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蛇斗(AT738)”是感恩的龙公子(公主)故事中核心母题之一(某男主人公看见白蛇与黑蛇搏斗受伤,帮助白蛇,赶走了黑蛇)。李福清先生认为,蛇斗母题不是汉族和远东民族所特有的,它经常在突厥民族故事中出现,应是突厥民族故事固有的母题。其实,蛇斗母题并非源自突厥民族,早在我国魏晋时期的志怪小说中就有蛇斗情节。据《续搜神记》(又称《搜神后记》)中《临海人》记载:
吴末,临海人入山涉猎,夜中,有人长一张,着黄衣白带,来谓射人曰“我有仇,克明当战,君可见助,当有相报。”射人曰:“自可助君耳,何用谢为。”“明食时,君可出溪边,敌从北来,我南往应。白带者我,黄带者彼。”射人许之。明出,果闻岸北有声,状如风雨,草木四靡,视南亦雨,唯见二大蛇,长十余丈,于溪中相遇,便相盘绕,白鳞示弱,射人因引弩射之,黄鳞者即死,日将暮,复见昨人来辞谢,云,住此一年猎,明年以去,慎勿复来,来必有祸。射人曰,善。遂停猎,数年后,忽忘前言,更往猎,复见白带人告曰,我语君不能见用,仇子已甚,今比报君,非我所知。射人闻之甚怖,便欲走,乃见三鸟衣人,俱张口向之,射人即死
射人亲眼目睹了白黄蛇大战,在白蛇的要求下,帮助了白蛇斗败了黄蛇,并因此被黄蛇的儿子杀死。魏晋时期的志怪小说《临海人》还不是最早的蛇斗故事,再往上追溯,据西汉刘向的《新序·杂事一》记:战国时期楚相孙叔敖儿时遇到两头蛇,杀而埋之,后官至相辅。至唐前期大型志怪传奇集《广异记》的《海州猎人》也有类似的蛇斗故事。其基本情节大致相仿,看来,唐朝时传奇小说深受魏晋志怪小说的影响。那么,“蛇斗”故事为什么会出现在突厥人和阿拉伯人的文学中呢?这要追溯唐朝的中西文化交流。众所周知,唐朝是我国与突厥和阿拉伯国家往来最为密切的时代,也是回回先民往来最频繁的时期。唐朝的传奇小说不仅为广大的我国各市民阶层所喜爱,很可能许多突厥人、阿拉伯人也十分喜欢它们。他们很可能把这些传奇故事带回了西域以及西亚等地。这些故事经过他们的加工改造,流传更加广泛了。所以,阿拉伯的文学名著《一千零一夜》里的《哈里发何鲁纳、拉施德和懒汉的故事》和《阿补顿拉述过两条狗的来历》都把蛇斗的母题类型纳入中。由此可以初步推断,回族异类婚配故事中的“蛇斗”母题很可能是受到汉族同类型故事的影响,也可能是回回先民将阿拉伯人改造过的蛇斗故事又带回到中国,使之在我国西部流传下来,并影响到汉族异类婚配故事,这二种现象都有可能发生。美籍华裔学者丁乃通也持这种观点,他在《中西叙事文学比较研究》一著中也提出:“胡人不仅对中国音乐和诗歌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对中国的民间文学也贡献突出,……他们把自己的故土上故事传播到中国,也将许多中国故事带回家乡,这是从无以数计的他们对神奇故事的了解中得知的。”
第四,回族乐人与龙王故事型式是比较独特故事类型,尽管它延续了人类与龙公主通婚的母题,但是,它将通婚的原因作了另外一种注释――龙王及其龙公主对音乐的痴迷,乐人精湛的技艺引起了龙王与龙公主的好感,而且乐人还一一破解了龙王的提出的难题,或者乐人的乐器还具有神奇的魔力,帮助龙王解除了旱情。由此看来,人与龙王之所以能缔结姻缘,是乐人经历了龙王的种种的考验,这应该属于难题求婚型故事。难题求婚型故事是异类婚配故事比较早的故事型式,并且感恩得妻是难题求婚的变异形式。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变异,当然是与故事的变异母题有关联。因为故事“一旦形成又会生出新的情节,尽管它们脱胎于旧情节,是某种衍化、某种质变的结果”。
第五,神蛙丈夫在回族异类婚配故事中异文本较多的类型,该类型保留了神蛙丈夫的基本母题。从这一类型故事中可以看出,回族神蛙丈夫故事的母题几乎完全照搬了汉族故事,只不过,经过回族民间故事传承人的讲述,故事主人公换成了回族,并在故事中赋予了回族化元素。如《青蛙儿子》中使用了“苏热”、“主麻”、“尼卡哈”、“乃玛子”等具有伊斯兰教色彩的词语。
第六,回族异类婚配中的蛇郎型故事的异文本中,其母题变异出现如下特征:所有的故事文本没有蛇的形象,即使留有蛇的痕迹,仅仅保留了蛇郎的名字,如蛇郎子、蛇郎哥等,男主人公完全没有了“蛇”的特性,彻彻底底成了一个“俗人”。此外,女主人公的老父亲应允婚事的状态,与蛇郎型故事的基本情节相类似。比如,女孩的父亲不慎将手中的劳动工具(家中唯一的或祖传的金银斧子)掉进了蛇郎家的院子里。于是,蛇郎提出条件:除非答应把女儿嫁给自己,否则不归还东西,或是老人自己提出只要归还东西,就将女儿嫁给他。
第七,在回族狗耕田故事中,除了有俩兄弟分家,弟弟只分到的狗(狗是仙女送给弟弟的)、狗会犁田、狗被哥哥杀死、狗的墓地上长出一棵树、树结了许多银子、树被哥哥砍了、弟弟用树条编了一只筐放在房檐下,过往的燕子纷纷把蛋下在筐子等母题,还有仙女变成大鸟,帮助弟弟惩罚了哥哥的母题以及仙女变成美丽的姑娘嫁给弟弟。回族狗耕田故事比较复杂,它增添了两兄弟和鸟(T480F)故事类型的内容。仙女帮助弱势的弟弟,惩罚贪婪的哥哥,最后又嫁给弟弟。这样的母题安排使得回族狗耕田故事增添浪漫主义的气息,它是回族民众乐天向上精神的写照。
(二)回族异类婚配故事的母题比较
大多数情况下,回族异类婚配故事主要有六个母题要素:缺乏、救助与报恩、缺乏终止、难题、难题被解答、惩罚。这六个母题素中缺乏和缺乏终止、难题和难题被解答构成了一一对应的关系。其中缺乏和缺乏终止是故事核心母题素,也是基本的母题素,其他的母题素在故事中起到了延续、说明和强化的作用。我们以上回族异类婚配故事按照6个母题素的顺序一一罗列出来。(有的故事没有相应的母题素,就用“――”表示空缺。)
――仙女帮助弟弟得到财宝,并与之结婚。――哥哥或弟弟受到惩罚
回族异类婚配故事中来自人类的青年男子大都因家庭贫困或是个孤儿,没有能力成家。这里的未婚是一种缺乏,家庭的贫困也是一种缺乏。如何终止缺乏?大多数故事安排了一个比较合理的契机,即偶然间青年男子救助了一条白蛇、天鹅或白鸽等。于是,他被邀请到被救者的家里做客。在神人或被救者本人的指点下,他拒绝了金银财物,只要了一朵花儿或某物。回到家,花儿或某物变成美丽的姑娘与之结婚。结婚使青年男子终止缺乏,物质生活的缺乏也随着得到了改善。穷困的男子能够娶到美貌的仙女,当然会引起富人、皇帝或继母的嫉妒。为了霸占仙女,富人、皇帝或继母设置了一个又一个的难题,最后青年男子在妻子的帮助下,一一破解了难题,恶人受到惩罚。显然,回族异类婚配故事有比较稳定的母题序列结构,当然这种稳定性并不意味着个别的母题就不会发生变异,也不可以保证所有的故事都具有完整的结构母题要素。所以,当我们将这7个故事的母题排列或叠加起来,会发现有4个故事的母题素都很完整,其余3个故事的母题并不完整,它们缺少的母题有救助与报恩、难题与难题被解答。显然,这三个母题在故事中的作用往往可以被忽略,也可以说,它们本身是什么无关紧要,其作用就是延续故事的叙事手法。故事中即使缺少了这些母题素,也不会改变故事的主题意义。缺乏和缺乏终止、惩罚三个母题素才是故事的不变的母题,是不能缺少的母题素,救助与报恩、难题和难题被解答三个母题在故事中是可变异母题,是可以缺少的母题素。
(三)回族异类婚配故事的文化涵义
从各类回族异类婚配故事的比较中可以看出:故事里的男主人公们的初始状态都极度困难。要么是没有能力娶妻,要么年老的夫妇为没有子嗣而苦恼。后来的婚姻和子嗣的获得看似是主人公的偶然机缘,其实这也是一种必然。正如,美国民俗学家阿兰·邓迪斯对北美洲印第安人的民间故事类型结构分析时说:“民间故事可能只是由叙述富足如何失去或匮乏如何消除而构成的。”回族异类婚配故事的母题结构也是从匮乏状态开始,到匮乏终止构成。相对而言,匮乏与匮乏终止的结构模式进入到回族异类婚配故事中,它不是单纯的模式移植,而是一种文化的对接过程,或者说是一种文化的筛选过程。当然,回族民间故事传承人对叙述模式的筛选不是盲目的,被动的,他们始终坚持二个信条:一是接受其他民族的民间故事,使之完全回族化。二是既坚持民间文化的教化与娱乐功能,但又不能违背伊斯兰教信仰。所以,他们在接受、筛选其他民族民间故事使之完全回族化的过程中,对民间故事的“再创造”主要体现几个方面:首先,故事主人公要变成回族人。其次,故事要采用回族话语来讲述,如使用波斯阿拉伯语或伊斯兰教经文语汇(“主麻”、“特斯密”、“乜贴”等)。再次,保留伊斯兰教宗教文化的痕迹。
所以,在回族天鹅处女亚型故事和狗耕田故事中剔除了天鹅、樱桃仙女的“神仙“特征,这与伊斯兰教信仰有关。伊斯兰教认为,天仙是真主用光线创造的一种妙体,遍布于天上人间,为人眼所见不到。天仙们不分性别,长有翅膀,飞行神速,不饮不食不睡眠,是听命于真主的奴仆,执行各种不同的任务。“信天仙”是伊斯兰教六大信仰之一,天仙是不能违背真主的意志,更不能与人类有婚配的可能,况且,天仙是人的肉眼看不到的。显然,回族民众对天鹅的羽衣的“神性”所以不接受是基于宗教信仰。因此,在回族天鹅处女故事中,天鹅的羽衣被彻底地“脱去神性”特征,变成了动物变形为人的象征,故事的重心自然而然地倾向了报恩、通婚、难题与破解难题和惩罚等母题上。而在樱桃仙女故事中,樱桃仙女也经历了仙女—大鸟——姑娘的多次变形,才得以嫁给人类。这样就使得回族异类婚配故事上升到宗教、道德以及伦理观念上,回族民间故事也就成了回族民间社会实施教化的利器。
同其他民族异类婚配故事一样,回族异类故事的象征意义就是要把人类生活中的现实世界与神奇的幻想世界联系起来,把异类视为可以与人类互相通婚,相互帮扶的对象,甚至在一些回族民间故事中,还可以忽略异类的身份,直接把它视为人类,这一点在“蛇郎型”故事中最为突出。所以,当异类们顺利地与人类完成了通婚,这就极大地满足回族民众的精神愿望。而异类运用神力帮助人类解决了长期不能解决的缺乏,使得回族民众的美好的社会理想得到了“短暂”实现,这种超浪漫主义理想弥漫在广大民间,得到回族民众的最热烈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