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广大仡佬族人为反对官府的掠夺、欺凌，展开前赴后继的抗争，遭到一次又一次残酷的屠杀。唐高祖、太宗时，广大地区的仡佬族人相继起义，遭到朝廷的残酷镇压，广大仡佬族人或惨死，或被俘，转卖为官绅奴仆。如益州行台郭行方从洪、雅二州掳走男女5000口，夔州都督齐善行从巫州掠走男女3000余口，广州都督党弘仁从罗、窦等州掠走7000余口。后来，朝廷再次征伐高丽，大肆征派人民造船，“剑南诸僚皆半役”，众多仡佬族男子被强行征调，背井离乡，严重影响了仡佬族人的生产和生活。雅、邛、屑三州的仡佬族人痛苦不堪，纷纷群起反抗，而这时以施行“仁政”而称道的唐太宗没有对仡佬族人手软，诏调两万官军对仡佬族人大肆屠杀。仡佬族人在史家所称道的贞观之治时期，遭到王朝空前规模、大范围的频繁围剿，严重影响了仡佬族社会历史的发展。此后仡佬族人又发起过几次抵抗中央势力或地方豪强欺压百姓、飞扬跋扈的行为，但都遭到了镇压甚至血洗。北宋末年，朝廷派冉守忠“镇守夷僚”，赋予仡佬族人“便宜行事”的特权。
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仡佬族人在任政隆率领下起义，攻及思州、涪州、渝州等地，遭到冉氏大军镇压。淳熙四年（1177年），冉守忠重孙冉桂森攻入珍州。在旷日持久、波及黔东北广大区域的战争中，官军大有对仡佬族人斩尽杀绝之势，成百上千的村寨被焚毁，数以万计、十万计的仡佬族人惨遭杀戮。只有少数人逃往深山，躲入山洞、岩壁或枯树洞中才得以幸存。幸存者大多遁迹边远山区的深山丛林之中，他们及其后代被称作“古老户”，过着极端贫困且世代受人歧视的生活。
历史上，中原王朝不断往南发展，其中也夹带着对少数民族的排挤和打压。尤其在元、明、清三朝，其中“平南僚”或“追苗（这里的‘苗’是对少数民族的泛称）赶汉”“赶苗拓业”的历史事件对于广大南方少数民族来说是一次次惨痛的浩劫。尤其是人口较少、力量分散的仡佬族，几乎接近于灭绝状态，但他们不畏强权，敢于反抗，顽强奋斗的精神流传至今，也造就了今天仡佬族人坚忍不拔的韧劲和不畏艰难的刚毅。
元宪宗遣兀良哈台督兵进西南，在出乌蒙渡泸江时，受到仡佬族人抵抗，结果，川南的三座仡佬族人所建城镇的居民惨遭屠戮。但城外的许多族人仍然拼死救援，继续与元军作战。至元二十七年（1297年），黔中的仡佬族人面对沉重的军役军赋不堪重负，“怨深于骨髓”，组织3000人攻下顺元城（今贵阳市），痛斩若干贪官污吏。官府调集大军征讨，湘川黔毗邻地区的仡佬族人起而声援，于险要关隘处设置木弩、竹矢阻击。元王朝为征八百媳妇国（今云南、缅甸之间），调湖广、河南、陕西、江浙诸省官军两万，由右丞刘深统率，自湘入黔，暂驻顺元。为筹集军饷，大军向黔中仡佬族人及其他民族人民大肆掠夺财物和人力。雍真葛蛮土司宋隆济召集所部仡佬族、苗族，举行武装反抗。起义队伍攻打总管府，夺取府印后，将总管府付之一炬。随后，攻入顺元城，诛杀了贵州知州张怀德，起义声势越来越大。坐镇云南的梁王急调湖广、云南、四川兵与征西军共同对宋隆济实行“会剿”。黔西北、滇东北以及川南彝族人民深恶官府的横征暴敛起而声援仡佬族义兵。在起义军的奋力打击下，官军丧师十之八九，弃地千里。元廷集官军三万、土司兵一万合围义军。后利用宋隆济之侄曾竹蛮夷长官司长官宋阿重将宋隆济诱擒杀害，这才将起义平息。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也开始在西南地区扩张势力，征服“西南夷”。鉴于“蛮僚叛复不常”，广设卫所“屯兵镇之”。各地仡佬族人不服其统治，往往遭受残酷镇压。自洪武十五年至正德六年（1382～1511年）的百余年间，仅西堡长官司（今普定县及六枝特区境内）的仡佬族人举行大规模的起义即达8次之多。前来镇压的官军最多时多达55000人。仡佬族人凭借优越的地理环境和激昂的反抗精神英勇迎击，一次歼灭官军37532人。仡佬族人在历次战斗中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冬，战死5000余人。成化十四年（1478年），阵亡2000余人，被俘老幼858人。当义军退入各个山洞，官军堵住洞口燃放毒气，将洞内义军全数熏死。坚守山崖月余的义军于夜雾里遭偷袭，大多于仓促间跳崖身亡，其余全数阵亡。578个村寨被焚毁，大批牛羊、粮食被掠夺一空。许多人为避免官军追杀，扶老携幼南逃广西。普定县城北30里的石板寨附近岩上有一片仡佬族古墓地，在五六丈高的岩壁下有一深沟，沟内泉水有时殷红如血，人称“血淌岩”。传说，明王朝调北征南时，朝廷集重兵前来征剿。仡佬族首领阿大带领族众奋起抵抗，激战7昼夜，伤亡巨大，阿大身首异处，仡佬族壮士们尸横遍地，血流成河。洪武二十八年，水西（今贵州毕节地区）境内仡佬族人因拒不输租，为官军“攻讨”，3万余人惨死，1万余人被俘。居住在黔西南的仡佬族支系之一——徕子，先后于明洪武、永乐、嘉靖年间横遭官军土司兵驱赶，被迫渡过红水河，远避广西隆州的山箐之中。传说，当年他们一批一批地被赶往广西，故事先约定砍倒沿途的芭蕉树为记，以便后来者找寻。然而，年月一久，砍倒的芭蕉又恢复了原来的生长形态，后进入广西的仡佬族人因无迹可寻，失去了联络，前者走到了云南，而后者沿途落籍于广西隆州一带。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有着不少关于徕子的传说，留下许多徕子遗迹及地名，兴义城附近有“徕子洞”，望谟有“赶徕寨”。
在清末“咸同”贵州各族人民大起义中，仡佬族人也奋勇投身其中。咸丰四年（1854年），曾毓华领导仡佬族人抗捐税，于安顺起义，得到以周小满为首的汉族群众和黄晓义为首的苗族群众的响应。于是，曾毓华率领各族义军在安平县镇宁州、归化厅和郎岱厅之间与官军多次展开激战，最后因寡不敌众而战败被俘，受害于贵阳。为避免受株连，曾的亲属四处逃散，并改族换姓。其后代直到20世纪80年代民族识别时才承认是曾毓华子孙。咸丰元年（1851年），石阡府龙洞乡毛家寨农民毛正平于思南府秘密加入白莲教，勤练武功。回乡后自称“白眉大仙”，利用白莲教在仡佬族、侗族中宣传、组织起义。咸丰五年（1855年）率领3000义军，头裹红巾，称红号军，在其他义军协助下，攻占石阡府城，连拔清军据守的15座屯卡，后被叛徒出卖，为官军杀害，余部在其妻杨桂英带领下退入黔东北险峰梵净山。咸丰八年（1858年），杨桂英率部下山，加入汉民刘仪顺领导的白号军，继续与官军作战，最后壮烈牺牲。咸同年间遵义地区连年干旱，颗粒无收，地主却催租夺佃，官府又逼交“长毛捐”（指镇压太平军用的捐税），广大仡佬族人民难以度日，遵义平家寨的山满带领走投无路的仡佬族人抗租抗捐，冲进地主宅院，抢走粮食和财物，分给群众。在地主堂屋壁上写明：“富家豪门粮如山，干人（穷人）百姓肠粘干。仡佬打富济贫穷，不怕龟儿去叫官。”落款为“老子叫山满”。随后，山满遂聚众武装起义，并加入挺进黔省的太平军石达开部，担任旗手，转战于黔西北、川南等地。
民国年间，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民国17~19年（1928～1930年），四川的惯匪常窜入正安县境肆意烧杀掳掠，人民生命财产遭到威胁，加之天灾庄稼歉收，官府捐税多如牛毛，民生凋敝，民怨沸腾，杉木乡陈德宜利用瑶池教组织“神兵”以“荡扫魔兵（指土匪），拯救黎民”，与官军周旋于正安、务川、彭水三县毗邻地。后与另一支“神兵”联合，陈德宣被推举为“护国公大元帅”，率800人以安场为据点攻正安县城。战败后，陈德宣隐居务农10年。民国30年（1941年），道真从正安县析出建县，新任县长以陈德宣作乱之心不死为借口，派兵至杉木乡捉拿陈德宣。仡佬族人激愤，300余人复拥陈为首领，再次举行武装反抗，与官军多次激战。次年因被叛徒出卖，义兵失败，陈德宣阵亡。
长期以来，仡佬族人民为了免受剥削和压迫，同各族人民一起，进行过无数次的斗争，但都因历史的局限而一次次失败了。经历无数次战争摧残的仡佬族人，死的死、逃的逃、藏的藏，几乎快要淹没在历史的滚滚大浪之中，也因此时常被世人忽视和遗忘。1934年到1935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北上抗日，进行战略大转移，路经贵州，将革命的火种播撒在了这片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从此，仡佬族人开始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将争取自由平等的斗争融入全中国人民争取解放的事业中。新中国成立后，仡佬族结束了辛酸血泪史，在新时期的民族政策下，与各兄弟民族一样，享受到民族平等的权利，成为土地和国家的主人。2009年，一位退休老干部写了一首《祖国建设结硕果民族繁荣花盛开》的系列长诗，弘扬民族精神，纪念共和国的60华诞。其中写到仡佬族的一首诗就命名为“爱国抗暴斗志高”，“扞卫国土反王朝，武装斗争烈火烧。万众横刀驱倭寇，挥戈海疆染战袍。红旗漫卷扬遵义，支援红军有功劳。仡佬人民钢铁汉，善铸精锻技艺高。”
贵州高原山峦起伏、河流纵横，大片喀斯特地区地形复杂，水网密度大，侵蚀切割严重，山高坡陡，峡谷深窄，流急滩险，垂直差异大。因此，“行路难”始终是世居贵州的仡佬族人行旅的最大障碍，也是制约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最严酷的瓶颈。诚如吕思勉所言：“水性使人通，山性使人塞”。仡佬族人是大山之子，重重大山是仡佬族人生活的家园，也阻隔着仡佬族人与外界的交流来往，制约着仡佬族人发展经济、开拓进取的目标。然而，从古至今，艰苦的生存环境也造就了仡佬族人大山一样坚忍不拔、自强不息的精神。在贵州有一种说法叫“高山苗，水仲家，仡佬住在石旮旯”。这种说法在遵义县平正仡佬族乡可以得到充分的印证。平正乡可以说是一个石头王国，这里的仡佬族人世世代代凭借自强不息的精神在满山遍野的石头夹缝中开拓生活的希望。石缝里少量的贫瘠土地就是他们生活的来源，能开垦的地方几乎都被开垦，种上粮食。大多数仡佬族聚居地区，历史上由于交通不便，地域相对封闭。但他们的观念并不封闭，在各个历史时期，仡佬族都涌现出不少先进人物，能接受新事物，引进新思想，影响和引导本民族人民与时俱进，吸收他人之长，以求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