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收工回家，我正斜倚在木板床上，抓紧有限的时间读几页书。大生产队的农活越做越多，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天，很早队长便吹哨出工，很晚才能回来。因此，要想看书，除了雨天，就只有中午和晚上一点儿时间了。
木板床正对大门，也就是说，一进大门，就是我的木板床，床距大门仅一步之遥。是将一扇门板放在两条高板凳上搭的床，大门开着，光线便很好。罩在床上的蚊帐十分陈旧，甚至说得上破烂。正对门的地方补着两大块厚厚的补疤，便遮了部分光线。不过大白天的，完全能看清书上的字。
对于终日劳累的我来说，倾斜着看书，确是一种享受———舒开酸软的四肢，让在体力劳动中剧烈跳动的心脏平息下来，神思慢慢进入文字的境界。那是与烦恼的现实世界毫不相关的另一种境界，总能带给我对困苦生活的一点超然领悟和对未来的一些憧憬。
就在这时，亚妹来了。
我听到了一声甜美的呼唤：“幺叔婆。”
我母亲便从灶房角落里走了出来。
“你是？”
“我是亚妹呀！”
我不无吃惊：她，怎么突然就出现在这屋里了呢？
事实上，当我刚听到那一声甜甜的呼唤时，就停止了看书。十八九岁的我，正处于十分敏感的青春萌动期，自然对于女孩子娇好的声音，免不了动一些情绪。何况这甜美的女孩声音，就出现在这小小的屋子里，就在我的床前呢！只不过间隔了一层薄薄的蚊帐而已。我的目光透过蚊帐看她，她就像被一层薄纱罩着。她在明亮的进门处，是看不见帐内的我的。而我却可以仔细端详她。是一个扎了两根短辫的姑娘，苗条而匀称的身材，穿了一身草绿色的军装。这是在那个年代十分流行的时髦服装，女孩子穿在身上，尤其显出庄重之美。尽管隔着蚊帐有些朦胧，但仍看得出她长得很秀雅。她每说一句话，结尾处总要淌出一点笑声，如同漫溢的山泉一般。也许，这正是使我感觉到她声音十分甜美的缘故吧！
亚妹本是江村本家族福高哥的女儿。早听母亲讲过，福高哥解放前曾发奋读书，后考入中央军校，毕业后在部队当了军官。后因家中房产纠纷，与人争斗，突遭暗害。当初听母亲讲那故事时，总有一种十分遥远、但仍然惊心动魄的感觉。福高哥死后，遗下牙牙学语的亚妹和她母亲。那是临近全国解放发生的事。刚一解放，亚妹的母亲便带着亚妹，从四川远嫁陕西了。长大的亚妹自然回来四川寻根。一来二去，便也知道了她的一些境况：她在陕西虽认了一个贫农出身的继父，但仍不能拂去罩在头上的反动军官家庭的阴影。
亚妹来得极少，每次来，待的时间也不长。后来，随着阶级斗争风声的渐紧，她就来得少了。正因为来得少，并且呆的时间短，才使我虽知其人，却从未见到过她。
她过去来江村，都在她父亲叔伯弟兄处。我们虽是同姓，却并非亲房。可她这一次，却来了我家。显然母亲感到意外，便问她，什么时候来的。她说刚到。母亲问她，是从成都她幺爸那里来，还是从陕西刚来？她说从陕西刚来，下火车之后没去哪儿，直接奔江村来了。稍停片刻，又黯然了神色，低声说道：“我幺爸已被抓了。”
母亲不免惊愕，随即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同时很警觉地瞅了瞅门外，便把亚妹往屋子里面拉了拉。作为四类分子的母亲，对亚妹是既怜爱又害怕。因为亚妹居家虽远在陕西，但在江村，谁不知她家的底细呀！此外，更为严重的是，亚妹的幺爸也是在亚妹父亲的带动下考入的中央军校，只是还未读到毕业便解放了。由于国民党军校身份的缘故，她幺爸一直找不到正式工作，一个人住在成都，帮别人抄抄写写，勉强能糊口。1959、1960年饿肚皮那阵，她幺爸常来江村，和几位肚皮饿得实在不行的本家兄弟一起，说过一些不满现实的话。这事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被一一揭发出来，凡参与过攻击现实的人，都遭到了批斗。批来批去，最后断定他们肯定有个什么组织。能是什么组织呢？分析来分析去，最后定性“反共救国军”。虽然几个人并没有一致承认，但包括我在内的所有大人小孩，都相信一定是这样的。起码也是站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立场上说话嘛。
亚妹受她幺爸影响很深，听说她经常回四川去她幺爸处。此前我几次听母亲说，亚妹极不满意共产党，说都是共产党弄得大家吃不起饭。听母亲这样说，我就觉得很可怕。怎么亚妹会这样呢？年纪轻轻的，“反动”二字，无论如何也不该和如此妙龄女子沾边呀。因此，在我还没认识亚妹前，她已经在我心中有一个颇为固定的印象了：这是一个特殊人物，一个不同于一般的女子。更具体点说，是在思想上有些危险的女性。
正这样想时，忽然间，心中生起了一个另外的想法。我为我这想法激动起来，并越来越相信这想法是真的。亚妹她，为什么常从陕西到四川呢？为什么常去她那个国民党军官的幺叔家里呢？自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后，她幺爸一直不敢再到江村来，而亚妹却经常穿插于她幺爸与江村之间，难道这里面就没有一点什么秘密么？是什么秘密呢？我一时又想不透。但至少，也是一种煽动和串联吧！虽然我一时找不到什么证据，但是凭直觉，我想一定是这样的。
当我这样揣摸着的时候，再透过蚊帐，去看仿佛一层薄纱笼罩着的她，就越发地神秘起来了。老实说，这时候看她仍然很美，但是现在的美，已和某种十分危险的东西连在一起了，使我不由得想起一种有毒的花。
这时，我听见亚妹说，她想见见大爸。她大爸也是我同姓的一个大哥，只不过和亚妹的父亲是亲叔伯弟兄而已。亚妹的大爸比亚妹父亲的年龄更大一些，也是从国民党军校毕业的一个军官，临解放时，不愿随国民党军队去台湾，偷偷跑回了江村。心想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但还是被管制了起来，成了在任何时候都要重点批斗的四类分子。
母亲便对亚妹说，你还是不要见的好。母亲显然是为亚妹着想。这一阵子，在江村，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尤其紧，母亲生怕治保人员因此把亚妹给扣起来了。
亚妹沉吟道：“要不，就把大爸叫到这边来。”
母亲又迟疑了，她大爸也是一个四类分子，四类分子和四类分子私下里聚在一起，是犯大忌的呀！
亚妹见母亲迟疑，忙又补充道：“我只看一看他就走。”
那最后的语气，几近于哀求了。
我一直蜷缩在床上暗观和静听着，听见亚妹那哀求的语调不禁又有些对她同情起来。我想劝一劝母亲，她不就看一看么，看一眼就让她走，不在这里多逗留，想来也不会给我们家带来多大的麻烦。我正要动弹时，又听亚妹说：“也许，这次来了，以后不会再来。幺爸被抓，我妈又去世了。”
母亲赶紧问：“你妈不在了？”
亚妹默默地点头，没再说什么。母亲也沉默起来。母亲是心肠极软的一个人，此时一定替亚妹着想了———幺爸被抓，妈又去世，就只她孤零零的一个。如今到江村来，当然是想看看至亲的长辈。而且，亚妹也明白，她是不便在江村久呆的，虽然她来时极谨慎，有意选择中午收工时间，但她说仍然有人看见她。因此，她只能来看一看，立刻就走。
沉默之后，母亲不再多说，只叫她等等，便很小心地出了门。
母亲一走，反倒将我置于颇为尴尬的境地。当母亲在家时，我一直不曾露面，肯定亚妹也以为仅我母亲一人在家。现在母亲走了，我当然不好贸然走出，只得静静地斜倚在床上，连粗气也不敢出一下。毫无疑问，在亚妹心目中，这屋子里就只她一个人了。她四周看了看，发现小桌上摆放着一面小镜子，便蹲下身子去，对着镜子理了理头发。是一个十分自然和优美的动作，又立刻使她从神秘的雾罩中渐渐显露出来，还原为一个活泼天真的女孩子。后来她站起身来，再次将小小的屋子四处打量。这是一间老式转阁屋，用菜籽秆夹成一“L”形状的墙壁，内弯框出的那一块，是母亲的卧室，此外是一弯形的巷道，长的那一边是煮饭和吃饭的处所，短的这边便是我搭床铺的地方了，长度刚好与床相等。
显然亚妹对我这破烂缀补疤的蚊帐感了兴趣，因为她已经转侧过身来向我这儿打量了，并且开始挪动脚步。我不能不有些紧张起来，赶紧放下手中的书，头抵菜籽秆墙壁，闭上了眼睛，装着已经睡熟的样子。我凭感觉知道她撩开了我那挂得颇有些低矮的蚊帐一角，朝床上看了看。也许她于极短的瞬间细细打量了一遍，也许仅瞥一眼便很仓促地退开了。因为直到此刻，她才发现床上有一个人，而且是一个十八九岁的小伙子。但是她一定看见了满床的书，以及床枕头上一个烂箱子，箱子面上笔记本摞了一堆。我想她一定感到了意外，在如此环境恶劣的乡下家庭，居然还有一个泛着书香的角落。
片刻，我再也听不到一丝声息了。想了想，便鼓起勇气虚开一只眼儿来看。但见她已经退回到起初站立的地方，脸向着墙壁，门外明亮的光线勾勒出她面部轮廓分明。是一张很有光泽的漂亮脸庞，此刻，仿佛陷入了某种沉思。
我要再这样假睡下去是不行了，哪有经过几番谈话之后还不惊醒的呢？何况乡村从没有睡午觉的习惯。再这样继续下去想必更加尴尬，只有顺势“醒”来方能解此困境。于是我先翻了个身，然后啧了啧嘴，最后一个翻身坐起，有意将床铺弄响几声，才下得床来。在我正考虑走出蚊帐怎样开口时，亚妹倒先开口了，微笑着说：“小爸爸还这么爱看书？”
她年龄虽比我大，可按同姓的辈分我是她叔。听她这样说，我内心不免有些疑惑：一句“这么爱看书”，是因为看见了我床上堆了那么多书的缘故呢？还是指我一直躲在床上不过是以看书为幌子呢？看来应该是后者无疑了，因为在她落落大方的微笑中，似乎露出一丝善意的讥讽。
我不能不佩服她的精明和成熟，便不敢声称自己“入睡”了，赶紧搪塞道：“没事时也看看书。”
她便又问：“你爱读些什么？中国的还是外国的？”
我说：“先前一些时候，都看外国的，现在正读中国的，主要是古典诗词和散文。”
她又说：“红楼、三国、水浒是不能不细读的。”
我说：“对对，我正打算安排时间细读一次。”为了不让她轻看我，我又补充道：“再加上西游记，这四部书，是我国古典四大名著呀！”
她便认同地笑了。她以笑来作答，不再有任何言说，反倒显出了她谈话的一种魅力。看来她不仅仅是成熟，而且很艺术。在她内心，似乎还有一些更为丰富的东西。
我还想和她说点什么，因为我突然发现，她也是喜欢读书的。在这远离城市的乡间，尤其在造反的潮流四处席卷、好书似乎都在被破的“四旧”之列的情况下，能听到如此忠言，仿佛一下子便把我和她之间的距离拉近了。
正在这时，母亲回来了。亚妹立刻丢开我，迎上前去，急切问道：“大爸没来？”
听得出是一种很失望的询问，于失望中含有几分情急和哀伤。
母亲赶快安慰她：“你大爸说，这时候他不敢来，但他叫你大婶娘来看你了。”
正说着，她大婶娘悄悄溜进了屋。亚妹内心这才有所消解，一把拉住她大婶娘的双手，才喊一声“大婶娘”，便哽咽住了。我母亲和她大婶娘赶快扶了她的肩，同时轻轻拍着。都没有说话，一种无言的亲近，表述着复杂的内心。一会儿，微微俯头的亚妹掏出手绢，擦拭着眼睛。
面对如此场景，我也不知说什么的好，只得开口招呼她大婶娘：“大嫂，你坐。”
她大婶娘说，就不坐了。她说她来的时候，治保主任看见了她，趁他们还不知道亚妹来了，亚妹还是尽快离开这里的好。她颇有些伤感地看着亚妹说：“亚妹，不要怪你大婶娘不留你，工作组又进村了，前天开会还提到你幺爸和‘反共救国军’的事，还点到你，说你那么远从陕西跑到四川干什么？你还是走吧，不要吃眼前亏。你大爸叫我把这一捧花生米给你拿来，你带在路上吃吧。”说着，就从衣兜里掏出一个手绢包着的小圆疙瘩，估计不会超过半斤花生米。母亲这时忙说：“我还有一点，也是给生产队剥花生种时余下的，你一起带去。我们也没有什么东西给你的。”
亚妹却只是摆手，说：“我啥都不要，只要看看你们，看看亲人，就够了。我来时，什么东西也没给你们买，我这里还有些钱，你们拿点去，买点油盐。”说着便掏出钱来，取出几张五元的，分别给她大婶娘和我母亲。她大婶娘和我母亲都执意不要，但亚妹却一定要给，她说：“你们不收下，我心里难受呵，就好像亲人和我断了关系一样，幺叔婆、大婶娘，你们一定要收下呵。”
亚妹说到最后，露出了哭声，我母亲和她大婶娘互相看了看，只得把钱接在各自手上。她大婶娘问：“那，你……”
亚妹这才有些平静下来，说：“我身上还有钱。我有一个朋友，对我特别好，他在机关工作。”
母亲则发出了一声轻轻的叹息，将钱捏在手上，老是不愿揣进兜里去。
亚妹决定要走了，她含情脉脉地看着大家。最后，拉了拉我母亲和她大婶娘的手，又看了看我，微笑里含着一种苦味，离去了。
我们站在门外阶沿上，不便动身送她，只是看着她走出院坝，沿小路下了河坎，慢慢走上了大路，向远处的渡口行去。那苗条的身影，军绿色的衣装，随意编扎的两根短辫，与绿色的庄稼渐渐融合在一起，最后彻底消失了。
果然亚妹从此以后再没有来过。后来才听说，对亚妹很好的那个男朋友，不仅是机关干部，而且是共产党员。他一直追求着她，但是她不同意，原因是：他是共产党员。那个朋友没有遵从她提出的条件：退党；她也最后没能听懂那个朋友关于党的理想、目标和暂时的挫折之间的关系的解说，于是二人终没能生活在一起。又过了一阵，听说亚妹患肺结核了，病情还比较严重。
亚妹具体是什么时候死的，我不知道，因为关于她死的消息，又是几年后才听到的。
198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