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化冲突论的视角：改变异端
西方媒体关于非洲负面报道的问题远不只是专业不适当和结构的偏见。西方的新闻价值观是西方特定政治文化和道德背景下的产物，社会文化因素能够很显著地说明刻板报道非洲的成因，西方媒体在收集和传播有关非洲的信息时具有西方社会文化因素的显著标签。美国文化史学家罗莱娜·韦尔认为：“文化范式对个人形成制约，为他们提供了基本的设想以及观察和思考的工具，确定了他们的生活框架。文化决定制度的形式，决定将被发展的个性类型和被认可的行为类型。”
西方文化与非洲文化显然是两种不同质的文化，而文化的冲突是一种带有根本性的冲突。文化价值观强烈地影响着西方媒体对非洲问题的看法，无论是西方记者个人还是作为群体的西方媒体，在报道非洲新闻的过程中，都会有意或无意地以其文化价值观作为选择坐标。文化价值观对西方媒体报道非洲新闻具有本原性和导向性的作用，控制着西方媒体关于非洲报道的基本判断和基本方式。这是西方媒体要塑造非洲负面形象的深层原因。文化价值观的相互包容对改善非洲形象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一、西方的使命论和优越感
西方文化首先是基督教清教徒文化。从起源上讲，它与15世纪以后欧洲人对有色人种形成的偏见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西方宣称的使命论和优越感已经包含着白人优越论的种族主义取向。就美国来说，其使命论和优越感体现在：“山巅之城”的概念、理想主义和传教士精神以及战无不胜的美国技术。大多数美国人通常天生就认为美国清白无罪、美国乐善好施，相信美国例外论。美国人还有一种命定感——相信美国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优越性以及使世界基督教化和美国化的必要性。换言之，美国“例外论”意味着上帝是在美国一边，美国代表着进步和未来世界最好的社会模式。因此，美国具有高度的乐观主义，即自信他们能够完成任何任务，并且对未来坚信不疑。这种使命论和优越感促成了“美国人对于美国历史以及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持有一种非常幼稚和颇具‘玫瑰色’的看法。换言之，这种简单化的和乐观的观念使得美国人易于漠视历史和政治因素，从而加剧了在公众舆论方面的低水平关心和知晓度”。
使命论是西方给自己文化扩张制造的最高尚借口。西方对第三世界的干涉含有“一个强大帝国的贪欲……一种使命感、历史的必要性和传道般的热情”的一切因素。西方媒体关于非洲的负面报道也具有“一种使命感、历史的必要性和传道般的热情”，它们企图通过这个途径拯救它们所界定的黑暗、愚昧、落后的非洲。由于这种使命感，西方媒体愿意继续把自己关于法律与和平的观念强加于世界。当它持续时，西方媒体在如乔姆斯基所说的“制造共识”中起了特殊作用，使一般西方人觉得，应当由他们来纠正世界上的错误，管它什么矛盾与不一致，而是否错误的标准则掌握在秉持西方中心论的西方人手中。“美国人喜欢认为，凡是他们所想要的都正是全人类所想要的。”2002年英国志愿者服务组织发布的《直播明星大型义演的遗产》的调查报告显示，英国人也具有与美国人一样的倾向，认为非洲应该向西方学习，他们的生活方式就是非洲人应有的生活方式。
就美国对外文化传播来说，“天赋使命感”神话其实是粉饰美国文化霸权的一种虚幻。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指出的那样，“救世主义是一种虚幻，没有一个国家是神圣的和独特的，美国像其他国家一样，有真正的和虚幻的利益，有大方的和自私的考虑，有崇高的和卑鄙的动机。”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江昭认为：“美国的梦想将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美国的经历将成为世界的经历，只有当美国的理想和制度坚定地移植到全球的各个部分时，美国才不是独特的，整个世界将成为一个伟大的美国。”由此可见，美国文化输出的目的是实现美国一统天下的全球霸权梦的一种手段。以研究美国文化外交著称的宁柯维教授在研究美国大量的原始档案后，于1981年出版了《思想外交》一书，他的结论是，美国对外文化关系首先是在国际政治中运用文化影响的一种特殊政策工具，文化手段和政治、经济、军事手段一样，不但都是美国外交政策的组成部分，在大国间军事作用有限的条件下，特别是在现代核战争中无法严密保护本国不受报复的情况下，文化手段尤其成为美国穿越障碍的一种更加重要的强大渗透工具。这一结论对我们认识美国文化输出的实质颇有启迪，也是支撑美国等西方媒体向非洲输出民主、人权等价值理念的文化因子。
既然西方文化具有天然的使命感和天生的优越感，它就需要确立一个完成使命、体现自己优越性的对象。西方媒体作为西方文化的载体自然成为完成使命的首选工具；曾是西方昔日殖民地、并被西方界定为文明的荒原的非洲，自然也就成为教化的对象。
二、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和非洲传统宗教冲突
西方媒体对非洲故事的选择，宗教是一个重要的参照系。通常，媒体控制者根据自己的宗教信仰来制定信息的议程和框架，以达到预定目的；新闻工作者依赖自身的宗教信念选择报道内容。因此，媒体具有宗教性。非洲黑暗愚昧的形象与西方媒体过于关注伊斯兰教的暴力倾向，与非洲原始宗教的神秘性和仪式的独特性有一定的关联。如英国BBC报道2002年11月世界小姐选美在尼日利亚遭到伊斯兰教徒“暴力”抗议的事件、西方媒体关注非洲少女抗议“割礼”的事件。因为非洲除部分国家信仰基督教外，大多数国家都信仰伊斯兰教和非洲传统宗教，就是信仰基督教的国家，内部也有不少民众信仰伊斯兰教和传统宗教，尽管基督教早于伊斯兰教传到非洲。而且事实上，从7世纪伊斯兰教传入北非继而往南部非洲传播开始，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就展开了争夺非洲人心灵归属的斗争。西方媒体只有把非洲国家信仰的宗教刻画成异端或另类，基督教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才有实施的对象。前联合国派驻伊拉克全权特使的发言人萨利姆·龙（Salim Lone）说：“部分西方媒体在放大西方国家与伊斯兰国家的差别，通过无意的或是单向的报道制造紧张——更为危险的是把伊斯兰国家和组织、甚至伊斯兰教本身刻画成恐怖的根源来制造紧张。”
宗教的彼此互斥性决定西方的基督教要和非洲的伊斯兰教与原始宗教相冲突，而宗教的冲突是文化冲突的集中表现，亨廷顿甚至把文明之间的冲突归结于宗教之间的冲突。因为宗教是界定文明的一个主要特征，正如美国文化史和宗教史学家克里斯托弗·道森在《世界历史的动力》（Dynamics of World History）一书中所说：“伟大的宗教是伟大的文明赖以建立的基础。”在伟伯提出的五个“世界性宗教”中，有四个——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和儒教与主要的文明结合在一起。亨廷顿甚至认为，未来可能发生的大冲突是西方文明与东方儒教和伊斯兰教文明之间的冲突。
造成西方基督教与非洲伊斯兰教和原始宗教冲突的原因，不在于诸如12世纪的基督教狂热和当下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这些暂时的现象，而在于这两种宗教的本性和基于其上的文明。冲突是差异的产物，特别是穆斯林的伊斯兰教观念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超越并结合了宗教和政治，而西方基督教则持有政教分离的观念。然而，冲突也产生于它们的相似性。这两种宗教都是一神教，与多神教不同，它们不容易接受其他的神；它们都用二元的、非我即彼的眼光看待世界；它们又都是普世主义的，声称自己是全人类都应追随的唯一真正信仰；它们都是负有使命感的宗教，认为其教徒有义务说服非教徒皈依这唯一的信仰。自创始起，伊斯兰教就依靠征服进行扩张，只要有机会，基督教也是如此行事。“圣战”和“十字军东征”这两个类似的概念不仅令它们彼此相像，而且将这两种信仰与世界其他主要宗教区别开来。伊斯兰教、基督教和犹太教还持有一种目的论的历史观，与其他文明普遍持有的轮转或静态观完全不同。在穆斯林反西方情绪增长的同时，西方对“伊斯兰威胁”的关切也在增强，特别是担心穆斯林极端主义造成的威胁。伊斯兰被视为核扩散和恐怖主义的一个根源，而且在欧洲被视为不受欢迎的移民的来源。对此，亨廷顿认为，西方面临的根本问题不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而是一个不同的文明——伊斯兰，它的人民坚信自身文化的优越性，并担心自己的力量处于劣势。伊斯兰面临的问题不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防部，而是一个不同的文明——西方，它的人民确信自身文化的普遍性，而且确信，尽管他们的优势正在下降，但这一优势仍然使他们有义务把他们的文化扩展到全世界。这些是造成伊斯兰和西方冲突的根本因素，也导致基于这两种宗教之上的文化彼此丑化对方。
基于宗教的根本性对立和文明中心论，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事实上，每一个文明都倾向于把自己视为世界的中心，并把自己的历史当做人类历史主要的戏剧性场面来撰写。与其他文明相比较，西方文明可能更是如此。西方媒体秉承西方文明的基因，以西方式的民主、人权、自由来审视发生在非洲的新闻。然而，这种单一文明的观点在多文明的世界里日益不协调。研究文明的学者长期以来承认这一自明之理。1918年德国哲学家斯宾格勒谴责流行于西方的把历史简单地划分为古代、中世纪和现代阶段的狭隘的历史观，指出它仅仅适用于西方。几十年后，汤因比严厉批评了表现在“自我中心的错觉”中的西方的“狭隘和傲慢”，即认为世界环绕着西方旋转，存在着“不变的东方”，以及“进步”是不可避免的。像斯宾格勒一样，他不愿承认历史的单一性的假设，即这样一个假设：“只存在着一条文明之河，那就是我们自己的，所有其他的文明之河都或者从属于它，或者消失在荒漠中。”在汤因比之后50年，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同样强调需要努力寻找一个更为广阔的视野，并理解“世界上伟大的文化冲突和世界文明的多样性”。然而，这些学者所警告过的错觉和偏见依然存在，而且在新世纪之初借助各种现代传媒已膨胀为普遍的和狭隘的自负：欧洲的西方文明现在是世界的普遍文明，并成为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主要范式，进而成为西方媒体坚持的非洲范式的主要基石。
当然，任何一种民族文化都具有一种本能的“后殖民意识”，都试图对其他民族实施文化渗透，以求跻身于中心文化的地位。按照后殖民主义的观点，西方的思想和文化以及文学的价值与传统，都具有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只有西方先进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才是世界文化的中心和楷模，而非西方的“落后”民族的文化则被贬为边缘文化、愚昧文化。然而，“后殖民能力”是由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经济实力所决定的。西方发达国家以其强大的科技、经济优势占有了这种“后殖民特权”，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将自己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通过各种先进的传播媒介强行“编序”于世界文化的运行机制之中，灌输给“落后”的民族。由此可见，以西方中心主义为基础的新闻叙事已经成为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具体手段之一，在西方文明中心指导下的西方新闻叙述也就必然表现非洲的野蛮、愚昧的形象。
三、文化帝国主义的产物
一定程度上，非洲在西方媒体中的负面形象是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产物，是后殖民主义的必然结果。殖民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的本质在于前者是对土地和肉体的殖民，后者是对精神和思想的殖民。南非黑人领袖史蒂夫·比科（Steve Biko，他在狱中被实行种族隔离的白人当局杀害）曾说：“压迫者手中最有力的武器就是统治被压迫者的思想”，一旦非洲的文化思想被置于西方的统治之下，那么非洲就成为西方文明拯救和塑造的对象。西方早期学者坚持欧洲中心论，认为非洲是历史的荒原、文明由外面输入，其目的或许就在于此。
西方媒体总是凭借自己的价值取向和判断来选择有关非洲的新闻报道，并潜意识地向非洲推销自己的价值观。在推销价值观的过程中，由于大众传播媒介是一种最有力的制度化手段，因此不少学者也把文化帝国主义称为文化霸权主义或媒介帝国主义。亨利·基辛格在《大外交》中认为，“似乎每一个世纪都会出现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具有按照自己的价值观改造整个国际关系的力量、意志、智慧和道德原动力，这几乎是一个自然规律”。例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进一步加强文化外交，全面输出西方的政治经济模式和价值观念，并且把“西方的思想和实践”视为“具有普遍性权威”的唯一标准，认为凡是不顺从西方、尤其是美国人权观念的政权都是专制和非法的。这是典型的文化帝国主义行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