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文化人”？什么样的人可以称之为“文化人”？对此，有许多不同的看法，但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即不是所有有点文化的人都是“文化人”。为了使大家对“文化人”的概念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在此笔者引用当代着名文化人吴冠中先生的一段话：
“文化人”这一概念，这一称呼，大体上流行于抗战时期，特指人文知识分子，在国共两党所辖区域均通行使用。在1938年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郭沫若任厅长的第三厅，聚集了一批着名的进步文化人，有田汉、阳翰笙、洪深、徐悲鸿、冯乃超等，有戏剧家、电影家、画家……后来，有一次周恩来对时任政治部部长的张治中说：“三厅这批人都是在社会上有影响的文化人啊！”在1941年中共领导的盐阜抗日民主根据地阜宁，新四军军部驻地停翅港附近，有一“卖饭曹”村，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将之设为“文化人村”。先后在文化人村生活和聚会的有着名文化人薛暮桥、骆耕漠、钱俊瑞、孙冶方、范长江、夏征农、黄源、李一氓、杨帆、蒋天佐、艾寒松、金人、阿英、贺绿汀、沈其震、孟波、何士德、胡考、赖少其等。陈毅戎马倥偬中，常在文化人村与诸文友诗歌唱和、黑白对弈、论史之兴废、议抗日之大计。在蒹葭苍苍的里下河河网地区，在日寇频繁“扫荡”的险恶环境下，大批文化俊彦为民族的独立解放而云集于此，实为盐阜大地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盛事。“皖南事变”后时局紧张，大后方在渝的文化人纷纷撤离，或避居龙云治下的昆明，或转道去缅甸仰光。当然，也曾发生过被各种“运动”诫示要“割尾巴”，“脱裤子”，“重新做人”的事，令文化人身价大跌……
“文化人”这一概念弃而不用，替以“知识分子”普遍使用，大体在1955年“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之后。“知识分子”是个外来词汇，据说源于19世纪的法国和俄国。对这个概念的解释多种多样。华裔美国学者唐德刚就曾撰有万言长文，阐述中、美、俄三国对“知识分子”定义的异同。粗略说来，一种是宽泛的解释，类似我国通行的说法：有一定科学文化知识，主要是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另一种是有确定性的界定，这就是知识分子应是具有独立的人格而不依附权势，为文不作媚时语，具有自由思想而不迷信传统与权威，具有道德的勇气和社会良知，心存社稷，对祖国和人民有着历史责任感，面对现实，敢讲真话，揭穿“瞒和骗”而无所忌惧。这种知识分子、文化人的界定，与我国传统文化优秀的道德精神有着某种呼应。这正是我们今天文化守望者的价值取向。
当然，文化人中也有各色人等，这也是一种价值取向，奈何不得，更强求不得。当下，处于转型期的社会，世风人心浮躁，各种矛盾凸显，人们急切呼唤着社会的公平与诚信，而具有正义、良知、责任感的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恰恰显得特别的珍贵。人们期盼着这样的文化守望者能够更多一些。
第一节古代有影响的文化人物
嘎勒莽和阿哈莽是13世纪率领撒拉族先民从中亚东迁至青海循化落地生根的首领，故不能按通常意义上的文化人的标准来看待他们，比如看有没有着作、作品等；相反，应该从历史的高度和战略的眼光来认识他们，应该从对民族发展进程的影响和作用来衡量他们。
由是而言，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撒拉族民族领袖，是杰出的战略家、政治家、军事家，也是学识渊博的学者，是撒拉族文化之父，是民族文化的灵魂人物。撒拉族文化血脉之所以在异质文化的汪洋大海中不被淹没，历经800年的风吹雨打而不被侵蚀，生生不息，一脉相承，就是因为他们以战略家的胸怀和前瞻性的眼光为撒拉族文化确立了发展方向。一言以蔽之，嘎勒莽和阿哈莽之于撒拉族，就像炎黄之于华夏民族，杰佛逊之于美利坚民族。炎黄奠定了华夏民族之魂，杰佛逊奠定了美利坚精神之基，嘎勒莽和阿哈莽培植了撒拉族文化之根。
嘎勒莽和阿哈莽是撒拉族先民撒鲁尔人的首领，而撒鲁尔人是突厥民族的一支，于13世纪前活跃于中亚撒马尔罕和布哈拉及其周边地区。而撒马尔罕和布哈拉是历史文化名城，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
撒马尔罕，中亚着名古城，位于泽拉夫尚河谷地。前6～前5世纪，善于经商的粟特人把撒马尔罕建造成一座美轮美奂的都城，与罗马、雅典、巴比伦同龄，有2500多年的历史，号称“东方罗马”，拥有独一无二的建筑艺术。历史上的撒马尔罕是丝绸之路上最大的商贸中心。当年那大漠上缓缓而行的驼队，曾把中亚地区最好的建筑师、珠宝匠和学者带到撒马尔罕，使它成为世界上最美丽、最繁荣和最有文化底蕴的城市之一。2000年，撒马尔罕古城整体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为世界文化遗产。7世纪初，伊斯兰教兴起于阿拉伯半岛，随后在不到百年里，阿拉伯-伊斯兰国家不断向外拓展，最终成为地跨亚非欧三大洲，囊括多个古代文明发源地的泱泱大国。伍麦叶王朝哈里发瓦利德于712年派兵中亚，占领撒马尔罕，后发展为中亚伊斯兰文化中心之一。13世纪初，花剌子模沙穆罕默德（1200～1220年在位）统治时，曾占领撒马尔罕，并迁都于此。后被成吉思汗占领。
布哈拉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是萨曼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很久以来，中国的、希腊的、罗马的、印度的、波斯的、阿拉伯的多种民族的文化、宗教开始在这里互相碰撞，互相吸收，终于把布哈拉打造成了一口泽及整个中亚的学术文化深井。哲学、数学、天文学、医学、地理学、文学、史学都处在当时世界领先水平。学术大家横空出世，丰碑如林；文化大师层出不穷，灿若群星。历史上在布哈拉或求过学、或讲过学、或供过职，或者就出生和生活在这里的着名学者不胜枚举，而其中最有代表性也最值得自豪的当推以“阿维森纳”的名字被中世纪的欧洲所熟知的伟大学者伊本·西拿，这位980年出生在布哈拉城郊的人，后来成为精通哲学、数学、物理学、逻辑学、地理学、天文学、医学和教义学的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所着《医典》是17世纪前欧亚地区的主要医学教科书，奠定了他成为世界级文化名人的地位，今天的巴黎大学依然挂着他的画像。除了世界文化名人伊本·西拿外，最值得一提的是，9世纪着名的伊斯兰圣训学家、《布哈里圣训实录》的编着者布哈里就出生在这里，其全名为穆罕默德·本·伊斯玛仪·本·易卜拉欣，因出身于历史文化名城布哈拉而得名。
这就是嘎勒莽和阿合莽生活的人文环境和历史舞台。所谓人文环境是打上文化烙印、渗透人文精神的生活环境，“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桔生淮南而为桔，桔生淮北而为枳”，说的都是环境的重要性。
撒马尔罕和布哈拉的浓厚文化氛围使嘎勒莽和阿哈莽，从小耳濡目染，接受熏陶，最终具备一个领袖的素质，进而能率领一个民族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从胜利走向胜利。
13世纪世界舞台风云突变，蒙古旋风席卷半个世界，成吉思汗及其后裔的铁骑征服中亚，草原帝国建立，中西交通大开。具有渊博学识和崇高威望的嘎勒莽审时度势，作出重大历史抉择，实施战略大转移，率领数百名族人牵着驮着《古兰经》和故乡水土的骆驼，从辽阔的中亚出发，沿着丝绸之路，由西向东，百折不回，经过千辛万苦，终于在中国西北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结合部、黄河之畔一个叫循化的地方找到了他们心目中的乐土。
一个数百人的群体在经历了严寒、酷暑、饥渴、疾病、战乱的洗礼后，又怎样面对语言、习俗、信仰完全不同的周边民族，怎样在与故乡迥然有别的新环境中立足呢？挑战是极其严峻的，这对这个群体的领袖是一个巨大考验。然而，撒拉族在两位领袖的领导下，迎接了挑战，经受了考验，开辟了一个民族的兴旺发达之路。
由于撒拉族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的历史进程和所处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其文化DNA和文化结构非常独特，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既传承了伊斯兰文化的终极关怀理念，又弘扬了突厥文化的开拓进取精神，吸收了蒙古文化的豪放大气风格，藏族文化的睿智豁达风度以及汉族文化的厚德载物风范，所以具有兼收并蓄、固本创新的特点和旺盛的生命力、创造力。
撒拉族之所以能创造这样的历史奇迹，撒拉族文化之所以有这样独特的结构和旺盛的生命力创造力，是与两位领袖给本民族所确立的基本原则分不开的。
如果我们透过撒拉族社会和文化的表象，潜入到其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的深层，就会发现平时不易觉察却实实在在发生作用的、民族成员之间有着高度默契和高度认同的一些价值观念、处世理念、生活准则之类的东西，其实就是以民族领袖为代表的祖先制定的不成文的“规矩”或“原则”。这些原则不在民族的某个文献当中，而在大众内心深处。它在无形中打造了一个厚博、深远的公共精神文化环境和一个可以进行深度对话的共同语境意义支点和观念导向。
民族领袖嘎勒莽、阿哈莽确立的民族立足和发展的“六项基本原则”是：
第一，坚守“认主独一，唯主独拜”的信仰，禁止对人和物顶礼膜拜。为了确保这一信仰，他们还从中亚请来了40位“谢赫”，并形成了相关传承与保证机制。坚定的信仰是撒拉族面对各种天灾人祸和无数挑战，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永不枯竭的精神动力。
第二，坚持赏善罚恶，以正压邪。撒拉社会也和其他社会一样，自古以来，善恶并存，正邪同在，但主流的价值观和社会舆论是“赏善罚恶，以正压邪”。这种“赏”与“罚”不一定时时（事事）采取刚性措施，更多是柔性环境，如公众舆论、社会氛围。总之，“赏善罚恶，以正压邪”是这个民族的肌体始终保持健康而不被腐蚀的内在机理。当然，改革开放以来，和别的民族一样，撒拉族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正视的新情况新问题，如有些时候个别地方正不压邪，但总体良好。
第三，尊重劳动、崇尚知识，以勤劳为荣，以懒惰为耻，以求知治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这是撒拉族能够始终保持发展活力、生机勃勃的驱动力。
第四，弘扬民族精神。撒拉族的民族精神，如何准确把握，尚需研究，但目前可以肯定至少有以下内涵：忠于理想，直面现实，追求卓越，拒绝平庸，敢于争先，勇往直前。撒拉族面对各种艰难困苦始终没有趴下，是因为民族精神不倒。
第五，尊重自己，与人为善，诚信为本。在这一原则指引下，撒拉族与周边民族如蒙古族、藏族、汉族、回族等能够平等交往，互相信任，互助合作，互通有无，和睦相处，为自身发展赢得了良好的周边环境。
第六，固本创新，兼收并蓄。在这一理念的支配下，撒拉族积极学习借鉴周边民族的优秀文化，如藏族的有些生产方式（不少人还通晓藏语），汉族的耕作方式、汉文与汉文化。当代许多青年还学习并掌握了多种外语如英语、法语、日语、土耳其语、阿拉伯语等。久而久之，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品格，即固本创新，兼容并蓄。固本，就是坚守自己最根本最核心的东西；创新，就是不故步自封，而是不断开拓，勇于尝试，乐于求新，善于发展。如先民初来乍到循化时与近邻藏族通婚（详见本书第一章第一节）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的高度统一就体现了这种品格。这种文化品格也造就了撒拉族刚柔相济的行事风格，该硬则硬，该柔则柔，不同情况，区别对待，灵活掌握。换言之，就是做事讲规矩有底线，原则问题寸步不让，坚持到底；同时，处理事情不死板教条，只有始终不渝的信仰，没有一成不变的方法，思维活跃，思路宽广，凡事采取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灵活多样的办法，有进有退，迂回前进，抓大放小，绝不斤斤计较、因小失大，认真与豁达，执着与从容，自尊与包容有机结合，完美统一。这种文化品格和行事风格也是这个人口较少民族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中能够从容不迫，应对自如，在夹缝中求生存，在竞争中求发展，不断走向兴旺发达的原因所在。
这“六项基本原则”实际上就是撒拉族民族文化之魂。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中，撒拉族的生产生活方式、文学艺术的表现形式等，都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民族文化之魂始终在引领着这个民族不断开拓，不断前进。
嘎勒莽、阿哈莽是伟大的民族领袖，也是民族文化之父，他们的深邃思想和留给后人的精神遗产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