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各地通过贯彻中央、国务院有关统筹城乡发展的方针和政策，观念变化很大，越来越多的城市把进城农民工作为城市居民的一部分，承担管理服务的责任。上海市强调，上海是国际化的大城市，也是移民城市，农民进城是转移就业的需要，也在劳动力数量、结构上填补了上海的不足。上海市2004年农民工375万人，其中制造业127万人，建筑业74万人，商业服务业74万人。在总量上弥补了劳动力的不足，占了常住人口和劳动力的1/3。市政府把进城农民工纳入统一的管理服务，为未来农村劳动力继续进入城镇做出规划。区、镇、街道负责人，从当地经济发展、市场繁荣认识来沪人员的作用，很自然地接纳农民工。对农民工的称谓正由城镇常住人口、新市民的认同概念，取代外来流动人口、外来工的“异邦”概念。温州市把外来人口改称外来温州人，每年开展“十优进城务工青年”、“百名优秀进城务工青年”评选活动，同时把进城务工青年纳入“百佳文明市民”评选序列。江苏无锡、苏州有一个提法，叫做“欢迎新市民”。城市给新市民解决一系列问题，比如看大病、小孩子上学、计划生育、社会保障问题。
（二）逐步剔除二元体制影响，取消限制农民进城就业、损害其权益的制度，按照公平对待农民工、保护合法权益、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向改革社会管理制度
一是取消了对农民进城就业的行政控制和行业、工种限制，取消了对农民工就业的证卡和收费制度。一些地方劳动部门开办的公益性职业介绍机构，开始对农民工实行免费服务。如浙江省开始建立政策、登记、市场、服务、管理“五统一”的城乡统筹就业制度。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本地人与外地人在城市就业全部进入市场。
二是取消对进城农民工的多项行政性收费。浙江省实行一证式管理，就业一站式服务。北京市取消了暂住证、就业证、健康证、人口管理、租住房屋管理、入学借读、购房管理、婚育证等十多种收费项目。上海市取消了外来人口每年180元的治安管理费、每人每年600元的使用外来人员用工调节费、外来建筑企业交纳的治安联防费，规定基层公安派出所在办理暂住证时不准为其他部门搭车收费。浙江省公安部门对农民工的社会管理有三方面的调整。
（l）对农民工态度的转变。开展大讨论，转变观念，立足全局以开放、包容的理念开展工作，在管理中搞好服务。
（2）执法理念的转变。过去治安是通过“地毯式”大清查对待流动人口，容易侵害农民工的利益。孙志刚案对公安机关震动大，明确禁止“地毯式”、“滚动式”检查，不扰民，通过告知形式积极配合民政部门。
（3）维权对象的转变。经过调查：流动人口违法犯罪的比例，1999年占0.63%，2003年占0.33%，下降很多，这个群体绝大部分是好的。过去只讲治安和犯罪案件60%涉及流动人口，同时，受侵害对象的60%也是流动人口。两个60%，如何维护农民工人身权益，也是公安部门的一个重点。
三是对进城农民工作为常住人口的一部分，纳入统一的管理服务，逐步做到权利平等。浙江省下城区规定农民工的十项权利。江苏省昆山市委2003年8月发布的《关于加强“新昆山人”建设工作意见》之中，以往类似“严打整治”、“防范”、“清理清查”等词汇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梳理出就业权、受教育权、政治民主权、经济利益权、安全卫生健康权、生活居住权等“新昆山人”必须得到保护的合法权益，强调政府应担之责，并列入相关政府部门的考核目标。
四是集中解决拖欠工资问题。各地劳动保障部门建立了举报接待室、24小时举报投诉电话和劳动保障服务网站等投诉渠道，并将投诉及时传递给执法部门查处。全国开展了规范职业介绍和劳动用工行为的“春雷行动”，打击非法使用童工行为的“春苗行动”，打击拖欠克扣工资行为的“春雨行动”。司法部门开展法律援助，有关农民工的法律援助案件占95%。
五是改善农民进城居住生活条件，提供公共服务。如2003年北京市制定了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生活区设置和管理标准，从卫生、防疫、居住标准、盥洗设施、食堂食品、消防保卫等方面做了详细规定，许多条款是强制性的，必须执行。又如上海市一些镇和街道、社区修建供农民工集中居住的民工公寓，政府规划、社区投资、市场运作，有单身房间，也有成户居住，配有医疗室、阅览室等。
六是关心农民工的身心健康。上海公共医疗资源对进城农民工全部开放，对有困难的农民工就医给予一定的支持。普陀区对急症、重病患者，开辟绿色通道，先看病后缴费。仅2004年上半年就减免农民工医疗费1848人次、81.2万元。对居住满6个月以上的外来人口进行结核病的免费诊断和治疗。外来儿童纳入本市计划免疫范围，实施免费服务。为降低外来人口孕产妇分娩接生的费用，在10个郊区县，各选择一所经卫生部门许可开展助产技术的医疗机构，设置简易分娩点，实行限价，如产前检查三次，限价150元，顺产的费用控制到800元以下，较一般住院接生费用低一倍左右。浙江省推行计划生育“绿卡”制，外来育龄人员凭卡享受免费生育节育服务。
七是一些地方对农民工开展临时救助。深圳市宝安区沙井镇劳动保障部门建立了农民工接待站，对有困难的农民工提供临时援助，援助对象主要有两类：对临时找不到工作的农民工，2001以来共接待11.3万多人开始住宿一个晚上收3元钱，政府补贴一点，目前是每天5块钱；对接待老板逃跑、发生劳务纠纷等情况下的农民工，提供免费吃住。2001年以来已接待60000多人，化解了很多矛盾。
（三）基层社区发挥组织、沟通、服务功能，开展培训和人文关怀，促进在平等友爱基础上的相互融合
成都市一些街道（社区）加强对农民工的宣传教育工作，发放资料，讲课，开座谈会。在社区学院、外来人口学校对农民工进行培训，开设家政、妇女缝纫、电脑等课程，培训时间一般为半月左右，还通过举办民工派对、歌咏大赛和免费红娘等活动，帮助已经到了婚嫁年龄的农民工寻找情感寄托，解决个人婚姻问题。宁波、绍兴一些规模企业设立援助基金、爱心基金，为发生家庭灾害的农民工提供经济援助。温州市一些社区、企业出面与学校、幼儿园联系，解决农民工子入托入学问题。一些城市的农民工参加了社区居委会的选举和管理。
（四）尊重农民工社会管理的参与权，农民工参与基层管理、自我管理，进而参与多层次的社会管理
一是探索出双向参与、双向服务，农民工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政府管理与群众参与管理结合的协作机制。上海市在农民工集中居住的社区，成立民兵组织、党群组织、自助组织，农民工和当地居民互相参与对方的组织，便于协商、协同管理。双向服务，是社区组织为农民工服务，同时组织农民工参加社区公益活动。自助组织，是在农民工集中的地区，居委会通过免费提供场地等方式，帮助成立以农民工为主的一些党群组织和学习型、管理型组织，组织农民工自我管理。这种模式，尊重农民工，把他们作为社区的主人，利于他们融入当地社区，既为社会稳定做出贡献，又大大节省社会管理成本，形成一种和谐共处的局面；
二是进城农民工取得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参政议政，有了良好的开端。2001年底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选举了7名外来人员当人大代表，当选代表积极建言献策，一些重大的政策建议被采纳，使政府政策更广泛地反映民情民意，有利于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2004年杭州下城区规定农民工居住1年以上而户籍在外地的流动人口，可在下城区登记参加选举。深圳市近年推荐优秀农民工参选各级人大代表，区、镇人大也设有农民工代表。此外还有列席代表；
三是改革领导管理体制，实行由管制为主向服务为主的转变，建立综合协调的服务管理机制。上海市政府2004年将外来人口管理服务纳入全市人口综合管理的范畴，清理地方有关法规，按法定程序完善相关法规体系，形成集居住、就业、经营、社会保险、治安、计划生育、疾病预防等功能为一体的管理服务信息系统。有关部门按职责范围分别负责各方面的服务管理和业务指导，依托基层社区、管理重心下移，并根据事权与财权相结合的原则，层层落实工作经费，由区财政安排，市财政定额补助；四是坚持“亲民理念、亲情服务、亲善管理、依法管理”。浙江省各级政府逐步改变过去以公安政法部门为主的管理模式，建立改善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形成多部门参加的联席会议管理体制，由有关部门和总工会、团区委、妇联等机构协调工作，以人为本，建立综合协调工作机制，推行市民化管理，消除了片面从社会治安的角度来考虑农民工管理的局限性，把管理与服务结合了起来。
三、以构建城乡和谐社会的标准，进一步改善农民工进城就业环境的政策建议
（一）将社会管理建立在认同进城农民工是城镇居民和公民的基础上，公平提供管理和服务
近年来，各地政府尤其是城市政府认识到农民进城就业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关系“三农”问题的解决和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农民工已是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流动就业持肯定的态度，并越来越关心他们的劳动权益，这是一个进步。但现在仍有一些城市政府处在社会管理改革的十字路口上：既承认流动就业，但又不愿认同进城农民工为城镇居民和公民；有的只认同精英、人才为市民，认为认同进城农民工为城镇居民和市民“有损于大都市的国际化形象”，或是影响当地成为现代化的城市。这些认识和观念肯定是不对的。我们知道，以初中文化为主的低收入的进城农民工，是我国处于不发达阶段，存在占人口多数的农村人口和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国情在城市的反映，是将工业化发展与解决农民问题结合起来迈向现代化的具体体现，追求没有农民工的都市形象显然脱离实际，没有摆脱城乡分隔二元体制的影响，既低估了农民工的作用，也放弃了城市作为带动农村发展的火车头的时代责任。城市企业的存在、发展，需要投资经营者、技术管理人员和数量最多的普通工人，不可能只要投资者和人才，没有产业工人。劳动密集产业、中小企业和劳动强度大的建筑业，普通工人、农民工的比例更高。排斥农民工转化为市民，就违背了城市化发展的社会进步的意义，造成城乡差距、贫富差距的扩大，使发展失调，社会不安定，落入经济停滞、社会矛盾加剧的发展陷阱。所以，认同进城农民工为城镇居民，是对现实的承认，给农民工留在城市变为市民的选择权，给企业稳定员工队伍的条件，是城市发展的需要。对农民工与原有户籍居民一样提供管理和服务，是发展赋予城市政府的责任。
（二）城市政府面对种种矛盾，不能代表单方面的利益，要代表包括进城农民工在内的城镇居民的根本利益，协调多方面利益关系，使农民工合法权益得到维护
随着农民进城就业，城市已成为多种矛盾的集中地。在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背景下，以中西部不发达地区为主的农民到沿海发达地区和城市就业，既显示沿海发达地区和城市是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最活跃的地方，也把大范围的城乡差别、区域差别带入城市，使城市成为多种矛盾的集中地。由此，城市政府就不能只是代表原有户籍人口单方面的利益，而要代表包括进城农民工在内的全体城镇居民和公民的利益，统筹兼顾，处理好多方面的利益关系，化解矛盾，使各社会群体的责权利各得其所。
实现这种目标，需要处理好两个关系或矛盾。一是处理好企业投资者与工人包括农民工的利益关系，在管理上纠正那种只看重投资者及人才的作用和利益，忽视农民工作用和利益的偏向，解决损害农民工合法权益的问题，引导和促进形成法律上平等、经济上互利协作的劳资关系。二是处理好进城农民工与户籍人口的利益关系，改变忽视农民工需求和利益的偏向，公平提供公共服务和管理，创造两者相互沟通的渠道、平台，帮助农民工实现适应城市的社会化，促进两者的文化融合。任何社会群体的合法利益的实现取决于社会权利。要使进城农民工的就业权、合法经济权益、居住权、受教育权、基本的社会保险权和参与社会管理的权利，在制度上得到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