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语言是静态的、有限的、抽象的，因此很可能出现语言的误用。普通语义学最大的贡献之一，便是为我们指出了其中的几种误用。三种常见的语言误用是：（1）固定层次抽象法。指语言的抽象固定在一个抽象阶梯上。其实抽象程度可以高，也可以低。普通语义学认为，有效的传播应该包括所有层次上的抽象。一则有效的消息既有高抽象层次的概括，又有低抽象层次的细节。（2）指认不当。指无法分清同一范畴或类型中事物之间的区别，把同一类型中的不同成员视为完全相同的个体。最常见的一种指认不当是刻板偏见或称成见。通常，由于语言的分类特征，加上人们又分不清个体间的差异，就形成了这种刻板偏见。于是一些次级群体被插上贪婪、愚笨、懒惰者诸如此类的标签。这在西方媒体对非洲的新闻报道中体现比较明显，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把非洲的战争和冲突归结为部族或部落冲突。（3）二元价值判断。即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或者排斥了中间层次的极端想法。心理学家厄尔·凯利曾说：“当我们了解周围事物时，我们是根据我们过去的经验和我们的目的有选择地、而不是随意进行的。”对西方媒体来说，在西方之外几乎没有文明，因而非洲相对西方来说就是愚昧、野蛮、落后等，能够描述的也就是这些东西。
正是由于语言存在这些特性和可能的误用，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哈罗德·品特提醒我们说：“所有这一切终将导致语言的核心染上致命的疾病，语言最后变成了永远的假面具，一张用谎言织就的大网。……语言的结构和事实的结构（我是指真正发生过的事实）能否真正相应？事实是否还能超脱于语言之外，独立、执著、客观而不受语言的描绘所左右？我相信正是我们使用语言的方式使自己陷入了一个可怕的圈套，在这个圈套中，自由、民主、基督教精神等词语仍然被用来替可耻的政策与野蛮的行径作托词。”而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则对利用语言编织谎言信心十足：“在充分了解宣传对象的心理的基础上，通过重复足够多的次数来使他们相信方的即是圆的并非不可能。可以通过改造语言来掩盖事实真相。”
因此，我们必须警惕语言被系统地用来掩饰、扭曲事实，从而服务于某种西方虚构的神话和优越性。语言符号编码理论为分析西方媒体选择何种语言词汇来描述非洲、界定非洲提供了分析工具和视角。因为西方公众提到非洲印象时立刻想到的词汇，通常是新闻报道中经常出现的词汇。
4.客观性研究
客观是对新闻报道最基本的要求。为了达到新闻客观公正，记者可以采用很多办法，如尽可能消除推论和判断，尽可能多用报道。但是这些还不能保证客观性。还必须考虑另一个因素，即新闻报道的偏向问题。偏向（slanting）是选择对所描绘的事物有利或不利的细节的方法。新闻要想做到客观公正，就必须全面报道事物的各个方面，而不是根据自己的兴趣偏好、政治正确来取舍事实。在很大程度上，新闻报道的客观要求，所指更多的是没有偏向。1985年美国学者赫尔曼在一次属于研究新闻偏见的个案研究中，用内容分析方法检验了对同类新闻的处理手法。赫尔曼假设大众传媒根据其对美国利益的政治含义不同的理解，常常对同类事件采取不同的处理手法。他的研究结果证实了他的假设。
以英美为首的西方媒体自诩他们的新闻报道是客观、公正、平衡的。那么它们关于非洲的报道是否坚持了客观性原则，没有表现出自己的偏向呢？在分析西方媒体关于非洲的报道时，我们将根据新闻报道客观性原则来回答这个问题。
第二节 以偏概全不计其余
西方媒体关于非洲的报道通常稀少并且肤浅，主要关注的是危机和冲突等，而且关于非洲冲突和战争的报道通常是用一种危机驱动的方式以暗示非洲人在本质上就是野蛮的、好战的、暴力的，他们深深陷入原始的种族复仇中。“危机”被认为是非洲形象的一个永恒部分，以至于非洲总是与负面事件联系在一起。西方记者采用的视角、标题、图片、统计数据的种类，它们使用的语言都指向一种框架，这种框架创造出来是为某种利益和议程服务的。大量的信息被省略掉（有时也被加进去），以给西方媒体受众和政府提供他们想看到的东西。
用部分来代表全部其实就是一个转喻（metonymy）的过程，而转喻的选择具有关键性的影响力，因为透过这些选择，媒体建构了事实中未知的剩余部分。转喻包含了一种高度任意的选择，但选择的任意性通常被掩饰掉，或至少是为人所忽略，因而转喻表面看起来也像客体的表征，也因此被赋予“真实”的地位，而不被质疑。选择的依据则包括两套判断标准。首先是新闻价值，第二种是文化价值或刻板成见。因此，如果说西方媒体报道非洲的危机和冲突是真实客观，实现了新闻客观性的一个基本层面的话——因为这是非洲存在的事实，那长期以来主要关注非洲的危机和冲突，对非洲的发展和进步视而不见，对西方国家引发危机和冲突语焉不详，则存在明显的偏向，并没有做到新闻客观性更高层面的要求：整体的真实而不偏向。因为非洲局部的战乱和冲突决不等于非洲就是战乱和冲突。因此，西方媒体以偏概全不计其余的报道方式加强了国际公众关于非洲的刻板负面印象。
一、根据自己的概略图式来选择故事
根据信息处理概略理论，由于西方媒体长期关注非洲的负面新闻，加之历史上形成的关于非洲的偏见，它们的编辑记者早已根据自己的意识形态形成了关于非洲新闻的概略。随后获知的非洲信息都必须与原先的概略相匹配，如果不相匹配则难以进入他们的报道议程。非洲统一组织官方发言人Ibrahim Dagash认为，欧洲媒体巨头浸透了这样一种观念，即天意已经豁免了世界其他地区的痛苦和灾难，只有非洲是一个例外，它符合西方媒体的新闻观念。因此西方媒体总是更为关注坏事情的报道而不是好事情。不仅非洲在世界媒体上投射的印象是负面的，而且非洲接受的远非是公正表现的负面报道。第一章调查研究的数据提供了证明，这也可以为许多西方人所有的非洲印象所证实。当一个人被问到，想到非洲时进入你大脑的是什么印象，所有的主观印象都是原始的混乱、公然的腐败和无能的领导。
西方媒体在文化上、种族上存在的关于非洲的概略，成为西方媒体选择非洲故事的标准。这些概略的本质是，从早期的奴隶商人和殖民者时代开始，非洲就被描述成一个在文化上、智力上和政治上低等的大陆。凯什·里奇博格（Keith Richburg），前《华盛顿邮报》驻内罗毕记者，在他1997年出版的一本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描述他在非洲经历的话：
我是一个美国人，但是一个黑人，一个从非洲买来的奴隶的后裔……如果事情有所不同，我可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非洲人）——也许会在这个野蛮的大陆上正在进行的难以尽数的内战或部落冲突中的某一次遭遇无名的厄运。因此我要感谢上帝，我的祖先在漫长的航行中生存过来（卖往美洲的过程中）……我看过霍乱流行的扎伊尔，灾荒中的索马里，内战中的利比里亚。我看见城市变成废墟，因为他们的领导人允许它们风化衰败，而他们掠走了数以亿计的美元——是的，数以亿计的美元流向了海外银行的账户上……感谢上帝保佑我的祖先出来了，因为我现在不是他们中的一员。
作为美国最受尊敬的报纸之一，国际媒体如此看重它，它的一个驻外记者在离开非洲时，在到过这么多国家，看到过这么多事情后，就没有任何正面的形象留下来？为什么他就从来没有机会报道正面的事情？如果非洲记者去美国，他们仅仅看到并报道芝加哥的贫民窟（inner-cities）、康普顿街（Compton street）和洛杉矶发生的暴力恐怖事件、培养出麦克维（Timothy McVeigh）的纳粹民团分子，他们也许会由衷地高兴，他们的祖先成功地待在了非洲。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别？关键在于选择信息的概略不同。
同样，1992年索马里出现人道主义危机时，美国的新闻记者对索马里战乱、饥荒的政治经济原因不感兴趣，但对索马里文化生活的一个细节却兴趣十足，因为它与美国国内关于索马里的刻板成见或者概略相吻合，这个文化细节是索马里人爱咀嚼一种叫做克哈特（khat）的植物。美国的记者不断指出，那些携带枪支的年轻人尤其危险，因为他们“在克哈特的作用下处于亢奋的状态”（“high on khat”）。“年轻人、枪支和克哈特——是一种致命的联系”，美国广播公司（ABC）的Jim Laurie在一个特别煽情的片段中这样报道。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熟悉索马里和克哈特的人则给予这种药物另外一番评价。“这是一种社会性的药物，就像我们使用咖啡一样，”安德鲁·维尔（Andrew Weil）博士告诉美国NPR（National Public Radio）。“我认为克哈特是一种相对温和的刺激物……和其他刺激物一样，如果你摄入过多，它可能会使你处于痛苦和焦虑的状态。但我不认为这是导致索马里正在发生的灾难的一个主要因素。然而，当有证据表明比利时的维和人员烘烤一名索马里小孩，加拿大人和意大利人强奸和虐待索马里人，还有各种其他西方的残忍行为时，他们的行为并不被西方媒体看做是他们社会价值的反映。因为西方媒体坚信它们的社会价值不会导致此类行为的发生，更为关键的是西方媒体没有形成西方人不尊重人权的概略。西方媒体新闻价值观的虚伪性和双重标准于此可见一斑，用拉·封丹的寓言诗来形容西方媒体选择新闻的虚伪性和双重标准也就再恰当不过了。这同时也说明西方媒体选择新闻题材的概略图式，主要是一种文化和政治上的优越感。
二、根据“爱国主义”原则选择故事
西方媒体尽管秉持客观公正的表面立场，但是在涉及与自己民族、国家的尊严、利益有关的国际事件时，却有着鲜明的倾向性，往往会根据所谓的“爱国主义”在对外报道上兴起自我检查之风，对有损民族尊严和国家形象的国际新闻尽量予以回避或歪曲。如1999年中国驻前南斯拉夫使馆被炸事件、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美国媒体的报道，英国媒体2007年3月份关于禁止奴隶贸易200周年的报道，都突出有利于国家声誉的一面。
西方媒体根据“爱国主义”原则选择故事表现在西方媒体报道非洲新闻上，主要是回避西方殖民非洲的历史、回避西方国家参与或干预非洲的战乱和冲突。因此，对西方媒体来说，批评非洲不民主的领导人的报道是正常的，然而他们对西方民主国家支持的独裁者却很少提及。在报道冲突形势时也一样，西方提供武器的作用也很少报道。西方新闻媒体选择外国新闻通常是为了掩饰或简化西方政府和商业界在剥削非洲国家中所起的作用。
然而，非洲危机局势中西方的正面作用通常会被突出报道，这时西方有机会作为一个救世主式的人物出现，帮助不能自我救助的非洲。这通常也是西方的援助和救济机构得到广告宣传的时候。因此西方援助人员冒着生命危险去帮助非洲人，西方媒体会给予报道，却不会报道当地人每天去对付同样的局势。美国媒体在报道1992年美军出兵索马里时，不是讨论他们没有严肃对待索马里饥荒的过失，其集中关注的似乎是摄像人员能否用光记录美国海军陆战队飞机在摩家迪沙机场着陆这一故事。这种对事件戏剧化的描述，尽管符合商业化媒体讲述激动人心、能抓住读者的故事的需要，但并不是对索马里局势现实的公正描述，并不能帮助美国公众理解饥荒的原因，不能让他们了解饥荒威胁到非洲成百万人生命的现实。这也许有助于解释为什么非洲出现在西方媒体中的形象并不与非洲的现实吻合。
三、就事论事，忽视历史背景
西方主要的新闻机构，如BBC、ITN、法新社和路透社仅仅提供很少量的发展中世界的报道。在美国，新闻工作者莫尔特·罗森布拉姆（Mort Rosenblum）已经攻击媒介控制者对收视率/阅读率的着迷，他们看重的是对娱乐的提升而不是可靠的信息。即使西方媒体关注非洲的灾难和冲突，也很少解释灾难和冲突背后复杂的社会和政治历史原因。西方在其中的作用也往往容易被忽视——最为显著的是在冷战时期，非洲国家被当做火中取栗的猫爪。
为了揭示英国媒体如何就事论事，忽视历史背景，并提出改进英国电视关于发展中世界报道的建议，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媒介小组（Glasgow University Media Unit）与BBC电视新闻记者等配合做了一个主题为“电视新闻与观众对发展中世界的理解”的研究，并提供了一份关于西方媒体如何报道发展中国家的研究报告。他们研究的电视媒体主要是BBC、ITN、第四频道、天空和发现频道。这个研究与这些电视新闻媒体的高级人员合作，媒体的一些记者和管理者参与了焦点组的讨论，以调查观众对新闻报道的兴趣和理解问题的能力、新闻报道结构和内容的改变将如何影响观众对新闻报道的兴趣和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