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现代以前，人们对于建筑与景观环境的关系的思考可能是朴素和朦胧的，更多的是基于一种生存本能和有限经验的积累。而随着现代以来生产力和科学的飞速发展，人们对于世界和自身都有了更全面和深刻的认识，因而对于建筑与景观环境的整合也有了新的理解。
3.1 对整体性的认识
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认为，“整体性”(wholeness)是建筑和环境营造中最重要、最基本的原则。“存在着一种我们称之为秩序、整体或‘一体’的现象，这种现象是判断房屋、房屋之部分或世界上任何造物是否正确的唯一准则。”在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眼中，“整体性”建立在建筑与自然过程具有同样的规律这一认识和理念之上。因而，他眼中的自然界具有的整体性特质也就成为建筑所应有的特质。这是一种将自然过程与人工营造进行类比，试图构造一个从宏观直至微观的同构体系的思维方法。
3.1.1 生态科学的教益
近现代以来，环境危机的凸显和现代生态科学的发展深刻影响着人们对于建筑与景观关系的认识和理解。在“生态”这一概念日益深入人心(甚至渐成一种口号)的今天，人们似乎习惯于为景观营造的判断标准寻求一个来自于生态科学的支撑。生态科学的相关原理、概念和术语在当代建筑营造过程中的广泛运用(以及作为相应的反面的被滥用和误用)，使我们不禁要感叹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它已经不仅是一个“科学”的范畴，而成为一种文化现象。
人类文明史上对于环境的改造始终包含着促进和破坏这两面。只是在以往，较低的生产力水平和较小的开发规模使得环境问题显得不那么紧迫、尖锐。人们营造住居时对于自然生态条件的顺应和利用只是停留在一种近乎本能的“趋利避害”的较低层次。而近现代以来，随着生产力水平的飞速发展和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的极大提高，人们对于世界的控制欲和对自然资源毫无顾忌的利用的态度都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在西方和东方(即使有着所谓的“天人合一”的理念)几乎都是同样的发展历程。随之而来的对环境更大规模的改变使得生存环境的恶化越来越成为人们生活的巨大威胁。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自身和世界的关系的问题，尤其是在科学的层面上。现代生态科学诞生在19世纪60年代。而其在近百年后随着环境问题的凸现而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成为人们认识人与世界关系的重要参照。具有标志性的事件包括1949年利奥波德(Aldo Leopold)的着作《沙郡年鉴》(Sand County Almanac)的出版、1962年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的着作《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的出版，以及1969年麦克哈格(Ian Lennox McHarg)出版着名的《设计结合自然》(Designwith Nature)等。
生态科学一开始就将人作为生态系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不是一种超然、控制性的存在。1935年阿瑟·坦斯利(Arthur Tansley)提出生态系统的概念，将动物、植物、土壤、水、气候等自然要素和人作为一个系统，将它们关联起来进行研究。1979年詹姆斯·洛夫洛克(James Lovelock)提出了着名的盖娅假说，以希腊神话中的大地女神盖娅(Gaia)之名，将地球上的一切自然要素和生物理解为一个整体的、宏大的生态系统，理解为一个巨大的生命有机体，在这个有机体中，所有生物相互作用。
盖娅假说摒弃了人与自然相互对立的两元论的划分，而是把两者统一起来，认为所有生物——包括人类自身——时时刻刻都与其周围的世界——地球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有着极大的连续性和基本的相互依赖性。这一假说将人与世界的整体性发挥到了某种极致，尽管其中包含着神秘主义的成分。在这样的观点的影响下，人们开始反思近现代以来对自然的僭越、控制和过度开发，重新建立起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观念。自启蒙运动和近代科学革命以来为人们所一直秉承的、将自然看做一个客观的、与我们相对的、纯粹的资源的世界图景，逐渐淡出了我们的视野。可以说，生态科学对于当代我们重新审视世界图景、确立人在世界中的存在结构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而在另一方面，在此要指出的是，对于景观营造以及建筑和景观的形态整合而言，生态科学最重要的价值可能并非具体的结论，而是一种将人与自然之和视为一个大的系统的整体视角。简单化地或是过度地将整合的意向和准则与生态科学某些结论相直接联系，可能存在着谬误。“有些被我们标签为‘生态’的价值观念实际上没有原本的科学基础意味。”
生态科学早期研究所获得的一些已经产生巨大影响的结论今日正受到新的研究成果的挑战。举例来说，过去生态学界倾向于将自然生态系统理解为稳定、统一、平衡的系统，而人类的介入则多半被视为对于这种状态的干扰和破坏。这样的观点也深刻影响了对于理想景观形态的审美判断。西蒙·贝尔(Simon Bell)认为：未被人侵扰的自然景观通常展现出非常好的统一性，而粗心的引入人造景观则会打破自然景观“固有”的统一性。而西蒙茨则认为：未受干扰的景观处于相对静态的平衡之中，具有自身严密而协调的秩序。直到今天这基本上仍是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思想。然而威廉·特鲁里(William Drury)和伊恩·内斯比特(Ian Nesbitt)对美国温带森林的研究等成果却证实自然生态演替并不会必然导向一个稳定的顶极群落，换言之，稳定、和谐、统一并非生态系统的理想状态，世界可能是本质上动态、混沌、随机而不可预测的。这样的世界图景将对人们对于整体的景观形态的审美判断产生怎样的影响，目前还有待观察(已经可以看到的是，当代西方建筑在非线性科学、混沌理论等的影响下，“动态建筑”的造型倾向开始流行，传统的静态、和谐的审美意趣开始受到挑战)。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和谐、统一、稳定的传统理想被颠覆了。在建筑与景观的关系问题上，追求一种环境结构上和视觉景象上的整体和谐统一必将仍然是绝大部分人的意向。对于建筑形态与大地景观的形态关系而言，人们的心理结构和心理需求才是决定性的因素。和谐、统一性、整体性等审美判断准则，无需为它们披上生态科学的美丽外衣，依然得到人们的一致肯定。
正因为如此，当代景观生态科学的发展也愈来愈将研究视野向社会生态和文化景观方向拓展，以对单纯自然科学立场的研究做出修正与完善。纳绍尔(Joanlverson Nassauer)即对于景观生态研究中加入文化因素的重要性有着清楚的认识，他所归纳景观生态学的文化原理包括以下几条：
——人的景观感知、认识和准则影响景观，并受景观的影响；
——文化习俗强烈地影响着居住景观和自然景观；
——自然界的文化概念不同于生态功能和科学概念。他特别指出：“……错误的及会产生有害影响的是把文化感知与生态功能混为一谈，这种错误容易欺骗人们，使人们对看起来好像是自然的景观的质量产生自满感，容易使人反对在看起来很不自然的景观处进行景观生态的保护与变革”；
——景观外貌反映文化准则。
将生态科学的某些结论(甚至是陈旧的)扯来作为某种标签是不妥当的，也毫无必要。
科学之眼不能取代人文之心。
3.1.2 结构主义的参照
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思想最初发端于20世纪之初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andde Sausure)关于语言学的一系列研究，20世纪60年代通过列维施特劳斯(ClaudeLévi-Strauss)、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等人的工作而兴盛一时，成为20世纪西方世界最有影响的思潮之一，对于语言学、人类学、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许多学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结构主义思想的核心在于对于一种潜藏在事物背后、起着决定性的控制作用的内在“结构”的关注和研究。吉布森(Rex Gibson)在考察诸种结构主义者的研究实践所表现的特征之后，认为注重结构、强调对结构的分析是所有结构主义者共同具有的最基本的原则。如再进一步，这最基本的原则又可展现为五个主要特征：整体(Wholeness)、关系(relationships)、消解主体(decanting the subject)、自我调节(self-regulation)、转换(trans for mation)。
结构主义思想对于“整体”有着特别的重视。结构主义认为，注重“整体”是研究事物本质的唯一途径，而事物的部分或因子仅是通向研究事物本质的要素。单独的部分之所以有其自身的意义、功能，有其自身的确定性，是因为它的所有的一切，都归属于整体，都唯其参照整体才能够表现出来。换句话说，脱离了整体，任何部分就无意义可言。在这个意义上，结构主义者进一步认为，整体不等于部分机械地相加之和。然而，整体是如何产生的？他们的回答是，整体总是依据某种结构或系统而构成的。这些包含组织之性质的结构既是产生整体的生命之源，又时时服从于作为生命之整体的自身法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结构主义者才对整体的研究产生浓厚的兴趣。
结构主义同时对于“关系”极为注重。与整体和部分的特征相比，关系的涵盖面更广，其内容更丰富。它不仅紧密相关某研究对象的整体与部分，而且统摄宇宙万物间的各种系统。
结构主义者相信，现实的本质并不单独地存在于某种时空中，而总是表现于此物与它物间的关系之中。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关系决定了要素的形态与基本特征。
缘于对于“整体”的重视，结构主义甚至有“消解主体”的观点。所谓“消解主体”，其原意是人失去了他是万物中心的位置；人不再是万物的主人，而是系统中的一个因子。结构主义者认为，在各种门类的社会科学中，所谓对人的研究、如何探索人的本质等，其途径不是直接地研究人自身，而是要研究那种与人类有种种关系总和的整体。这种整体虽然基于主体，由不同的个体及其相互间的关系所构成，但整体一旦建立，个体自身的意义就消融于其中了。
因此，个体之存在的意义就必然让位于社会的整体。结构主义者强调，在理论上，整体的性质可视为既恒定又统一，但在实际中，整体总表现出它的具体性，总是因所涵盖的内容多寡而显示出此整体与彼整体间有大小不同、高低不等的层次性差别。这种差别决定了消解主体的程度。整体涵盖的内容越多，面越大，消解主体的程度就越高。
结构主义的这些观点对于建筑形态和景观的整合具有重要的启示。它启发我们将建筑的形态置于景观的整体结构的制约之下，重视景观各要素之间的形态关系对于建筑自身形态生成的控制性。斯坦·艾伦(Stan Allen)有这样的描述：“形态是重要的，但物体的形态不如物体之间的形态重要。”
然而，结构主义正是在“消解主体”上遇到了责难。作为对于存在主义的否定，结构主义极力消解主体在哲学中由来已久的特殊地位，将它视为结构中与其他要素地位相等的要素之一。结构主义强调个体的制约性。个体既受其他个体的制约，又受某一有关的整体系统的制约，这是从横向维度上的制约。同时个人意识界受非个人的无意识界机制的制约。这是纵向即深层结构制约。故结构主义认为既不存在胡塞尔所谓的先验的认识主体，也不存在存在主义所谓的进行自由选择的行动主体。主体在结构中是消极被动的，是某种外在力量的表现。结构主义这种对于主体的否定走到某种极端，当然就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亚尔都赛(Louis Arthusser)甚至提出了“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的说法。列维斯特劳斯不得不解释道：“结构主义本身没有任何反人道主义的东西，这种方法倒是努力要使我们的社会回到一种比较朴素的人道主义上去，而且我认为这是挽救人类的唯一方法……如果人类继续把自己看成唯一的主宰和创造物，可以自由地毁灭地球上的一切，那么人类真正走上了绝路。我们的人道主义在于告诉人们：请注意，你们不是孤立的，你和你的同类是同其他生物有着联系的……”他的解释虽然揭示了“消解主体”的真正意蕴，但客观上它的确有可能会被引向极端，导致一种主体的虚无。
与之相类似的，还有始终与生态科学本身及其影响的发展壮大相伴随的“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之间的伦理冲突。这一冲突有着极为悠久的历史。生态科学的发展似乎为“非人类中心主义”提供了一些有力的支持。然而极端的非人类中心主义无疑也是虚无的，甚至将对我们自身的存在产生怀疑。即使是像“生态中心论(eco-centrism)”和“深层生态学(deepecology)”这样尽可能包容的观点也蕴含着剥夺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危险，而这在西方文化传统中是很难令人接受的，这与结构主义面临“非人性”指责的境况相当类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