说明，对于认识宗法系统的性质很有启发。
【67】昭穆制可能是宗法关系在庙制和墓地制度上的反映。《国语·鲁语上》：“夫宗庙之有昭穆也，以次世之长幼，而等胄之亲疏也。夫祀，昭孝也。各致齐敬于其皇祖，昭孝之至也。故工史书世，宗祝书昭穆，犹恐其逾也。”周代，不仅周王室行昭穆之制，而且诸侯国亦然，如鲁国惠公为昭，隐公为穆，桓公为昭，庄公为穆，闵公为昭，僖公为穆（《周礼·冢人》贾疏），鲁文公二年鲁宗庙祭祀时宗伯夏父弗忌“跻僖公”，让僖公的享祀之位升于闵公之上，就被批评为“逆祀”、“失祀”（《左传》文公二年），说他“犯鬼道”、“犯人道”（《国语·鲁语上》引展禽语），可见宗庙里的昭穆之序是有严格规定的。《周礼·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为之图，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为左右。”郑注：“公，君也。”周王室和诸侯的墓葬皆遵昭穆之制。西周王室墓葬迄今尚未发现，但诸侯贵族之墓则有不少资料，如河南浚县卫国墓地、北京房山燕国墓地、河南三门峡市虢国墓地等，皆与《周礼》所记公墓情况相合。另外，《礼记·祭统》说：“有事于大庙，则群昭群穆咸在而不失其伦。……凡赐爵，昭为一，穆为一，昭与昭齿，穆与穆齿。”《礼记·曾子问》谓“祭成丧者必有尸，尸必以孙”，专家指出这是“祖孙同昭穆”的缘故。（参见李衡眉：《中国古代婚姻史论集》，130页，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礼记·大传》说：“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缪（穆）。”可见，族人的祭祀、赐爵、宴饮等活动也以昭穆为次序。
【68】关于“侧室”的解释历来多有歧义。《左传》文公十二年：“赵有侧室曰穿，晋君之婿也。”杜注：“侧室，支子。”《礼记·曲礼》孔疏：“支子，庶子也。”侧室初义盖指庶子而言，《韩非子·八奸》有“侧室公子”，即指诸侯庶子。侧室又有官名、房舍、姬妾等解释，已非其朔。
【69】 《大保簋》是成王时器，“大保”即周初重臣召公，簋铭记王赐召公以余地之良田。《折觥》为昭王时器，铭记任作册之职的名折者受王命将望地的田土赐予相侯。《召卣》为昭王时器，名召者曾随昭王伐楚，铭记王赐之以毕地之土方圆五十里。“毕土”当在今咸阳、西安附近的渭水两岸的毕原，区域广泛，毕公高曾封于此。
【70】周代卿的身份大致有两类，一是周王朝的卿士。周公旦和召公奭皆以长子就封于鲁和燕，而以次子留王室任卿士，厉王、宣王时有周公、召公辅政，春秋时有周公黑肩、周公忌父、周公阅、周公楚以及召武公、召昭公、召桓公、召庄公、召简公等。另外，毛公、尹吉甫、虢仲等亦皆王朝之卿。《周礼》六官又称六卿，《周礼·小宰》“三公六卿”，《礼记·月令》“三公九卿诸侯大夫”，所云六卿、九卿皆此类卿士的史影。他们的地位不在诸侯以下，《尚书·顾命》即以“卿士邦君”连称，《礼记·王制》讲分封土地情况有“天子之卿视伯”之说。另一类为诸侯国的卿，如齐的国氏、高氏、崔氏，宋的六卿，郑的七穆等。《孟子·万章下》“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卿在诸侯国君和大夫之间。按照《礼记·王制》的说法，卿为“诸侯之上大夫”，并谓“大国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国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小国二卿，皆命于其君”。无论是王朝之卿或是诸侯国之卿，其爵禄多是世袭的。春秋时晋国的叔向说：“大国之卿，一旅之田，上大夫，一卒之田。”韦注：“五百人为旅，为田五百顷。百人为卒，为田百顷。”（《国语·晋语八》）所说或当近是。
【71】 《国语·齐语》：“陆阜陵墐井田畴均，则民不憾。”《左传》襄公三十年：“田有封洫，庐井有伍。”《穀梁传》宣公十五年：“古者三百步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亩，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则非吏，公田稼不善则非民。”《汉书·食货志上》：“井方一里，是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亩，公田十亩，是为八百八十亩，余二十亩以为庐舍。”
【72】学者们对于孟子这些说法的价值褒贬悬殊。或谓一字千金，非常可信；或谓信口开河，向壁虚拟。滕文公曾派毕战向孟子询问“井地”之事，我们上引孟子关于公田、私田、井地等语即出于孟子对毕战的回答中，孟子特意指出“此其大略也”（《孟子·滕文公上》），认为自己所说只是大概情况，可见孟子并没有对古代田制强作解人。总的看来，孟子的说明对于后人了解古代田制是有重要意义的。
【73】 1972年所发现的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之《田法》载“授田”情况谓：“三岁壹更赋田，十岁而民毕易田，令皆受美恶□均之数也”（《文物》，1985（4））。这种定期分配份地的办法当是周代土地制度的反映。《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云：“十井共出兵车一乘，司空谨别田之高下善恶，分为三品。上田一岁一垦；中田二岁一垦，下田三岁一垦。肥饶不得独乐，（？）埆不得独苦，故三年一换土易居，财均力平。”这和上述《田法》所言基本一致，都反映了井田制度下土地公有的情况。
【74】 《礼记·曲礼》：“问国君之富，数地以对，山泽之所出。问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祭器衣服不假。’问士之富，以车数对。问庶人之富，数畜以对。……凡挚，天子鬯，诸侯圭，卿羔，大夫雁，士雉，庶人之挚匹。”《周礼·大宗伯》：“孤执（贽）皮帛，卿执羔，大夫执雁，士执雉，庶人执鹜，工商执鸡。”以上所排次序，庶人皆在“士”之下，这类庶人应当是和国人相当的。
【75】 《尔雅·释宫》：“门侧之堂谓之塾。”《仪礼经传通解》卷九引《尚书大传》：“上老平明坐于右塾，庶老坐于左塾。”王先谦《汉书补注》谓《食货志》后一右塾别本作“左塾”，当是。
【76】（？）和“人历”之历皆由刑具而引申其义。《吕氏春秋·顺民》“翦其发，（？）其手”。《庄子·天地》：“罪人交臂历指。”（？）、历皆通枥。《说文》：“枥，枥（？），柙指也。”枥（？）指以木柙十指而缚的一种刑具。
【77】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十。
【78】 《小盂鼎》：“昧丧（爽），三左三右入服酒。”关于“三左三右”的具体所指，专家有不同的说法。陈梦家说：“三左三右当指率领邦君诸侯的周室诸侯。”（《西周铜器断代》四，载《考古学报》，1956（2））李学勤认为三左三右为六卿，即《尚书·顾命》提到的召公、芮伯、彤伯、毕公、卫侯、毛公。（参见《小盂鼎与西周制度》，载《历史研究》，1987（5））郭沫若推测三左为大（太）卜、大（太）祝、大（太）史，三右为大（太）宰、大（太）宗、大（太）士。（参见《两周金文辞大系》）张亚初、刘雨认为三左三右“很可能是司土、司马、司工及大祝、大史、大卜”（《西周金文官制研究》，10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79】关于《载芟》诗中主、伯等的身份，专家们有不同的解释，或谓指贵族和少爷、打手，或谓指周王、卿大夫，但从诗句上下文义看，仅以毛传之释为长。
【80】”里”在周代彝铭中多指民居，所以有“里君”（《颂簋》、《令彝》），“里人”（《蘸簋》）之称，还有“易（锡）里”（《大簋》）和转让某“里”于别人（《卫鼎》）的记载。《说文》：“里，居也。”《尔雅·释言》：“里，邑也。”《诗经·将仲子》“无腧我里”，传：“里，居也，二十五家为里。”《诗经·韩奕》“于蹶之里”，传：“里，邑也。”每里所居民户，古书上有二十五家、七十二家、十五家、八十家、百家等说，似无定制。然而，《噫嘻》篇的“里”盖指距离而言，而非里邑。
【81】 《孟子·梁惠王下》：“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孟子还曾说“请野九一而助”，“助者，藉也”（《孟子·滕文公上》），可见文王时的“耕者九一”即籍田之制的先声。
【82】 《国语·鲁语下》载孔子语谓：“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远迩……若子季孙欲其法也，则有周公之籍矣。”韦注：“籍田之法，周公所制也。”
【83】除了五服说之外，还有《逸周书·王会》的三服说，《周礼·职方氏》的九服说，其中多为战国时人所拟。
【84】楚、胥皆从疋声，古音相同而通。胥指力役，古有胥摩、胥徒，指服役之人。《毛公鼎》“楚赋”当读为胥赋。
【85】金文师字作<imgtext>coord=（126.56，93.38，130.34，86.10）path=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pdf2streamigure_0318_0001.jpg</imgtext>，和甲骨文同，当楷为（？），为方便计，今统写作师。
【86】或以为殷八师在作为殷故地的卫，成周八师则在成周。按，殷八师之称见于周初器，西周中期或省称为“八师”（《盠方彝》），孝王时器《小克鼎》云“王命善夫克舍令于成周遹正八师之年”，此时八师驻成周，但尚未称为成周八师。成周八师之称则见于孝夷时代的《曶壶》。从殷八师至成周八师之名称递变之迹，犹可寻觅，故不应当将其分而为二。
【87】 《盠方彝》的“籍”字，诸家有释骏、继、并、恭等说，比较而言，以郭沫若释为“耤之异文”（《两周金文辞大系》，79页）为胜。按，籍田之制不仅耕种时行之，而且“耨获亦如之”（《国语·周语上》）。金文中的这个字从人在井地上耨草会意，与表示人持耒以耕的耤字虽不尽相同，但均属籍田之制，郭老之释当是正确的。
【88】 《诗经·常武》：“整我六师，以修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国。”或谓“南国之师”即指六师，可备一说。
【89】旧释以“吕行”为人名，疑非是。吕伯之名见于《班簋》，谓“王令吕伯曰：以乃师右比毛父”。吕伯当为吕国首领。
【90】 《尚书·顾命》：“师氏虎臣。”伪孔传：“虎臣，虎贲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