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方谈话前后这一段时间，他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发展问题。经过十多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奠定了基础。当时正好国内外局势都面临着比较大的变动，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改革开放将要怎样继续进行？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景究竟如何？三步走我们完成了什么？我们还要进一步做什么事情？在十年改革开放基础之上，我们有什么东西是需要反思的？有什么是需要进一步推动的？这些是他非常关注的问题。因为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多次谈到了发展速度的问题，多次谈到抓住机遇的问题，多次地特别地谈到了共同富裕的问题。他在1993年的9月份的时候曾经和我们谈过：国家发展了，我当一个富裕国家的公民就可以了。12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他说分配问题大得很，我们要防止两极分化，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一些年富力强的同志。在他完成退休以后，他的脑海里反复在考虑中国发展前景的问题，中国的社会主义要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怎么样继续这条道路，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一部分人要先富裕起来，一部分地区要先发展起来，但这不是最终目的，我们社会主义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在南方谈话的时候他多次讲到，他说我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对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对我们这个初级阶段总应该有一个标准。他认为我们的发展应该有一个标准。
我觉得他非常关注国际局势，他是一个很有经验的政治家，所以他考虑中国发展问题的时候不会仅仅局限于我们一个国家，仅仅局限于我们中国内部的具体情况，他总是把中国放在一个大的格局里面去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国际局势的发展，世界市场的份额，这些问题反复在他的谈话中间出现。因为在越来越国际化的社会中，不可能孤立谈中国的发展问题，所以怎样处理格局关系，怎样在国际大格局中确立中国应有的国际地位，怎么样在国际整个的经济大环境中间，确立我们中国发展的位置，找到中国发展的道路，这类问题都是他经常讨论的问题。
我觉得父亲70年的政治经验，使得他看问题的眼界和眼光是很宽泛的。有时候别人看到问题的一面，而他看到的是跟你不同的一面。比如说1989年前后，当时面临很多问题需要解决，整个西方世界都在制裁中国，很多人对社会主义的前景，对中国的前景忧心忡忡。不久以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就更加深了很多人对中国前景或者对共产主义运动、社会主义事业的忧虑。可我父亲的看法是中国恰恰在这个时候遇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发展的好机遇。世界****，我们中国恰恰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踏踏实实做我们自己的事情。我觉得我父亲看问题的角度是不同的。他后来多次谈到发展的问题，都是从这些角度来谈的，一定要抓住这个机遇，这个机遇是稍纵即逝的，他最后年纪很大了，带有老年人的那种急切，他出于一种什么目的？就是如果我们不抓住这个机会，我们将丧失这个机会，而丧失这个机会后我们再要找这样的机会就难了。他就说一定要紧紧抓住目前我们所得到的这个机会，要赶紧发展中国。1993年的时候，他认为我们现在来说总的形势是好的，1989年的风波我们过来了，世界局势的动荡我们也过来了，西方的制裁我们也顶过来了，而且我们现在保持了比较快的增长速度。他说，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再搞个三五年，我们三步走的设想应该能够实现了，对此他完全放心。
“还是要做四川人好一些。”
我父亲一辈子川音不改，其实他16岁就离开家乡了，但是一直到过世，他讲的都是一口标准川普，也不是很纯的四川话，我觉得现在用川普形容最合适。他很喜欢讲四川话，他觉得四川话大家也都能听得懂。我记得小时候他还给我们讲过一个笑话。他说四川人学英文是很搞笑的，“beef牛肉，wife妻，chicken is筒子鸡”。我想当年他十几岁学法文学英文的时候，就觉得很有意思。他特别喜欢看川剧。他说川剧没有京戏好听，但是川剧好看，要看“三小”，小生、小旦、小丑。他说除了京戏以外，川剧本子写得是很有文化的，而且川剧的道白特别好听，非常文雅生动，京戏没有这么生动，所以这是他爱看川戏的一个理由。听他要听京戏，看要看川剧，我觉得这里就跟四川方言，四川的文化幽默，很有关系。他这一辈子，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四川人，他爱吃四川风味的菜。其实他吃饭非常简单，什么都能吃。面食、米饭、中餐、西餐，他无所谓，也不挑食，做什么吃什么。但是他还是喜欢吃四川饭。他爱吃四川豆花。以前聂荣臻伯伯他们家自己家推磨做豆腐，自己调调料，自己点的豆花特别好吃。我爸爸最爱吃聂伯伯家的豆花。聂伯伯只要一说我们家做豆花了，我爸爸就在家里宣布，今天我们要去聂伯伯家吃豆花，然后就带着我们全家老小都去了。我父亲叫聂伯伯叫老兄，因为他们在法国留法勤工俭学的时候，就像兄弟一般，所以他见到聂伯伯以后就说，老兄，我又带着全家来吃豆花了。
当时中央四川籍的领导人挺多的，特别是我父亲，对川剧是情有独钟。所以“**********”以前，每一年都要请川剧团进京。两个川剧团，一个是成都的，一个是重庆的。重庆和成都的川剧也有流派的不同。对这些流派，每一个演员的风格是什么样的，唱的什么，哪一个剧团的小生好，哪一个剧团的小丑好，哪一个剧团的小旦好。比如说大青衣杨淑英，小丑有周企何、唐允风，小生有晓艇，我父亲都非常熟，对他们演的戏目很熟，跟他们人也很熟。
“**********”以后，他已经70多岁，很多年没看川剧了。所以到了四川以后，四川省专门组织了一场川剧给他看，那一场看完了以后，他特别高兴。很多老演员都演出了，大家都很高兴，相见甚欢，我父亲还专门去见了他们。当时我父亲就发现一个著名的川剧演员大青衣杨淑英没有参加。他就问杨淑英为什么今天没有来。大家就告诉他说她生病了，因为那时候很多老艺术家在“**********”中间都受到了冲击。我父亲就担心杨淑英是不是因为“**********”的冲击出现了什么问题。所以就特别关注地又问，到底是不是生病了，大家说确实是因为生病。结果事后我父亲就让大家把杨淑英送到医院去治疗了一下，看看什么病。后来我记得，杨淑英病好的时候，我母亲专门用车把她接到我们住的地方，跟我母亲见了一下。杨淑英也确实在“**********”中间，受到了很多的冲击和磨难。所以见到我妈妈，知道我父亲那么关心她，杨淑英很感动。
我父亲家乡情是很重的。1949年解放重庆以后，到了重庆，我父亲专门组织进川的部队看了川剧。川剧敲着锣，地响，高腔唱得也高。二野绝大多数战士都是北方人，所以他们听了川剧，就觉得很怪，很可笑，好多人就哄堂大笑。我父亲发现了这个情况就说，川剧是非常好的艺术，大家要尊重川剧艺术。所以他亲自给部队规定了几条看川剧的礼仪，不许笑，不许随便议论，看完了以后还要鼓掌。后来二野的战士们也都很喜欢川剧。
他一辈子一直没有回过广安，很多人问为什么。其实很简单。我父亲就说，我要回广安兴师动众，骚扰地方，骚扰老百姓，而且不但我不能回去，你们也不要回广安，你们一去人家也要好好接待你们，也是骚扰地方。我父亲对我们家属有这么明确的要求，所以我们家的孩子们也很久都没有回过四川，也没有回过广安。直到1989年，因为我要写本书，我就没告诉他，自己一个人跑到广安去看了一下。虽然父亲没回过广安，但是他对广安的情是非常浓的。他多次给我们讲过，在广安他小时候怎么样，特别在晚年的时候，他跟二叔在一起回顾他的父亲、母亲，他的童年、青少年的生活，他是充满了感情。
重庆要建立直辖市的决策过程中，有关领导就来请示我爸爸，因为重庆要划界线。广安就在重庆很近的地方，在历史上就属于重庆川北的圈子里，文化圈、经济圈都属于重庆范围。那广安，是划到重庆，还是留在四川？后来我父亲想了一下就说，还是要做四川人好一些。所以就把广安留在了四川省的区划里面。我父亲他以他是一个四川人感到自豪。
关心照顾亲友的小孩
我两个姑姑年龄都比较小。我二姑姑一开始在我们家，后来工作了就到四川去了。我小姑姑一直在我们家长大。她上中学，后来又上大学，一直到她工作，都是由我妈妈亲自安排的。我姑姑们结婚生孩子以后，她们各有的两个孩子，也都住在我们家，生完以后就放到我们家来，由我奶奶带大。除了我们自己家的人以外，我母亲也特别好心，特别善良。她的老战友家里面有任何困难，她都特别乐意去帮助。所以好多老战友的孩子，也都到我们家住过。比如说刘伯承的孩子，那时候刘伯伯在南京军事学院，所以他们家几个大的在北京的孩子们，也是由我妈妈照顾。还有蔡树藩，二野政治部主任，后来飞机出事去世了。我妈妈特别好心，特别关心她夫人，就专门把她接到我们家里来住了很长一段时间，他的孩子也到我们家住过。
还有就是老战友们的孩子，我妈妈爸爸都关照过。像宋任穷的孩子在北京的时候，也是我妈妈爸爸照顾他们。“**********”刚开始，大概四五月份，那时候******已经遭到批判了。他被解除了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职务，放到了广东去工作。但******的女儿妞妞还在北京。其实我父亲在政治上是同情******的。觉得对他的批判是不正确的。但是因为当时的政治环境，他也不能说。所以我爸爸和妈妈，他们对杨爸爸、李妈妈的这种战友情的表示是什么呢？就是把妞妞接到我们家来，跟我一起住。妞妞就在我们家住了一段时间。以前我们家是从来不给家里孩子做早饭的。我们从小到大都是一个面包，就点凉水。但那时候妞妞住在我们家以后，我妈妈特别交代工作人员每天早上要给她做早饭，一个面包，煮一个鸡蛋，或者打一个蛋花汤。所以我也很荣幸跟着妞妞一块享受了一下有人给做早饭。这个主要表达了我爸爸妈妈对当时批判******是不赞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