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交往来看，无论语言还是习俗，被同化和流失现象比较严重，如今大部分地区仡佬族人都不熟悉自己的语言了，除了老一辈少数人还能说仡佬语外，其余基本上都用汉语交流和通话，在学校读书的孩子掌握的也全部是汉语。仡佬族的服饰几乎全部汉化，有部分老人还戴有仡佬族的头帕，老式的耳环、手镯及戒指。而留下较多痕迹的也只是一些属于民族自身的传统节日文化，如“吃新节”这个仡佬族较为盛行的传统节日还保留得比较完整。而重大节日如祭祖活动，也多选择清明节、端午节、七月半、八月十五等日子，与汉族习惯大体相同。如务川和道真，都是仡佬族较多的地方，但是会说仡佬语的人很少，甚至有些人还不知道自己的民族是否有语言，服饰也一样被同化了。
民国时期，国民党在广大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同化政策。民国36年（1947年），杨森主政贵州，不准少数民族穿自己的民族服装，禁止讲本民族语言，甚至在街头路口设立关卡，强行剪头发、剪裙子，仡佬族子女还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能够上私塾或小学读书的人非常少。一些汉族地主公开侮辱仡佬族，遭到了仡佬族人民的反抗，还时常酿成械斗事件。此后，绝大多数仡佬族群众为了避免遭受歧视，不敢承认自己的民族成分，也不敢讲自己的语言。如遵义县平正村原名平家寨，是仡佬族平姓人家居住的地方，后来因为汉族地主宣扬民族歧视，制造民族隔阂，施行民族压迫，迫使平姓仡佬族人迁到附近的山坡上居住。
这种强制同化的政策严重破坏了仡佬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如民国36年（1947年）“道真县自然人文调查资料”和民国37年（1948年）“道真县地方概况调查表”等记载，可以看出仡佬族占大多数的县域内民风朴实，勤劳节俭，并且说话纯用汉文，语多川音，一般人民文化程度较低，致多方言。民多崇奉佛、道、儒，婚丧礼俗多崇汉俗古制。
二、与彝族的交往
仡佬族与彝族的交往在先古时代就已经开始。仡佬族是从西南古老的农耕民族濮人的一支发展而来的，这从与西南古代濮人接触最多、交往最频繁的彝族先民的历史上，可以找到有力的佐证。《开天辟地》《洪水朝天》《竹王传说》等神话故事中就有许多描述仡佬族与彝族交往的情节。而彝文史籍《西南彝志》的若干章节也记述了彝族先民攻占濮人的地方，与濮人杀牛盟誓，和平相处，其后又打败濮人的历史，以及彝人变濮人、濮人变彝人，二族在血缘与文化上互相融合的过程。在记述晋以前西南地区的史地着作《华阳国志》中，也把夜郎竹王遗族称为“夷濮”。贵州黔西、大方等彝族安姓土司，由于政治、经济实力的强大，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还对当地仡佬族及其他民族的人民进行着残酷的剥削。
时至今日，贵州的彝族仍称仡佬族为“濮”。清道光朝《平远州志·艺文志》载谢琯撰《新辟水西纪略》记水西葬俗：“依仿先朝旧例，满三年一‘普伙’，普（即濮）谓称仡佬，伙为祭献……”仡佬族与彝族杂居的情况也比较普遍，因此交往也比较多。20世纪以来，仡佬族的民族服装和特殊装饰习俗已经逐步消失，各仡佬支系的名称仍然保留在本民族群众及相邻民族群众的意识中。
在大方县红丰村，仡佬族和彝族在长期的社会交往中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不但没有发生过民族间的冲突，而且各民族间的许多风俗习惯多有相互借用之处。但是，各民族仍然保持着对本民族的认同和同其他民族的必要界限。在村里，仡佬族村民大多选择本民族的家庭作为自己的邻居。村民们对全村人谁是哪个民族都能说得很清楚。在地方政府有关红丰村的各种报表中除强调红丰村的贫困和落后外，有关红丰村的经济生活、主要作物、重要畜种、劳动力输出等项目几乎与该乡其他民族村寨没有差异，似乎仡佬族的生计方式已基本上等同于彝族等其他民族了。
此外，在彝族民歌中，还能听到仡佬族民歌的调式因素，使之形成了各民族相互吸收而又各自保留着鲜明个性特点的融合文化。
三、与苗族的交往
在传说故事中，仡佬族与苗族的交往就已经开始了。相传很久以前，仡佬族祖先居住的地方十分贫瘠，却还受到统治者的欺压，没过上一天好日子。后来，祖先将九个儿子分为九个支系，小部分留在原地，大部分携家属分别寻找适合生存的地方。其中一支走了好久，翻山越岭，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了一个苗族居住的地方。苗族老人问了他们的根系，非常同情他们的遭遇，就办起酒席热情招待他们。仡佬族长和苗族老人一边喝酒，一边摆谈，苗族老人劝仡佬族长说：“好兄弟，你们就不要走了，和我们一起在这个地方住吧。”一小部分仡佬族就这样留了下来，与苗族杂居。现如今，仡佬族与苗族共居的地区也不少，如县级以上的地区就有道真、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乡镇就更是不胜枚举，诸如正安的石井仡佬族苗族乡，大方县星宿苗族彝族仡佬族乡，普定县猫洞苗族仡佬族乡等，都是两族杂居交往的典型。
在黔北地区，保留完好的杂居乡镇也不少，其中遵义县平正仡佬族乡一带，仡佬族人数不少，与苗族等其他民族杂居较多，他们也过苗族的节日，在日常商贸交往中除了汉语外，还会一些简单基本的苗语。
务川仡佬族与“僚”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蛮僚之谓，通常指的是苗族与仡佬族，因此无论是部落间的征战械斗还是正常的交往迁徙，这一地区的仡佬族的杂居与群居以及由此而来的姻亲关系都与苗族联系颇多。
四、与其他民族的交往
仡佬族与多民族的交往从古代就开始了。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贵州布政司成立，贵州正式成为封建中央集权统治下的一个行省。此后，历明、清两朝，贵州各地府、厅、州、县纷纷建立，完备了贵州的行政建制。仡佬族地区分属于各府、厅、州、县，广大仡佬族直接被置于流官统治之下。这一时期仡佬族散居各地，并与他族共处，明清史志对此记载颇多。如安顺州西堡司，“部落皆仡佬，曰红仡佬，曰花仡佬，曰打牙仡佬，其名虽殊，其俗无”。由于散居各处，生活习俗、文化特征逐渐产生差异，因而形成了名称繁多的不同支系。
明清以来，仡佬族与其他各民族杂居共处，经济上相互影响、文化上相互渗透，并逐渐加深了对于汉文化的认同和接受程度。普定仡佬族“饮食衣服近同汉族……亦能读书习艺”，水城仡佬族“男皆发，通汉语，颇知耕织”，平远州仡佬族“迄今冠婚丧祭，渐遵礼制，非复往时习尚矣”，余庆仡佬族“散居各村，与汉民同”。绝大多数仡佬族都能熟练地使用汉语，与外界的经济、文化交流更为方便，并在一些仡佬族聚居点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双母语”现象。这时期，仡佬族地区的经济较过去有了长足的发展，并在不同地区形成了不同的行业特色。据《贵州图经新志》载，明代部分仡佬族地区已经在“地处平隰者，则驾车吸水以艺粳秫”，积累了丰富的引水灌田的经验，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手工及矿冶等仡佬族的传统技艺进一步发展，如安顺府的仡佬族“多铸犁以营生”，铜仁、务川等地仡佬族炼砂技术闻名于世。商业贸易也有特色，如贵阳附近之花仡佬河（即今花溪）一带在明代已形成了周围数百里的牛马交易中心，故今贵阳汉族在唱孝歌时，仍有“买牛买马花仡佬”之句。但是，边远山区的仡佬族生产力水平仍然低下，如《黔记》载，黄平等处仡佬“好猎逐鹿罗雀为事”，《大定府志》谓境内仡佬族“种植之暇，男铸犁为业，女捞虾蟹以供食”，余庆、镇远、施秉等地的仡佬族更“善捕鱼，虽隆冬亦能入渊”，故称水仡佬。这些记载说明了明清时期贵州仡佬族社会经济发展的多样性和不平衡特征，即以山地农耕文化为主体，渔猎、采集仍占有一定比重。
清末及民国初年，仡佬族人口急剧减少，居住区域迅速缩小，仡佬族聚居地多呈点状分布在其他各民族生活区域之间，而各地的仡佬族人在与周围其他民族的共同生活中，通过互相影响、互相学习，其生活习俗、饮食服饰等方方面面也发生着不同程度的变化。
到了现代，由于历史和现实等原因，仡佬族文化缺失较多，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与各民族文化的融合和置换是必然和肯定的，仡佬族人因为长期与各民族杂居，生活习俗等方面和当地的其他民族相似，至今仍保存一些具有其他民族特征的文化活动、节日庆典和饮食习惯。如今，仡佬族由于人数少且居住分散，并且长期受到居住地其他民族的影响，他们之间已经有着很大的差异，就连语言也有很大差别，往往分散居住在一个县内的族人也不能通话。此外，经过不断演变和发展流传下来的各个仡佬族支系，也与其他民族的交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水仡佬的得名就与居住在黔南地区与水族杂居有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