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中所涉及的重要人物。他曾经说过：“我一生最痛苦的是‘**********’的时候。”1967年8月，******被无端地扣上了“中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的帽子，从****中央总书记的职位上被赶了下来，过起了被关押隔离的生活。从1967年9月到1969年10月，整整两年的时间里，******一直被幽禁在中南海的住宅里。而这仅仅是******一家在“**********”中苦难岁月的开端……
毛毛那本《我的父亲******》写得很有意义、很有价值。当时她写的时候，我们全家都给予很大支持。这种支持是理所当然的，这不只是她的事情，也是我们共同的事情，这是为父亲做的事情。回忆以前经历过的事，哪件事情很痛苦，或者哪件事情很高兴，都是值得的。
我个人感觉，当人有过一段大起大伏的经历，看过沧海、行过桑田，再遇见其他东西、事情就都能够承受。
令人悲伤的梦魇
1968年5月的一天，外面突然来了两辆吉普车，下来一堆北大的造反派，带着袖标，直接闯入我们家。他们不由分说地把我和****抓起来，用黑布把我们的眼睛系上，强行把我们带走。我们也没有时间和家里人交流，吉普车很快就离开了。我们后来被关在北大。
****：到了8月，他们来找我，说朴方跳楼自杀，让我去北医三院签字。因为朴方要做脊髓穿刺，需要家属签字，所以让我去签字。那时候我才知道他跳楼了，当时觉得非常悲痛和难过。实际上朴方跳楼以后，如果及时治疗的话，不至于像现在这样。当时北大送他去了医院，北医三院一开始不接收，但北大的造反派跟北医三院的造反派有关系，所以他们后来接收了朴方。但是医院收了朴方以后却不给任何治疗，他在北医三院的走廊，发着高烧躺了三天三夜。后来烧退了，没有生命危险了，北医三院就坚决不收，就把朴方送回北大校医院。所以事实上，朴方根本没有得到任何的治疗，当时如果马上就手术，把瘀血清除了，他的神经很可能恢复。在北大校医院也没有任何治疗，那时候学校让我和妹妹两个人去照料他。
一直到主席发表指示，状况才有所改善，北大把他送到积水潭医院去。同时应许我们可以每星期到中南海去见一次父母。我去看父亲和母亲的时候，开始一见面大家都很高兴，可是后来父亲和母亲询问朴方怎么样，那时我就瞒不住了，我如实告诉了他们。我妈妈哭了三天三夜，父亲只能沉默，当然我们看出他的心中很难过。
我自杀是因为没有希望，心如死灰。说老实话，当时我认为自己也很革命。可你认为自己是一个很强烈的革命者，却被当作反革命处处被批斗的时候，心中是很难忍受的。所以听到他们开始称呼我为“反革命”，我就想我到头了，该结束了。在那个时期，毛主席无产阶级****下的继续革命这套理论是深入人心的，阶级斗争的东西在我脑子里影响也很深，自杀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我觉得自己没有前途，没有出路，是绝望的时候做出的一个行为。实际上，现在回想起来觉得自己还是太年轻，心太傲。妈妈后来说，她和老爷子想谁可能出事，就是没有想到是胖子。恰恰是那个心最傲的，好像什么都懂的，最成熟的，出事了。这就是辩证法，骄骄者易折。如果温和一点，或者是心气不要那么傲的话不会出事。当时就是忍不住，十分痛苦，因为信仰太深。我很理解老舍，为什么那么多作家都活下来了，而老舍跳了太平湖，为什么？其实你看许多作家新中国成立后就没写什么东西，老舍写了许多，比如《我这一辈子》《茶馆》《龙须沟》等，一部接一部，老舍对新社会充满着热情，充满着感情，充满着真诚的热爱和追求。所以，当他追求的理想破灭以后，人生就全完了。我也是这样，热情、真诚、追求、破灭、然后死亡，就是这么个过程，所以理想主义者有理想主义脆弱的一面。主要是心灵创伤很难弥补，很难克服，太理想化反而容易走向误区。
我受伤以后，被送到北医三院。北医三院住了一段时间，没有能够做手术，后来又被送到北京大学校医院。像我们这样的反革命，当然是不可能给你做手术的。当苏醒过来以后，我心如死灰，生和死已经无所谓。
邓榕：我觉得我哥哥是最坚强最勇敢的。我姐姐后来被北大分配到农村插队以后，我哥哥就没人照顾了，北大也不愿意再管他，就把他送到了清河的社会救济院。
清河的社会救济院条件不怎么好，院子里都是平房，其中一个大房子里面生一个煤炉子，一个房间里有十几个人，都是残疾人、思维障碍或者是行动不自如的人。
当时，有一个70多岁还能行动的老人和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子来照顾我们。我那时是高位截瘫，在里面病情算重的。那时候我没有自己的衣服，只穿了救济院给的棉袄、棉裤，自己也不能换洗，连内衣都没有。
邓榕：清河社会救济院给了哥哥一个木头做的轮椅，那个轮椅有一个摇把，这个摇把是很重的。当时我去救济院看他，他想跟我说说话，病友就帮忙，把他抬到轮椅上面，他转摇把我从后面推轮椅。哥哥也没跟我多说，主要是问了问几个兄弟姐妹的情况，问爸爸妈妈的情况。我问：“你怎么样？”他说：“我很好。”因为他在学校的时候，看的都是造反派的脸色，受他们训斥和批斗。到了社会救济院以后，反而是一个温暖的环境。他周围都是病友，都是社会最底层、生活艰难的人才收进这个社会救济院里。因为大家都是苦命人，同是天涯沦落人，所以这些病友对哥哥特别好。
去了清河救济院以后就发了一身棉衣、棉裤，我光着身子穿着。平常除了吃饭，就是做做手工。当时救济院有加工纸篓的工作，以前的纸篓是铁丝编的，编纸篓叫作“编筐”。编一个筐子的四面框框是3分钱，编一个筐底是1分钱。我编得快，可以说是又快又好，一个月能挣几块钱。挣到钱以后也没有地方花，经常跟几个病友一块摇着车子，去小镇子上买些吃的回来，日子就这么过。
熟悉而又陌生的门
1971年5月，北大派委员去救济院，通知我说要取消我****预备党员的资格。当时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认为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这样的决定不符合现实情况，不符合章程。我决定到中南海去上访，当时我只能手摇笨重的轮椅，从清河往中南海走。
当时的清河相对市中心还是比较偏僻的，路很远，我摇着轮椅行动不便。冒着烈日，摇了一上午，汗流浃背。在路上我碰到了一条坡，需要我摇着轮椅上坡。但我自己的体重加上笨重的轮椅，单纯靠手臂摇上去很难，我摇不动。几次都是摇到一半或更远一点，就从坡上滑了下来。在我几乎快绝望的时候，过来了一辆自行车，骑自行车的人一面骑车一面拉着我，把我拉上去了。我现在想起这个帮助我的人，还非常感激他。虽然对他而言是个简单的动作，但对我而言，这算救了我的命。
我摇着轮椅终于到中南海西门，可是西门的警卫不让我进，他们让我在马路边待着。当时我就只有两个要求，一个是保留我的党籍，这是我的政治生命，还有一个要求就是治病。我在马路对面看着西门，心里很惆怅，因为那是过去天天进出的地方。后来海里派人出来跟我说，要换个地方谈，于是把我拉到******的一个招待所里。过了一会弄了辆吉普车，把我的轮椅往上一抬，也不同我商量就把我送回清河救济院。
苦难而却温暖的江西生活
1969年10月，******被押送至江西省新建县劳动。在江西三年多的时间是******政治生涯中的最低潮，也是他个人和家庭生活最艰难的时候。这期间他通过汪东兴多次给中央写信，从这些信中我们很少看到他对自己个人的工作和生活安排提出要求，但对家人的关爱却毫不掩饰。
老爷子和母亲知道我在救济院的情况以后，非常伤心。他们就给中央写信，要求把我接到江西照顾。经过努力争取，毛主席终于批准，我被接到了江西。
1970年10月17日，得知******将被送到南昌同自己一起生活后，小平致信汪东兴说：“我们深切地期望，******能够治好。现在病情既有好转，可继续治疗下去，必能渐见好转。所以，我们恳切希望他能在现在的医院里继续治疗下去。”
1971年2月3日，就照顾******事宜，再次致信汪东兴说：“我们上次给你写信，希望******能够继续治疗，现在既然无法继续治疗，我和卓琳再三考虑，觉得还是把******接到我们住地，同我们一起生活较好。我们请求组织上派人把******送到南昌。”
1971年11月8日，****集团覆灭后，******给******写信，信中除表达了对****、******问题的态度外，在信的末尾写了这样几句话：“我希望能和子女们靠近一些，特别是两个较小的孩子（毛毛和飞飞）。我们岁数大了，不免为儿女挂心，希望他们能分配到我工作的附近。这些就是我的一些心事，顺便向主席诉说。”******阅信后也深有感触，在信封上批示：印发政治局。他家务事请汪（东兴）办一下。
老爷子为了我的事给中央写的信，我是在纪念馆里看到的真迹。看了信中的内容，心情很不好受。想想老爷子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对子女们还付出这么多的心血，真是令我感动。我盯着那封给中央的信，久久说不出话来，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他们也没有具体和我说过信的事情，老爷子藏在内心的东西，在平常他都不会主动去表现，他从来不说，只有在子女们偶尔遇到特定的场合，突然发现一个事情的时候，才发现老爷子对我们的付出和对我们的爱。
我去江西之前，党员资格已经被取消了，身体也残废了，感觉一切都是灰色的，一切都是失望的，可以说是心如死灰。到了江西，见了老爷子和母亲的面，我们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相对无言无泪，泪在心里流。我们只是对着面看了看，然后我就进到屋里，大家帮我躺到床上，就开始过日子了。
他们照顾我的起居和生活。老爷子从来不说什么，妈妈会跟我说说话。
有时候我洗澡的时候擦身子，妈妈和奶奶擦不动，父亲就来帮着擦。夏天又特别炎热，我躺着不能翻身，他们来帮我翻身。
因为我自己不能行动，所以老爷子和母亲、老祖要照顾我的生活。洗漱、如厕、洗衣服等都是家人帮助我。不管白天晚上，还要每两个小时帮我翻一次身，以免长疮。那时候我父母每天上午还要到工厂里劳动。
我记得那时候给我擦澡，家人们要先烧热水，再一盆一盆地端过来。老爷子算是三个人中间的壮劳力，所以大部分时间都是父亲给我擦澡。父亲并不说什么，但他为我做事情，每件事情都做得非常认真、细致。换个角度来说，他过去是一个很重要的领导人，这种情况下为子女非常细致地一点一点地做事情而且每天做得很认真，有时候回想起来会感到心里面酸酸的。
在江西那段时间里，我感受到的都是家庭的温情。这种感受仅限于在江西的时候，因为正常情况下很少有机会这样长时间相处。在平时老爷子要上班，孩子们要上学，而在江西，大家整天相处在一起，特别是我伤得那么重，他们还要照顾我。在江西的日子里，是自己跟父母贴得最近的时候。家庭温暖、天伦之乐，虽然日子是苦的，但乐在其中，这种感觉发自内心。那段时间最能体会到一家人相濡以沫的感觉，我奉献我的，你奉献你的，大家在一起共同度过一个在困难中却温暖的时期。
去江西的时候，我党籍被开除了，自然也没有职业，没有工资。我唯一消磨时间的方式是修理收音机。妈妈想搜集收音机来让我修理，可收音机那时也属于贵重物品，不可能每家每户都有。我就只好把家里的收音机拆了装，装了再拆。
我天天抱着收音机听，长波也听，短波也听。后来有一次我听到有些外国电台报道中国有一架飞机在内蒙古失事了，连着几天都报这个，我当时不懂发生什么事情。到了10月1日，报纸登了参加十一晚会的领导名单，****和他联系紧密的人都不在列，我当时就把这两件事情联系在一起了。我悄悄跟妈妈说，“你跟老爷子说说，可能****出事了。”过了一会儿妈妈过来说，“老爷子说了，可能。”当然，这在当时都是悄悄话，不久以后中央关于****叛逃的文件就传达下来了。
老爷子复出后我和老爷子从来不交流政治上的东西，包括我的工作，我也不跟他交流。这件事情上我有一点儿自私，我想我已经做得有些起色了，就不应当依靠老爷子去办事情。男子汉做事应当自己来做，不能靠父母，所以我始终就没有请他题过词，也没有请他讲过什么话，也没有跟他讨论过我工作内容的好坏。他对我的想法应该是知道的，他从心底里也支持我，但是我从来没有当面直接寻求他的支持。结果现在我们找资料，找不到他对残疾人事业方面的题词和讲话。后来从外国元首的回忆录中才看见他在这方面的言论，他见卡特总统时讲到中国的残疾人事业，他说他是很关心的，这项事业应当支持。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我觉得老爷子最大的特点是无私无畏。他做任何事情，敢于下决心，敢于大刀阔斧地去解决问题。他往往能够在最关键的时候，敢下决断。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怀着一颗无私之心。我们观察老爷子处理问题的轨迹，就可以发现他的这种无私，他的不计得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