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传媒产业内容产品的生产制作概述
一、传媒内容产品及其生产制作的内涵
（一）传媒内容产品的概念与特征
传媒产业的内容产品是指通过传媒生产、传播和流通的内容产品。包括报业产品、广播电视产品、期刊图书产品、电影产品，以及网络产品等。传媒内容产品不同于传媒产品或媒介产品。后者包括内容产品和广告资源两个方面的内容。内容产品只是传媒产品的一部分。传媒内容产品具有以下特征：
其一，结合性。即传媒内容产品是由传媒提供的信息内容及其载体合成的。其中信息内容包括资讯、知识、娱乐等，载体则表现为报纸、杂志、书籍、电视节目等，二者是传媒内容产品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
其二，精神性。传媒内容产品是用来满足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作为“精神食粮”而孕育培植出来的一种特殊产品。其特殊性不仅表现在它是一种抽象的“知识”，更表现在它所具有的价值取向上。即通过为人们提供精神产品，满足人们的文化、精神与信息需求，以影响人们的观念和行为。
其三，商品性。依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其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两个基本的要素。传媒内容产品完全具备商品的上述特征。首先，内容产品具有交换性，因为它是为了满足受众的信息需要而生产的；其次，内容产品具有使用价值。因为它能够满足人们对信息、文化、娱乐等方面的需求，具有一定的“效用”；再次，内容产品具有价值。因为它同样体现了人类社会的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只不过由于精神产品相比物质产品的生产有更多的复杂性，所以其价值的评定要更复杂、更困难一些。
其四，共享性。即同一内容的信息可以在同一时间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使用者使用。这有别于实物产品的独占拥有。即使人们可以独占信息内容的载体（如报纸），但就其内容而言，却仍然不能排他性地拥有。
（二）传媒内容产品生产制作的内涵及一般流程
所谓传媒内容产品的生产制作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传媒内容产品生产制作，是指与传媒内容产品物质形态的制作密切相关的各项工作，如报纸的排版、印刷和广播电视节目的制作等；广义的传媒内容产品生产制作，既包括传媒内容产品物质形态的制作，也包括信息内容的制作。本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内容产品信息内容的生产制作，兼或涉及内容产品物质形态的制作。作为精神产品的生产者，传媒工作的一般流程是：收集信息—编辑制作—产出产品—发行或播出。在这一过程中，前三个环节即为传媒内容产品的生产制作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内容产品的生产制作环节是建立在由媒体自己生产制作内容产品的基础上的，而在实践中，也存在媒体从专门的内容产品制造商那里购买内容产品的情形。特别是随着我国广播电视业“制播分离”改革的深入和市场主体准入的放宽，电视节目生产投资者由电视台转向了民营电视产业制作机构或其他电视节目生产机构，电视台可以将非时事新闻类的节目委托独立制片公司来制作或者直接从制片公司处购买电视节目。这实际上涉及内容产品的版权交易问题，在性质上与电视台出售自己制作的电视节目具有相同之处，这一问题笔者将于第五章详述，此处不赘。
二、我国传媒内容产品生产制作的现状
对于媒体而言，无论是广告、发行、会展或者跨媒体经营、资本经营，其一切生存法则的逻辑起点都是内容产品。内容产品构成了传媒资产的核心价值，其“能量”释放的大小将决定传媒产业的前途和命运。因此，内容产品的生产制作在传媒产业链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从传媒产业运作的角度来看，传媒内容产品的生产制作呈现出了以下特点：
（一）内容产品的生产制作理念从“传者本位”向“受众本位”转变
在将传媒只作为政治宣传工具的年代里，内容产品的制作理念是“传者本位”，即媒体更多着眼于宣传教育功能，常以“居高临下的教育者”和“我讲你听的灌输者”自居，只说自己想说的话，只制作自己认为合适的内容产品，而较少考虑受众的需求和兴趣。但随着传媒产业属性的凸显，媒介由过去的卖方市场走向买方市场，媒体在生产内容产品时就不能只顾自斟自饮，而必须考虑到受众对自己产品的信息价值的需求。这样，从“传者本位”向“受众本位”转化成为传媒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之下，传媒内容产品在内容的选择和编辑制作上更加关注受众的需要，在报道手法、表现内容、传播方式等方面都体现出强烈的针对性和贴近性，内容产品日益多样化、个性化，这不仅拉近了传媒与受众的距离，较好地发挥了传媒的信息传播功能，而且对传媒市场的发育和形成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内容产品生产制作过程中的市场机制开始形成
内容产品生产制作过程中的市场机制主要体现在新闻信息资源的商品化上。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由于不承认传媒的商品性，媒体没有赢利动机和手段，所有的新闻信息几乎都源于政府机构，它的一应支出，基本上都由国家财政包揽。在这种情况下，新闻信息资源是一种纯粹的公共物品，不可能具备商品的属性，新闻媒体取得信息当然都是无偿的。但在把传媒当作产业来对待的今天，我们会发现，传媒产业与一般产业一样，其产业链条也是由原材料—生产—产品—营销—消费几个环节构成的。新闻报料人或被采访者所提供的新闻素材就是传媒新闻产品的“原料”，征集新闻线索或记者采访被看做是一种“采购”新闻素材的行为，新闻线人或采访对象向记者提供了新闻素材，媒体将其制作成媒体产品提供给社会公众，媒体可以从受众那里获取发行费用(收视费用)或者获得广告费用。在这个产业链上，媒体所生产的内容产品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公共产品，而是同时具有私人产品的特性。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内容产品市场和广告市场早已得到认可。那么，一个可能的结论是：作为这个产业链的最基础部分：内容产品原材料的提供也应当成为一个市场，存在交换且产生利润。媒介资源没有理由成为媒介产业中免费的午餐。
事实上，在新闻传播实践中，新闻信息资源的商品化业已悄然出现。这主要表现在：（1）许多新闻媒体实行有偿征集新闻线索；（2）一些媒体对有价值的新闻实行付费采访；（3）新闻影像、录音资料及新闻图片的商品价值开始凸显，媒体开始通过不同的渠道购买新闻影音及图片资料。
（三）传媒内容产品的制作手段日益多元化
内容产品制作手段的多元化主要体现在新闻产品的制作上。过去新闻产品的制作手段比较单一，即记者根据自己掌握的线索进行采访，然后制作出新闻产品。但随着传媒竞争的日益激烈，内容产品的制作手段也日益多元化。例如，新闻策划、隐性采访等手段被逐渐运用到新闻产品的制作过程中。其中新闻策划的目的在于通过对采访、写作、编辑、出版或播出等报道活动进行设计与谋划，以确定最佳报道方案，从而取得最佳社会效益；隐性采访的目的在于通过暗访获得显性采访难以得到的新闻素材，从而加强舆论监督的实效。
三、我国现阶段内容产品的生产制作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虽然在传媒产业化运作的过程中，我国传媒内容产品的生产制作无论在理念上，还是在制作方式上，都较以前有了很大的突破，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新闻信息收集行为缺乏应有的法律规范
新闻信息资源是新闻传播的源头和新闻生产的原料场，它不仅能够触发记者的新闻敏感，为记者制作高质量的新闻作品提供机会，而且还关系到新闻传播活动的质量与效率、公正与平衡程度。对于新闻媒体而言，及时广泛地获得新闻信息资源就成为了传媒竞争的第一争夺点。正因为如此，新闻记者都使出浑身解数，努力收集更多、更有价值的信息。然而，由于我国目前尚缺乏对新闻信息收集行为的法律规制，导致媒体在信息收集过程中的行为失范。例如，有的记者滥用隐性采访以致报道内容低俗、侵害他人隐私甚至引诱犯罪；有的媒体滥用付费采访方式，导致公共信息资源被垄断，极大地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有的媒体在有偿征集新闻线索时漠视新闻报料人的权利，导致新闻报料人的正当权益得不到实现，等等。
（二）一些传媒内容产品因简单迎合受众需求而出现低俗化的倾向
传媒的内容产品固然应当满足受众的需求，但由于受众的需求是多方面的，有正当的，有不正当的，有高雅的，有低俗的，媒体作为承担一定社会责任的信息传播机构，自然应当对受众的需求有所筛选，对不良信息予以过滤。而在传播实践中，一些媒体正为着所谓的“市场需求”，丧失良知、尊严和操守。它们简单地迎合受众需求，以色情、灾难、暴力作为吸引受众“眼球”的策略，甚至不惜策划、制造虚假新闻。这种片面强调“注意力”的行为（做法）淡漠了媒体自身的社会责任，导致了媒体基本的文化品位的缺失。
（三）一些媒体存在违规生产制作内容产品的现象
由于传媒内容产品同时具有意识形态属性和商品属性，对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健康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我国非常重视对传媒内容产品生产制作的法律规制，相关法律对传媒内容产品生产制作的程序、质量，以及内容产品的审查等都作了较为明确的规定。然而，在实践中，仍有一些媒体违反上述规定，在内容产品的生产程序和质量上把关不严，致使一批选题不佳、质量不高、错误百出，甚至侵害他人版权的内容产品问世。这种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扰乱了内容产品市场，对广大受众也造成了损害。
事实上，我国对传媒内容产品的生产制作非常重视，现行立法对各类传媒内容产品的生产制作过程都予以了较为明确的规定。这些立法主要包括《出版管理条例》、《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电影管理条例》、《图书质量管理条例》、《音像制品管理条例》、《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管理规定》、《电视剧管理规定》等。但上述立法多偏重于对传媒内容产品编辑制作环节的规制，而对信息收集这一环节则较为忽视。此外，对内容产品的监管也存在着管理标准模糊、规制手段薄弱等不足，这些问题有待于在今后的立法中进一步完善。笔者在下文试图对这些问题予以更加深入的分析。
第二节 传媒产业新闻信息收集行为的法律规制
在新闻传播实践中，新闻信息的收集主要是依靠新闻记者的采访行为而得以完成。新闻记者在法律不禁止的情况下能够自由收集新闻信息并自主选择记录方式的权利，即采访权。新闻记者的采访权源于宪法所赋予的新闻自由，具有正当性和合法性。但其行使也要受到相应的制约，如国家安全利益的限制、采访对象人格权的限制等。这些问题属于新闻法学的一般问题，笔者在此不作探讨。笔者所关心的，是与传媒产业化运作有关的几种新闻信息收集行为及其法律规制，这主要包括有偿征集新闻线索，以及付费采访两种行为。此外，虽然隐性采访与传媒的产业化运作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传媒产业化导致的媒介之间竞争的加剧却使得这种采访方式愈演愈烈，而法律的不健全使得实践中的隐性采访处于混乱无序的状态。因此，也有必要对隐性采访的法律规制问题予以进一步的探讨。
一、有偿征集新闻线索的法律规制
(一)新闻媒体有偿征集新闻线索的现状
所谓有偿征集新闻线索，是指新闻媒体通过对新闻报料人支付报酬的方式向读者或观众、听众征集新闻线索。自1994年《华西都市报》设立读者报料奖之后，这一做法如今几乎在全国媒体普及，各媒体都在头版或其他版面和重要位置刊登报料电话、电子邮件、传真，以及提供的奖励，以此方式广泛征集新闻线索。而随着传媒同质化现象愈演愈烈，各家媒体如何在面目统一中凸显差异，如何在共享的资源里抢占先机等问题便显得迫在眉睫，为抢占稀缺的新闻信息资源，媒体对新闻报料人的报酬也在逐步攀升，从100元、500元到3000元不等。2003年11月，《新京报》更是打出“万元征集新闻线索”的旗号，成为当时国内最高的新闻报料奖。2003年12月9日，新华社运用“线人”贾迈勒在伊拉克战争报道中领先全球10秒及时、准确地报道了伊拉克战况，成就了新闻史上中国媒体第一次“世界性质的领先”，贾迈勒也因此获得了新华社颁发的最高奖——社长总编辑奖。高额的经济回报，让越来越多的人投身到新闻报料的洪流中来，这直接催生了新闻报料人这一职业群体的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