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非洲一些国家发生的民族矛盾会引起全世界如此广泛的注意呢？首先，全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习惯于将非洲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因此，这个大陆上53个国家中任何一个国家发生的事情都可以冠之以“非洲”。其次，个别非洲国家的民族矛盾曾经引发较大的冲突或恶性事件。这种情况给独立后的非洲国家抹上了一层难以清除的耻辱。更有甚者，这种冲突持续的时间长，由此引发政治事件或引起世界的重视（如军事政变或种族大屠杀），或引起周边邻邦的连锁反应（如非洲大湖地区的难民潮）。这种消极的政治现象成为西方媒体关注的焦点。再次，在很多情况下，一些非洲国家的民族冲突背后有大国干涉的因素。这种大国干涉的因素有历史遗留的殖民宗主国关系，有对势力范围或稀有资源的争端，还有军火贩卖的交易。
当然，从历史“恶的作用”角度来看，殖民主义统治的双重作用也在非洲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中明显地体现出来。在政治上，一方面，它促成了非洲现代民族主义的产生；另一方面，它阻止了非洲现代民族国家的正常产生，而以一种畸形的方式助产了具有人为边界和人为组合的国家。从经济上，一方面，它将非洲卷入了现代世界经济体系；另一方面，它阻止了一个独立经济体系的出现，而培养了一种依附性经济。从国家民族形成的角度看，一方面，它为各个民族各方面的交往提供了比以前任何时代都要更为便利的条件；另一方面，它通过各种方式扶持和培养各个“部落”在政治和文化上的代理人，从而阻止了各个殖民地民族一体化的进程，并使部落主义的势头大大增强。因此，殖民主义统治在一定程度上是非洲部族冲突的主因——部族或部落主义的始作俑者，它从边界划分、行政管理、宗教传播等方面影响了当地的民族一体化进程，也丑化了非洲国际形象。
第三节 非洲灾荒不断与西方国家之关联
在西方媒体中，非洲连年饥荒，难民瘦骨嶙峋，饿殍遍野。这固然是非洲真实的一面，与非洲恶劣的自然条件有关，西方过去对这些国家的殖民掠夺也难辞其咎。不过西方媒体却把非洲灾荒简单归因为非洲国家管理不当、政府腐败、战乱，而有意无意忽视或扭曲其历史政治背景。事实上，非洲灾荒不断同样与西方国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只是西方媒体在报道非洲灾荒时就事论事，不予提及。
西方的殖民掠夺是非洲灾荒不断的历史原因。历史上，西方国家在非洲殖民地的经济可以分成三个部分：沿海地区、单一经济产品区和粮食作物生产区。这种划分不仅是一种现代经济所要求的劳动力分工，而且促成了同一个殖民地各个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并形成了以民族为基础的社会不平等。出口经济作物生产对非洲的传统生产方式的摧毁力是巨大的，一些非洲人纷纷从传统的农业耕作转向经济作物的生产。然而，在资源存量不变的情况下，用于出口作物生产的土地和人力资源越多，用于粮食生产的土地和人力资源就越少。这样，粮食作物的生产在有的地区被遗忘，有的地区在20世纪30年代即出现了粮食短缺。就整个殖民经济体系而言，这些地区是投资最少、基础建设最差的。可以说，欧洲人通过出口经济作物或矿产品摧毁了非洲人自然形成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却漠视了广大非洲人民的生存。这是导致非洲饥荒不断的一个历史积累原因。
西方发展援助机构脱离非洲国家实际，胡乱开出经济发展药方加剧了非洲贫困灾荒。西方国家和国际机构，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压迫部分非洲国家从自我维持的农业生产转向出口玉米生产。以津巴布韦为例，津巴布韦的谷物种植面积从895000英亩减少到245000英亩，因为美国国际开发署（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鼓励该国种植更为高级的土豆，结果导致津巴布韦这个南部非洲面包篮子，现在面临巨大的饥荒。但是西方媒体在报道津巴布韦的饥荒时，采取简单归因方法，认为津巴布韦饥荒是穆加贝的铁腕统治和强行推行土地改革的结果。西方媒体并没有探讨索马里、津巴布韦、苏丹、埃塞俄比亚等非洲国家饥荒的深层原因。
西方支持一些亲西方的非洲独裁国家，导致其内部管理混乱，战事不断，是非洲一些国家灾患连连的另一原因。如20世纪90年代初期索马里出现的人道主义危机，1969～1991年西亚德的独裁统治对饥荒负有直接的责任。是政治冲突，而不是自然灾难导致了人们在电视上看到的许多饥饿的受害者绝望的处境。而西亚德之所以能实行独裁统治，与美国背后不光彩的支持有关，但这些被美国主要媒体所忽视。更为典型的是，美国主流媒体视索马里问题为内部固有的、永久的问题：“有限的自然资源和内部争端历史地使稳定成为遥远的未来。而索马里部族之间经常的战争导致国家处于无政府状态（Time，12/14/92）。”
不合理的经济援助结构加重了非洲部分地区的饥荒。美国媒体新闻强调的是西方国家给予非洲的援助，但是西方国家以利润和贷款利息的方式从非洲获得大量金钱（平均每年220亿美元），远远大于西方国家给予非洲的援助（一年100亿美元）。这种巨额悬殊已经导致非洲国家债台高筑，现在非洲国家的外债高达3000亿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概览》，10/06）。这种结构性经济问题很少被西方媒体作为导致非洲长期饥荒的原因之一而强调。就是西方食物援助本身，也是一个很有争议性的话题，尽管很少进入主流论坛。农业捐赠食物通常被西方当做一种减少农业补贴的方式，一种倾向于鼓励当地农业生产的行为方式。一位以前参与非洲救济的工人迈克尔·马仁（Michael Maren）在“乡村之声”说：“过去30年上百亿美元的食物援助导致非洲更易于饥荒，比以前更依赖于外来的救济。”
第四节 西方媒体漠视非洲的真实发展
西方媒体报道非洲时不仅无视历史，而且漠视非洲当下的发展。第一章在概述非洲当下形象时提到，13位前非洲国家领导人在出席前非洲国家总统圆桌会议之前，调查统计了《纽约时报》等美国主流媒体过去十年（1994～2004）关于非洲的报道。他们认为在这十年，这些媒体关于非洲的报道远非公正、平衡。显然，透过以美国媒体为首的西方媒体关于非洲的报道，人们只能看到非洲的战乱、灾荒、腐败、疾病等负面问题。或许这是非洲的一个面向，但是非洲的另一个面向却不为国际公众、尤其是不为西方公众知晓。
2006年9月由世界银行编撰的年度《非洲发展指数（2006年）》告诉世界，非洲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非洲发展指数（2006年）》提供了1980～2004年非洲全部53国社会经济指数，是世界银行关于整个非洲社会经济状况的报告，它告诉了世界关于非洲的另一面向，为我们为非洲真实形象的辩护提供了有力的证据。《非洲发展指数（2006年）》显示，一些非洲国家的发展取得了可观的进步。尽管经济发展情况各不相同，但整体上，非洲在医疗、教育、贸易和消除贫困等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的进步。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非洲的人均收入保持着增长的态势。在肯定非洲取得一定发展的同时，《非洲发展指数（2006年）》的数据也显示，非洲依旧面临诸多挑战。
《非洲发展指数（2006年）》的数据表明，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16个非洲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GDP）增长率始终维持在4.5％以上。非洲的通货膨胀率也降到历史最低水平，大部分汇率失真的情况已经被消除，政府财政赤字正在下降。1996～2005年期间，非洲国家年均GDP增长数据显示：占非洲人口总数20％的国家增长率为1.3％；占非洲人口总数16％的国家增长率为3.4％；占非洲人口总数35％的国家增长率为5.5％，而占非洲人口总数29％的石油出口国增长率为7.4％。但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极不均衡，以2004年为例，当年整个非洲国家的GDP总值为5260亿美元，而南非占了2150亿美元，接下来是尼日利亚（720亿美元）。南非和尼日利亚两国占了一半还多。
《非洲发展指数（2006年）》指出，很多非洲国家，包括塞内加尔、莫桑比克、布基纳法索、喀麦隆、乌干达和佛得角，在解决贫困问题方面取得了重大进步，正在按计划实现到2010年贫困人口减半的“千年发展目标”。如果非洲国家想在2015年实现联合国2000年制定的“千年发展目标”，每年将需要投入400亿美元用于基础设施的建设，这就意味着每年的经济增长需要达到7％，并将5％的国民生产总值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在教育方面，《非洲发展指数（2006年）》提供的数据显示，非洲国家适龄儿童入学率已经显著提高。初级教育的入学率从1990年的72％上升到2004年的93％，从而使得识字人口的比例从1997年的50％提高到2002年的65％。
2007年11月14日，世界银行发布的《2007年非洲发展指数报告》进一步指出，1995年至2005年期间，许多非洲国家的经济取得了明显增长；非洲整体经济表现与1945年至1985年期间的经济崩溃、或1985年至1995年期间的经济停滞不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果这些国家能够改善投资环境和基础设施、鼓励创新并加强机构能力建设，就有可能在未来取得更加快速而稳定的增长。
以上数据表明，西方媒体中的非洲只是非洲的一个面向。由于价值观和国家利益的不同，西方媒体热衷于报道非洲落后和阴暗的一面。非洲，特别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长期以来一直以负面形象见诸报端。然而目前非洲安全形势趋稳，只有索马里、乍得、苏丹、津巴布韦和几内亚等少数几国还处于战乱或内部分裂中，地区热点降温、经济稳中有升，非盟促进非洲发展、维护非洲稳定作用增强。因此，西方媒体中的非洲形象远非是非洲真实的反映。人类的无知往往是因为对历史的颟顸，而人类的误解则经常是来自于信息的缺失。对于非洲，我们同样因为相关信息的缺乏而难以真正了解。世界银行这份最新的关于整个非洲社会经济状况的报告——《非洲发展指数（2006年）》以翔实的数据对非洲作出了这样的结论：今天的非洲正在变化，非洲在医疗、教育、贸易和消除贫困等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的进步。遗憾的是，西方媒体对此总是视而不见，或避而不谈，基本不做报道，非洲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果以及通过区域合作解决争端的努力，被淹没在西方媒体关于部族冲突、疾病蔓延、饥荒爆发等大量偏见性的报道之中。即便在世界银行发表《非洲发展指数（2006年）》后，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也是用“非洲是否终于改观”的怀疑口吻予以报道。
当然，正如世界银行《非洲发展指数（2006年）》和《非洲发展指数（2007年）》所指出的，非洲的发展还面临巨大的挑战。面对逆境，非洲人显示出了巨大的力量。他们在必要时对自身文化的诉求和为了未来的发展而从这些文化中汲取灵感的愿望，应当得到充分的尊重。今天，当生活在地球上最遥远地区的人们寻找自身的认同感时，这种在过去数十年形成的文化空间就变得更为重要。非洲希望合作，忽视非洲的声音将会影响全球的稳定。“非洲悲观主义者”应该认识到，非洲有很多国家，它们正在以不同的节律共同行进在政治和经济复兴的发展道路上。一些国家表现出良好的领导能力，其多党制基础上的政治不断趋于开放，鼓舞国内外投资者信心的政府治理能力和经济增长率不断改善与提高，这些国家实际上已经获得了“起飞点”。一些国家也表现出强烈愿望，希望通过开明的领导和有力的经济政策重建它们遭受战争蹂躏的经济。还有一些国家则处于过渡阶段，或者正在取得进步。
历史现实地分析导致非洲战乱、民族冲突、贫穷灾荒等的原因，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西方媒体关于非洲的报道，总体而言是一种脱离历史现实视角的片面报道，是一种歪曲历史真相的报道；由西方媒体建构的非洲形象远非非洲真实、全面信息的再现，西方媒体和公众所认知的非洲形象既不是非洲的全部，形成这一形象的部分事实也不是非洲独有的，更不是非洲人民一手造成的。因此，西方媒体中的非洲形象与其说是非洲部分现实的再现，不如说是西方媒体根据自己意识形态制造的关于非洲的神话和喻象。西方媒体作为非洲外的观察者，“作为自身文化的一个带有偏私的成员，因其文化中宗教的、理智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倾向，而总是想依据某一受到时间和空间局限的视角去整理历史的材料，总是想形成一些武断任意的形式，并将历史的外表强行纳入其中，而实际上，这些武断任意的形式与历史的内在内容全然不合”。因此，西方媒体摆脱观察者的偏见的掣制，应是它们努力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