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岁月
1966年，******领导和发动“**********”。******在这场长达十年的****中两次受到错误的批判和斗争，并被撤销一切职务，经历了他革命生涯中最艰难、最曲折的时期。1969年10月，根据******关于国际形势可能突然恶化的估计，****中央决定将在京老同志全部疏散到外地去。******则被疏散到江西，为此，******亲自做了妥善安排。临行前一天，******给汪东兴写了一封信，表示接受中央对他的处理，重申对中央和******做过的保证：以一个普通党员和社会主义国家公民的身份，尽力工作和劳动。并希望将此信转报毛主席和党中央。10月22日，******和夫人卓琳、继母夏伯根三位老人，匆匆来到北京沙河军用机场，乘坐一架机号为3287的老式伊尔-14型军用飞机前往江西。
“老兄，拉我一把。”
到南昌后，三位老人先被带到一个招待所，由省军区一位负责人对他们训了一次话。几天后，他们被送到了居住的地方——江西省新建县望城岗原福州军区步兵学校院内。不久，******夫妇就来到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开始了“劳动改造”的生活。******明确向专案组人员表示：“我到江西来了，但我还会出来工作，我还能为党工作十年。”在这里的“将军楼”，他们一直住了三年多。
我父亲、母亲和奶奶他们三个老人，在江西的生活一开始是很艰苦的，冬天非常冷，夏天非常热，还要自己做家务活。砍柴这些重活都是我爸爸做，我妈妈洗衣服，我奶奶主要操持厨房，做三顿饭。但是他们在那儿还是尽量要把艰苦的生活过得好一些。江西非常非常冷，他们的棉衣、棉鞋都是我奶奶给做的。在那种情况下，他们能够自力更生，能够在艰苦的情况下把生活过得更好，就是因为他们一直保持着乐观主义的态度。
我爸爸妈妈的感情是很好的，特别是在困难时期，相濡以沫，互相帮助。我妈妈那时候身体非常不好，血压高，经常卧床，不能起来，一起来就晕得非常厉害，吃降压药都降不下去。我爸爸就很照顾她。江西夏天非常非常热，40度，睡觉都要擦席子才能睡得凉快一点，我妈妈卧床的时候就是我爸爸来擦席子。我妈妈身体不好，我父亲就帮她洗衣服。我那时候刚从陕北回来，吃完午饭以后，洗完碗了，大家把事情都做完了。我爸爸就上楼，走在前面，我妈妈在后面。那时候他们住在楼上，虽然有楼梯，但是我妈妈身体不好，所以上楼都比较困难。她觉得自己上楼有点费劲，就叫了一句：“老兄，拉我一把。”爸爸就回头拉着妈妈的手，妈妈一手扶着楼梯，一手拉着爸爸的手，两个人一步一步踏上楼梯。那是我第一次回家，三年都没见爸爸妈妈了，我当时看到这个场景以后就忍不住热泪长流。
“为了孩子们他什么都愿意牺牲。”
1970年1月起，******每月400多元的工资改发每月只有205元了，家庭生活受到很大影响。他在一封给中央负责人的信中讲：“坦率地说，这个数目对我们这个九口之家（我们夫妇，我的继母，五个孩子，还有一个卓琳姐姐的孩子也是我们供养的），是不无困难的。”“因为大女儿虽有工资但本人多病，故只能自给，大儿子每月住院需35元，两个大学生每月需要30元，这3个孩子就需要90至100元。在南昌的3位老人每月只有100元支出。小儿子、小女儿在农村劳动，所得只够吃饭。另外，孩子回家路费和在家的伙食费以及每年要补充点衣物，这样算来，当然是紧的。”同时，他也表示：“党既然作了这样统一的规定，我们没有理由提出额外的请求，自当从我们自己用的100元中，每月节约二三十元，积起来作为他们每年回家一次的路费，新的生活总会习惯的。”为解决生活困难，他带领家人开荒种菜，饲养家禽。
在江西，他们还是不能接触外界。除了到工厂工作以外，不能到任何地方去。刚开始去的时候，他们在工厂做工不可以跟工人随便交谈，这是规定。“九一三”事件****的事情出来了以后，就相对宽松了很多。
那时候他们的工资停发了，就发生活费，大概一个月有200块钱。我妈妈觉得我和我弟弟在插队，我两个姐姐也在农村，虽然分配了工作有了工资，但是生活也还是在农村。所以我妈妈想尽量在生活费中多省出一点钱来，留给子女以备不时之需。
我爸爸就说我们尽量节约，要把钱留给孩子们。所以三个老人一个月全部开销只有60块钱。我爸爸就尽量减少抽烟的数量，买的都是江西当地的烟，非常便宜。喝酒喝的是江西土产的散花酒。为了开源节流，他们就在住的房子后面开了一小块菜地。因为他们三个老人没有那么大的劳动力，所以只开了一块很小的菜地。我奶奶让人帮着去买了一点丝瓜籽、苦瓜籽、辣椒籽，就在那儿自己种了三小畦菜，还自攒农家肥。我们插队回去以后，我父亲让我们也攒农家肥，那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在农村都没攒农家肥，就坚决拒绝了。他们还是特认真地在那儿浇肥。后来我弟弟去了，那就是个劳动力。来江西的时候他穿得很破烂，一件破棉袄露着棉絮，这么一抄，拿一根麻绳把棉袄一系。他说我在农村就是这样，到了江西我现在要干活了，我也这样，就把棉袄一系，然后拿锄头在我们院子前面那一块荒地上面，开了很大一块菜地。我弟弟干粗活、挖地，我爸爸就去刨地，把石头刨出来，我妈妈因为高血压，就搬了凳子坐那儿捡石头，然后就把地都变成一垄一垄的菜地。在那边种了很多的东西，白菜、油菜种了很多，所以我们家后来基本上自给自足。爸爸妈妈也省了很多钱，这样就可以把钱留给孩子们。
基本上孩子们不去他们都不怎么吃肉。江西夏天很热，又没冰箱，熬了粥放一晚上第二天就馊了。我看着那个粥馊了就要倒掉，结果爸爸不让我倒。他说这个还能吃。我说这个粥馊了怎么吃啊？他说热一下就杀菌了，就能吃了。但其实粥馊了以后即使热过了它还是有很馊的味道。可只要有馊的粥，我父亲都把它留下来喝了。但是他不以此为苦，他觉得生活就应该这么过，为了孩子们他什么都愿意牺牲。
把安眠药全部戒掉了
在那段日子里，******把与工人一块劳动当成一种乐趣，作为生活的支撑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他失去自由的时间里，他不仅通过看书吸取精神上的营养，而且还坚持锻炼身体，坚持用冷水洗澡。
他锻炼身体主要是两方面。一就是他去工厂劳动。在江西的时候他每天到工厂去，虽然他将近70岁的高龄，做工厂钳工的工作也不是特别轻松，但是不管春夏秋冬，不管刮风下雨，他还是坚持要去工厂。对于一个快70岁的老年人来讲，他的工作强度也还是挺大的，虽然没有人规定他必须完成什么样的工作，但是他到了工厂就是全力以赴地去做。他有一张毛巾放在那里，是用来擦汗的。不管春夏秋冬，不管天气多冷，不管天气多热，他每天做工都是全力以赴，使出全身的力气，所以他经常用那条毛巾擦汗。
另一个就是在体育方面的锻炼。他除了在工厂劳动以外，还每天在家里院子里散步，每天走一圈。我觉得他在这十年之间一直在争取出来，再为党、再为国家、再为人民工作。因为如果要复出，除了政治上的准备以外，他也要在身体上做充分的锻炼和准备。
他平时也很注意参加很多家务劳动。因为家里他是三个老人中间的壮劳力，所以有些家务活必须他干，像拖地、劈柴这些重体力劳动都是他做。比如说他要把大块的煤，用锤子砸成小块，这样才能烧火做饭。柴火也要拿斧子劈成很细的小条，拿箩筐装起来，用这个去引火。凡是家里最重、最累的话，他都得承担下来。还有担水，因为他不能出院子，小战士就把水搬到院子里来，他自己要拿铁皮桶一桶一桶地往楼上提水，一桶大概就有50多斤。当时在家里拖地板也是重活，所以也是他做。除此之外，他还开了一片菜地出来，在房前屋后种地。当时种了蚕豆、豌豆、丝瓜、苦瓜，也种了很多其他蔬菜。一方面他是把它作为生活的调剂，种一些东西可以补给当时生活所需，但同时也是他锻炼身体的一种方法。他在逆境中从来没有厌世、消极，或是情绪低沉。他用各种各样的劳动生活充实他的精神，同时也锻炼了他的体魄，所以这也是他复出以后能够有充分的精力和非常好的身体来开始新的历程的原因。
同时，他还保持战争年代的生活习惯，每天用凉水冲澡。他还给我们推荐，说这个对身体有好处，但我们都没有这种毅力，这不是常人能够做的事情。在江西，他刻意去锻炼自己的体魄，身体素质得到了很大的提高。那时候他已经快70岁了，可是我们觉得他的精神状态就像50多岁的人一样。一方面劳动给了他很多精神寄托，另一方面，艰苦的劳动也锻炼了他的体魄。经过在江西三年的锻炼，我觉得他整个身体素质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他原来十年总书记期间和“**********”前期，因为工作量很大，负担很重，“**********”中间心情又不好，所以他一直吃安眠药，甚至有一段时间吃得很重。他当十年总书记期间，工作量太大，他还经常头疼。经过江西的这三年的锻炼以后，他把安眠药全部戒掉了，头疼的毛病也好了。
“我是乐观主义者”
“**********”十年，老人家有六年的时间被囚禁，是没有人身自由的。在这六年时间中，他不是消极地对待囚禁。虽然父亲受了很多磨难，但是他的信仰没有改变，他坚强的意志力没有改变。他也跟别人说，我是乐观主义者，他说如果我不是以乐观主义精神来对待事物的话，“**********”十年我是很难度过的。因为“**********”十年是他一生中最困难，也是最痛苦的时候。不只是他当时处境的艰难，同时因为看到党和国家面临着这么悲惨的境地，他精神上也非常痛苦。但是他没有消极地对待这种处境。在江西的时候你看不到他有任何悲伤、困惑的情绪，或者皱着眉头。他都没有这样，还是那么镇静，那么坚毅。虽然到江西以后处境非常困难，但他的生活态度仍然是非常积极的。
在劳动之余，他每天散步锻炼身体，围着院子走路，他上工走着去，下工走着回来，下午睡完午觉以后又在院子里走路。他走路一是锻炼了身体，另外在走路时他在进行思考，对他的过去，对我们党的历史，对“**********”之前我国建设的情况、经验和教训，包括“**********”中他所看到的东西，所发生的事情，他都进行了很好的思考，所以大家都说这是一条******小路。我觉得他后来复出以后，能够进行那么多大刀阔斧的整顿，跟他在“**********”期间在江西小院中的思考有很大的关系。
“看样子这门亲事就这么定了！”
在“**********”中，父亲两次被打倒，他自己的政治命运很危难。而因为他的政治命运也影响了他的孩子们的生活，影响了孩子们正常的读书、就业和婚姻问题。所以他对子女这方面的关心是发自内心的。当时他的处境非常之难，但在那种处境之间，他还是希望能够通过他自己的努力，来帮助孩子完成学业，更好地就业和寻找生活中的幸福。当时我和我弟弟到陕西插队；我二姐大学毕业了，分配到陕西的农村劳动；我哥哥在社会救济院；我大姐在宣化解放军造纸厂里面劳动。我们一家的孩子已经是天各一方了。这种时候，父亲就尽一切的力量帮助孩子，包括婚姻上的问题。“**********”有一个词叫“黑帮子弟”，当时除了刘少奇以外，******的孩子就是全国最黑的“黑帮子弟”，别人都不敢轻易接触我们，所以我父亲很担心我们的婚姻问题。当时我因为朋友介绍认识了我先生贺平以后，我父亲非常高兴，我母亲也很高兴，他们觉得不管怎么样他们的问题并没有影响子女生活上的幸福，这点是他们最放心的。不光是对我，对我大姐也是这样，我大姐因为身体不好，所以他们当时最操心的还是我大姐，总是担心我大姐找对象的问题。我父亲专门为这事给中央写了一封信，希望能把我大姐从宣化农场调回北京，这样有利于她解决婚姻问题。最后我大姐结婚的时候我父亲非常非常高兴。
对我也一样，我父亲虽然不说，但他对子女婚姻的问题非常在意。那时候吕正操的女儿，我叫她胖胖姐姐。我在农村插队的时候，她正好分在我们公社的医院当医生。就离我五里地，我经常去看她。有一天胖胖姐姐就说，哎呀，我觉得有一个人跟你挺合适的。他爸爸是老红军，也被打倒了，他们家挺“黑”的，你们家也挺“黑”的，你们都“黑”到一块了，差不多挺般配的。她就把贺平介绍给我认识了。胖胖姐特热心，她专门跑到北京去见了贺平，跟他说，我给你介绍个对象。但是贺平那时候没有考虑个人问题。结果因为贺平的父母也在江西卫生部的干校里面劳动，胖胖就说，你到江西去，我有东西要带给毛毛，你必须给她捎过去。后来贺平就来了，我就在车站接他。我跟贺平也基本上算是一见钟情。大家毕竟都是老干部的孩子，革命后代，又都是“黑帮子女”，同命相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