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读《三国演义》不是看热闹
毛泽东把《三国演义》读活用活，从中发现真理，用于工作，也希望干部们这样做。1937年，毛泽东在写作《实践论》时，又引用《三国演义》上所谓“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形象地说明“人在脑子中运用概念以作判断和推理的功夫”。
1957年，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发言中说：“任何一个人都要人支持，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也要三个桩。菊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这是中国的成语。中国还有一句话，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单独的一个诸葛亮总是不完全的，总是有缺陷的。”
毛泽东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读《三国演义》不是看热闹，“不要去注意那些演义式的描写，而要研究故事里的辩证法”。他说，读《三国演义》，能使人聪明，能“对社会多了解一些，也会对事物增加分析能力”。毛泽东向高级将领和普通战士都提出读《三国演义》，并指导他们“要学会当评论员”。毛泽东对《三国演义》的评论，言简意赅，也蕴含着他的辩证法分析方式。
第六节张鲁的乌托邦与人民公社运动
一、张鲁引起毛泽东的注意
在三国这个英雄辈出的年代，张鲁是个小人物，在风起云涌的时代变迁中，轻易就被湮没了。《三国志·张鲁传》中，对他有一段简短的描述：
张鲁字公祺，沛国丰人也。祖父陵，客蜀，学道鹄鸣山中，造作道书以惑百姓，从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号米贼。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鲁复行之。益州牧刘焉以鲁为督义司马，与别部司马张修将兵击汉中太守苏固，鲁遂袭修杀之，夺其众。焉死，子璋代立，以鲁不顺，尽杀鲁母家室。鲁遂据汉中，以鬼道教民，自号“师君”。其来学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号“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皆教以诚信不欺诈，有病自首其过，大都与黄巾相似。诸祭酒皆作义舍，如今之亭传。又置义米肉，县於义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过多，鬼道辄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后乃行刑。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民夷便乐之。雄据巴汉，垂三十年。
张鲁本人没什么建树，是个守成的地方统治者。他承祖辈衣钵，任五斗米道的教主。因其母与益州牧刘焉家的关系，被刘焉任命为“督义司马”，杀汉中太守苏固后，在汉中割据，以五斗米道教化人民，建立起政教合一的政权和以鬼卒、祭酒、治头、大祭酒直到师君的宝塔式教阶制。他执政时期所推行的实政，主要有办义舍、宽刑、禁杀、禁酒等。
张鲁的政教合一政权“雄据巴汉，垂三十年”，实行的是一系列原始共产主义的政治、经济措施，倡导天地中一切财物都为社会公有，积财应“救穷周急”，强调人人自食其力，反对“强取人物”，主张人人平等、公平的平均主义原则。实行这些措施，以至于“民夷便乐之”和“民夷信向，朝廷不能讨”。
建安二十年（215年），曹操率十万大军征讨张鲁，张鲁几乎没有抵抗的余地，就归降了曹操。《三国志·张鲁传》还讲述了曹军攻破张鲁后的一些事情：鲁闻阳平已陷，将稽颡归降，圃又曰：“今以迫往，功必轻；不如依（杜灌）〔杜濩〕赴朴胡相拒，然后委质，功必多。”于是乃奔南山入巴中。左右欲悉烧宝货仓库，鲁曰：“本欲归命国家，而意未达。今之走，避锐锋，非有恶意。宝货仓库，国家之有。”遂封藏而去。太祖入南郑，甚嘉之。又以鲁本有善意，遣人慰喻。鲁尽将家出，太祖逆拜鲁镇南将军，待以客礼，封阆中侯，邑万户。封鲁五子及阎圃等皆为列侯。
在曹操破城之际，张鲁并没有焚烧粮草，而是封存归为国有。曹操见到后，对张鲁的行为深为嘉许。之后，张鲁被拜为镇南将军，封阆中侯，邑万户，他的五个儿子都封了侯。不久之后，曹操把他一家和大量道众迁往北方。第二年，张鲁病逝。后世很多人怀疑张鲁是被曹操害死的，但是并无依据。张鲁已归降，又无反叛的能力，曹操并没有谋害他的动机。
就是这样一个小人物，和三国的英雄豪杰相比，毛泽东怎么会把他放在眼里呢？在毛泽东的眼里，“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与这些重量级的历史人物相比，张鲁不过是偏居一隅的地方政权头领而已。
其实，张鲁之所以能够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并不是他文治武功，而是他所倡导和实行的以德治国、诚实守信、讲求规则、人人平等、平均主义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原则。
二、张鲁与人民公社运动
这要从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环境说起。在1958年，毛泽东极为忙碌，这一整年，他只在北京住了两个月左右，其余时间都是在中国各地考察。他经常在列车上过夜，几乎每天换一个地方地奔波。那个时候，整个中国都响彻着“超英赶美”、“共产主义”、“多快好省”这样的声音。
特别是1958年8月的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毛泽东正大力在中国农村推行公社化运动，全国农村大办人民公社。之后一个多月时间里，全国基本实现了公社化，到了这一年的年底，全国七十四万个农业合作社合并为二万六千个人民公社，全国99%以上的农户参加了公社。毛泽东关注张鲁，是因为当时中国所处的时代，与张鲁那个时代有很多方面都值得参照。
张鲁沿袭祖制，他所实行的一系列原始共产主义的政治、经济措施与道教早期经典《太平经》所倡的天地中一切财物都为社会公有是相近的。这种制度所倡导的人人平等的平均主义如“救穷周急”、“置义舍（大路上的公共宿舍）”、“吃饭不要钱”、“群众性医疗运动”等，都是典型的乌托邦社会形态。很明显，这种制度试图借由将若干价值和实践呈现于一个理想的国家或社会，而促成这些价值和实践。一般而言，乌托邦的作者并不认为这样的国家可能实现，至少是不可能以其被完美描绘的形态付诸实现。但是三国时代，这种社会形态在张鲁这里即使是不完善的，但至少已经有了萌芽。
1958年11月3日，毛泽东在郑州同九省市党委书记谈话时，讲到供给制。他指出，三国时的张鲁，社会主义是行不长的，因为他不搞工业，农业也不发达。曹操把他灭了，他也搞过吃饭不要钱，凡是过路的人，在饭铺里头吃饭、吃肉都不要钱。他不是在整个社会都搞，只在饭铺里头搞。他统治了三十年，人们都高兴那个制度，那里有一种社会主义作风，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由来已久了。
1958年12月在武昌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期间，毛泽东于12月7日和10日分别写了《三国志·张鲁传》批语：晋陈寿《三国志·张鲁传》这里所说的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像我们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不过那时是神道的，也好，那时只好用神道。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大约有一千六百年的时间了，贫农、下中农的生产、消费和人们的心情还是大体相同的，都是一穷二白。不同的是生产力于今进步许多了。解放以后，人们掌握了自己这块天地了，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但一穷二白古今是接近的。所以这个《张鲁传》值得一看。张鲁的祖父创教人张陵，一名张道陵，就是江西龙虎山反动透顶的那个张天师的祖宗，《水浒传》第一回描写了龙虎山的场面。三国时代的道教是遍于全国的，群众运动的。在北方有天公将军张角三兄弟最为广大的革命的群众运动，他们的口号是“苍天当（已）死，黄天当立”。苍天，汉朝统治阶级。黄天，农民阶级。于吉在东吴也有极大的群众运动，是那时道教的一派。张道陵张鲁是梁、益派。史称这派与北方派的路线基本相同。其后，历代都有大小规模不同的众多的农民革命斗争，其性质当然与现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根本不相同。但有相同的一点，就是极端贫苦农民广大阶层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在一方面，带有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的性质。另一方面，则带有原始社会主义性质，表现在互助关系上。第三方面，带有封建性质，表现在小农的私有制、上层建筑的封建制——从天公将军张角到天王洪秀全。宋朝的摩尼教、杨么、钟相，元末的明教、红军、明朝的徐鸿儒、唐赛儿、李自成，清朝的白莲教、上帝教（太平天国）、义和团，其最着者。我对我国历史没有研究，只有一些零星感触。对上述性质的分析，可能有错误。但带有不自觉的原始社会主义色彩这一点就最贫苦的群众来说，而不是就他们的领袖们（张角、张鲁、黄巢、方腊、刘福通、韩林儿、李自成、朱元璋、洪秀全等等）来说，则是可以确定的。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来得及将农民中的上层和中层造成资本主义化，但是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反动联盟，却在几十年中将大多数农民造成了一支半无产阶级的革命军，就是说，替无产阶级造成了一支最伟大最可靠最坚决的同盟军。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七日，在武昌
我国从汉末到今一千多年，情况如天地悬隔。但是从某几点看起来，例如，贫农、下中农的一穷二白，还有某些相似。汉末北方的黄巾运动，规模极大，称为太平道。在南方，有于吉领导的群众运动，也是道教。在西方（以汉中为中心的陕南川北区域），有五斗米道。史称，五斗米道与太平道“大都相似”，是一条路线的运动。又称，张鲁等。张陵（一称张道陵，其流风余裔经千余年转化为江西龙虎山为地主阶级服务的极端反人民的张天师道，水浒传第一回“冯太尉误走魔鬼”有极神气的描写，一看使人神旺，同志们看过了吧？）、张修、张鲁祖孙三世行五斗三世，行五斗米道。行五斗米道，“民夷便乐”，可见大受群众欢迎。其法，信教者出五斗米，以神道治病；置义舍（大路上的公共宿舍），吃饭不要钱（目的似乎是招来关中区域的流民）；修治道路（以犯轻微错误的人修路）；“犯法者三原而后行刑”（以说服为主要方法）；“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这几条，就是五斗米道的经济、政治纲领。中国从秦末陈涉大泽乡（徐州附近）群众暴动起，到清末义和拳运动止，二千年中，大规模的农民革命运动，几乎没有停止过。同全世界一样，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日，于武昌
经过认真考虑后，毛泽东把第二份批语连同会议文件一同印发给与会人员。从中共历史看，在高规格的中央全会上把古代的个人传记作为会议材料下发的，唯有《张鲁传》，并且也只有这一次。这件事情颇有些不寻常，令与会的中央委员感到突然，也令后人感到不解。
实际上，毛泽东是在以张鲁的做法为人民公社论证，学习张鲁的经验来建造当下的人民公社。总的来看，毛泽东大搞人民公社的灵感和信心，主要的源泉是传统文化，更确切的是来自张鲁的原始共产主义与绝对平均主义。
在毛泽东所提供的这些翔实的材料与明确的观点影响下，1958年12月10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决议的开头并不像一份官样文本，而是一个有着理想主义色彩的开头：
一九五八年，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像初升的太阳一样，在亚洲东部的广阔的地平线上出现了，这就是我国农村中的大规模的、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它一出现，就以它的强大的生命力，引起了人们广泛的注意。
人民公社运动的发展很快。从一九五八年夏季开始，只经过了几个月时间，全国七十四万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就已经在广大农民的热烈要求的基础上，改组成了二万六千多个人民公社。参加公社的有一亿二千多万户，已经占全国各民族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九以上。这个情况表明：人民公社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我国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产物，是党的社会主义整风运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一九五八年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的产物。
……
最终，人民公社制度和大跃进运动都失败了，但它其实不是效仿苏联集体农庄，也不是来源于欧洲的乌托邦社会，这种理想主义的社会生产制度在中国早有根基。
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孕育、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绝对平均主义思想传统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一直存在，可以说是中国农民最深厚的心理传统之一。
在封建社会，原始共产主义曾经一度在张鲁那里有了小规模的实现，而且历朝历代的很多农民起义领袖都是以此为理想开始他们的造反运动的。毛泽东生在农家，长在农家，大半生都从事农民运动和农民战争，深深了解农民阶级的这种感情。
不仅中国土生土长的乌托邦源远流长，欧洲古典文化中的理想国也频繁见诸典籍。《桃花源》与《乌托邦》交相辉映，见证着人类对社会制度浪漫主义式的探索与追求。这种情况下，中国古代与欧洲中世纪以来的思潮共同影响着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以及政治家，也包括毛泽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