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民间金融的运行机制主要包括控制机制、履约机制、风险防范机制等。控制机制研究，也即运行的原因或称约束机制。履约机制是指借方不违约的执行机制研究。风险防范机制又包括风险甄别机制、风险控制机制及制裁机制三个方面。
本文将分别从信息、交易成本、制度、博弈的视角对农村民间金融的运行机制作出解释。
第一节 农村民间金融运行的控制机制
关于民间金融的运行的研究，不少学者从供求、制度、交易成本、信息成本等方面进行分析。本文认为，我国农村金融之所以在严格的金融管制环境下，仍然获得了较快发展，主要可以从以下几方面作出合理解释。
一、信息经济学与交易成本经济学角度的解释
（一）农村民间金融在信息方面具有优势
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由于农村地区需求者具有小规模、分散的特点，正规金融组织对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的信息了解程度相对较差，搜集信息的难度较高，造成了信息成本的高昂。而相比正规金融，农村民间金融却可以有效解决以上问题，降低农村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程度。因为农村民间金融内生于农村地区，两者具有天然的密切关系，它对农村市场了解更为透彻，在人缘、地缘、血缘等关系的基础上，信息掌握得也较充分，更了解当地农村社区的资金需求情况，了解农民的资金实力和信用状况，在客户甄选和风险控制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从而可以有效地克服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
林毅夫在前人文献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具有不同信息结构的非正规金融（民间金融）和正规金融部门的金融市场模型，证明了金融市场的分割和非正规金融市场的形成是非正规金融部门、正规金融部门和借款人三方优化行为选择的结果，证明非正规金融由于具有信息优势，它的存在能够改进整个信贷市场的资金配置效率。因此，林毅夫认为，从信息经济学的视角来看，由于金融交易的特征，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事前的逆向选择和事后的道德风险可能是非正规金融广泛存在的一个更为根本的原因。否则，无法解释发达国家以及那些已经实行了金融自由化的国家和地区为什么还有大量的非正规金融活动。因此，非正规金融利用当地私人信息，从而在解决信息不对称方面有比较优势，这是民间金融产生的重要原因。
（二）农村民间金融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
从交易成本经济学角度来看，农村民间金融的存在与发展，原因在于其能够有效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具体而言，当正规金融的进入变得昂贵时，或者说当正规金融供给不足而进行信贷配给时，农村经济主体除提供担保抵押之外，还必须支付租金或贿金，并且等待漫长烦琐的审批手续等，从而因昂贵的交易成本而放弃进入正规金融。而其所提供的相对价格也发生了变化，导致经济主体的激励结构和谈判能力发生改变，诱发社会成员寻找新的金融服务机会，形成相应的规则和约束并使之合理化，从而促使人们改变原来的借贷行为模式。农村民间金融主要发生在同一或邻近社区，贷款人高度知晓借款人，且无烦审批和核准，而且操作比较简便，合同的内容简单而实用，对参与者的素质要求也不是很高。此外，民间金融组织小巧灵活，私人借贷可以不分白天黑夜地进行交易，这减少了借款者的等待成本，而且借贷双方还可以就贷款的归还期限、利率、归还的方式等进行创新和变通。当然民间金融组织也能有效克服“官僚机构”弊端，减少诸如客户“攻关”和“寻租”的费用。所有这些都使其具有了低的交易成本。
此外，农村民间金融可以通过非正式契约的自我实施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通过契约的私人治理机制的有效性和各种非正式制度的社会约束力，则保证了民间金融交易的低违约率。而且交易和市场的治理机制称为“合同执行机制”，市场治理机制主要是市场的私人治理机制，在整个经济活动中私人治理机制一直发挥着重要的治理作用。
二、制度方面的解释
制度是社会中个人遵循的一套行为规则。而评价一个制度安排的优劣有三个标准：代价（成本）、收益和激励相容，本节即从这三个方面入手来对农村民间金融的运行进行制度分析。
（一）农村民间金融的制度代价——一个诱制性制度变迁过程
林毅夫（1989年）指出，诱制性制度变迁是由某种在原有制度安排下无法得到的获利机会所引起。获利机会是由制度不均衡产生的，而制度供求矛盾是制度不均衡的导入因素之一。农村正规的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之间缺口是农村民间金融产生的根源。作为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结果，农村民间金融是由中国农村金融制度安排缺陷造成的。其主要诱因是高收益导向的供给和巨大的融资需求。有供求必然会形成市场。从供求关系上看，农村金融制度的非均衡使制度供给与需求出现了不一致。这种农村金融制度的非均衡出现给民间金融创造了获利空间，造成潜在的制度需求与供给，从而导致了农村民间金融这种诱致性的制度变迁。
农村金融制度的非均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正规金融制度安排供给不足，农村资金大量外流，出现金融抑制
在考察了农民与正规金融机构之间的借贷交易行为后，Prschke/Adams/Donald（1987年）曾指出：在农村，能获得正规金融机构组织贷款的农户仅是一部分，在典型的低收入国家，不到1%的农户得到新增贷款总额的80%左右，仅15%得到了余下的20%，而80%的农户不能得到贷款。我国农村农民借贷难的问题正是对这些经典结论的最好论证。在我国，由于农户的资金需求一般具有分散、小额化、周期长、风险高、不易监督的特点。银行对其贷款利润较低，这就导致供给不足。此外，农户一般无担保能力和资产抵押，即使用土地抵押，银行也难以回收这种隐含农民社会保障的抵押品。而土地集体所有制下，农民拥有的宅基地、房产等无法流通和转让，导致信用缺失，农民资金需求无法转化为金融需求，农民贷款瓶颈凸显。而且由于金融投资渠道单一，为数较多的农村居民不得不冒较高的风险将其储蓄资金通过民间渠道贷放给个人。
2.家庭承包制和乡镇企业激发了大量真正以赢利为目的的农村市场经济主体，其金融需求强烈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所有制结构的变革，一系列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得到快速发展，这些新的经济成分在其自有资金无法满足扩展经营需求时，成为农村资金市场的需求者。这些企业虽然能从国家正规金融机构取得一部分资金，但相比于他们的资金需求而言，他们得到的资金却是有限的。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千千万万的农户成了一个个独立的生产经营者，并因此成为资金需求者。然而对于大多数农户而言，信用社几乎是他们谋求资金的唯一渠道，而信用社根本不可能满足广大农户的资金需求。因此这些农户、个体户、私营企业和乡镇企业便把目光投向了农村民间金融。如杜朝运认为农村民间金融的成长源自农村非公有制经济对金融支持的需求；郭沛认为民间金融是在巨大的融资需求下产生的，民间借贷的产生一部分是源自个体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发展和消费对资金的需求。
3.建立一个新的制度安排需要时间、努力、资源和协调成本
要使一套新的行为规则被接受和采用，个人之间需要谈判并取得一致。在我国农村，农户兼业经营、土地分割细碎，政府和农民之间的交易成本十分庞大。因此，政府作为权力中心和推动制度变迁的第一行动集团，在推行农村金融制度变迁时的成本是巨大的。也就是说，我国农村金融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由于高的交易成本很难奏效。即便没有这些交易成本，政府也可能由于统治者的有限理性、意识形态刚性、集团利益冲突等局限而导致政府政策失败。从某种意义上说，任何制度安排都不过是宏观条件约束的结果。交易困难程度决定了政府用什么制度来解决交易成本过高的问题，决定了政府的制度供给。
1979年以来农村经济制度的两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变革，都采取了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变迁方式。第一次变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和推广，首先从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农民自愿冒着风险签字画押开始，并迅速得到了全国农民的响应；第二次变革——乡镇企业和农村个私企业的兴起，也是先由沿海地区农民自发兴起，后得到政府追认。第一次变革使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其赖以生存的土地上得到了空前发挥，促进了农村劳动生产率的快速提高。第二次变革将农村富余劳动力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促进了农村经济结构的大调整。这与自上而下的农村金融的政府供给主导型的制度变迁形成了巨大反差。历史证明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村的两次自下而上的变革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二）农村民间金融的制度安排的收益
对特定制度安排的优劣与否的讨论是放在同一历史时间和地区展开的，因为一项制度安排是“嵌在”制度结构中的，它的优劣与否还取决于其他制度安排的完善程度。换言之，取决于制度环境。而且，说某项制度安排是有效率的是相比较而言的。鉴于此，本文在中国国情这一共同的制度环境下讨论农村民间金融的效率问题时是相比于农村正规金融而言的。
一项制度安排是否有效率是从其费用和效益来比较的。在费用给定的情况下，若某项制度安排的效益高或者说能提供的服务多，相比之下，这项制度安排就是有效率的。或者从另一方面说，若某项制度安排提供的收益相等，那么费用较低的制度安排是有效的制度安排。本文将侧重于从费用方面分析农村民间金融的效率。
影响制度安排的费用有两种：生产费用和交易费用。其中交易费用又包括组织费用或信息费用、维持或监督费用、强制执行这种特殊制度安排所包含的规则费用等。费用较低的制度安排是有效的制度安排。农村民间金融相比于农村正规金融是有效率的。原因如下：
1.生产成本低
农村民间金融没有纳入金融监管，对经营的机构、组织、网点、固定资产都没有要求，因此不用花高额的费用，设立广泛的经营网点，交易主体之间基本上都是直接进行谈判和沟通，只需要很少或不需要固定成本。此外，与正式金融相比，农村民间金融省却了烦琐的贷款手续、职工工资、金融交易引发的运营费用等，而且灵活多变，可将正规金融机构的可变成本内部化，变规模不经济为规模经济。
2.信息比较对称
在农村金融市场，农村民间金融的交易双方生活在同一社区，对彼此的情况十分熟悉。从而对对方的意识形态、收入情况、资信状况、偿债能力、资金投向和项目前景等信息有相对充分的把握和了解，信息不对称程度相对较低。而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相比来说则无法有效地获得相关信息，造成较为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这种不对称导致农村正规金融的成本很高且容易引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3.管理和监督费用低
由于信息对称的优势，农村民间金融比农村正规金融有更低的管理和监督费用。如对担保的要求不高。农村民间金融多发生于乡土熟人社会，建立在血缘、地缘、人缘关系上，维系交易双方契约关系的往往是伦理、道德、传统等非正式制度，很少要求有规范的担保；利率比较灵活，由借贷双方根据资金的供求状况、正规金融市场利率水平、人际关系的亲疏远近等因素自由确定，形成机制相对灵活，但违约成本高。这些都降低了农村民间金融的管理和监督费用。
4.交易的执行和保护依托社区法则
民间金融游离于政府的监管之外，债权债务关系难以得到国家法规的保护，更多的是依托社区法则得以维系。需要说明的是，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安排，农村民间金融制度是有效率的，但这种效率仅限于社区范围，建立在有效利用社区的信用资本基础之上。在传统的农村社区沿着村落社区-集镇社区-城市这条路径变迁时，人员流动增加，建立在血缘、地缘、人缘关系上的社区信用资本减少，民间金融对于正规金融的相对优势就会逐渐降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