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件事是解决大家的吃水问题。630所长期依靠172厂供水。由于工农业生产的发展，用水量不断增多，造成供水不足。1977年前后，发生严重水荒，饮用水不足，职工经常早晚排长队接水，有时至深夜十一、二点。为了解决这个困难，1977年，开始启用本所大水塔、小水塔两处水源地供水，还不能满足要求。1978年新建了水源地，计划在1982年再建小营房水源地，在没有建成以前，采取定时分区供水的办法，基本上缓和了职工用水紧张的问题。
第三件事是调家属。我在走访中了解到很多老同志还在过着牛郎织女的生活，家属不能团聚，而且他们个人都有很多具体生活上的困难，心不能安定下来。我向省、市委汇报，希望省、市委关心一下630所。我提出先解决100名职工的两地分居问题。调来的家属所内能安排的所内消化，所里安排有困难的，请市里帮助安置。这件事省、市领导都很重视，同意解决。我们列了几个条件，排了一排队，很快就落实了。调家属最大的问题是住房，我们就让各单位“各显神通”自己挖掘潜力，自己想办法安排，等所有条件后再逐步解决。
第四件事是抓农副业生产。当时供应紧张，生活很艰苦。我们抓了农副业生产，分期组织人员到农场劳动，也派了得力的干部去管，我对他们的要求是产量达纲要。1976年一年粮食产量除上缴的公粮外，达46万斤，油菜籽5万多斤。过年时，每家发面粉50斤，油5斤，猪肉5斤，还有苹果、牛奶等。现在看起来这些真算不上什么，但在当时确实温暖了大家的心。有群众批评我们不关心老百姓，举例说劳保用品奇缺，当时机关问我怎么办？我说要解决，机关理出了十八个方面的问题，拿到革委会班子会上去研究解决，会上有人强烈反对，说这是搞物质刺激。我在会上说：“大家对这个问题提了不少意见，会后做些修改下发执行。”这个文件下发执行后，受到广大群众热烈拥护。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大家要求解决劳保问题，既有文件依据，职工又确有实际困难，解决完全是应该的。
这几件事不是同时搞的，有先有后，但这几件事都是成功的。在办这几件事的过程中，我都得到了很多人的谅解和支持。不论哪一派的职工，都通情达理，都希望所真的能好起来。通过这几件事，增强了全所职工把所整顿好、建设好的决心和信心。
保重点任务重建飞行
630所的根本任务就是要搞好飞行试验。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和体制反复多变的干扰，科研试飞进展十分缓慢。歼8飞机从1971年6月到1975年1月的三年多时间内，01架只飞行134架次，其中近半数的架次是用来修改设计以消除缺陷做外场排故等的调整试飞，用于全面性能鉴定试飞的仅有35架次。当时急待安排的科研试飞任务除歼8飞机外，还有歼7、歼6甲、涡喷7甲、运7等。歼8从1969年7月首飞以来，各方面的看法、反映不一，如果歼8不能尽快完成鉴定试飞，整个型号都有被砍掉的危险。必须要采取一系列坚决措施，让歼8飞起来。可真要飞得起来，绝非易事。突出的有五大问题：（1）人员奇缺，特别是飞行保障人员奇缺。空军接管试飞基地时，场务保障人员调整出去了三分之二，只剩59人。机务大队原有280人，到我上任时，只剩135人。场务队也只有6名职工。气象台也因人少停止了夜班。（2）管理体制不顺，主要是场站的飞行管理与科研计划管理不顺。（3）测试手段落后。（4）飞机的加改装工作满足不了飞行的需要，形成瓶颈。（5）规章制度不健全。只有逐个分析，提出解决办法，才能保证科研试飞的顺利进行。具体采取了以下措施：
第一，解决人的问题采取一留二调三培养的办法。一留：请空军暂留下176名机务干部和战士，继续担负试飞保障工作，等有人了，逐步撤离。二调：向六院报告，请院同意从院内各单位选调1970、1971年接收的空军退伍战士中专业对口的各类人员到630所。请三机部与陕西省委协商解决人员不足的问题，原想在陕西省的航空工厂中调400人，实际只在汉中接收了各类工人200多人。三培养：1974年就在所内成立机务教导队，自己训练培养机务人员。
第二，理顺关系问题。经过充分调查研究，于1975年4月7日，经研究决定恢复飞行部，把有关飞行的各个环节统一起来，把试飞工作促上去。飞行部负责组织科研试飞及训练飞行的实施与保障工作。科研部对飞行部实施业务领导并下达检查季度、年度计划执行情况。飞行部下设飞行处、机务处、政治处及场站、机务大队、修理厂。把与试飞环节上有关的主要事都封闭在飞行部内部。把外部问题变成内部问题，减少了协调环节和扯皮。这一举措，动作有点大，但效果也比较明显。
第三，1975年5月16日至19日，召开测试工作会议，要求测试工作进一步适应日益繁重的试飞测试任务。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提高对测试工作重要性的认识，统一思想。会上认真分析了测试工作的现状，肯定成绩、找出问题、提出措施。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把传感器、磁记录、遥测、光测、光记录器、数据处理、测试雷达、地面测试等八个方面的测试手段，集中起来，统一管理使用。9月13日发出决定成立测试部的通知。从体制上、组织上强化测试工作，对测试工作的管理与建设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第四，关于加装、改装问题。科研试飞中的加、改装任务是繁重的，而且是经常性工作，处理不好就直接影响科研试飞。为此，我提出了组建加改装车间的设想。经研究同意后，把飞行部原修理厂的飞机加改装任务及其力量划归工厂。于12月16日发出在工厂成立飞机加改装车间的通知。走这一步，有两个考虑。一是为了适应加改装任务的需要，提高质量、缩短科研试飞的周期。二是为了加强对加改装工作的组织领导，充分利用现有的条件，集中力量，形成体系，有利于飞机的加改装工作的建设和发展。
第五，规章制度问题。规章制度是一个单位管理水平、管理能力的重要体现。在“文化大革命”中，原有的规章制度被当作“管、卡、压”冲垮了。飞行试验没有制度作保证，是要出事的。所以我一方面于1975年召开会议，在会上布置动员，要整顿规章制度，同时请单凤桐、徐树德、姜子熊等同志综合各方面的意见，对“科研试飞程序”、“地面试验程序”进行修改，然后确立以科研试飞程序为主的规章制度进行补充、完善。当时都很重视这项工作，前前后后一共审定、批准了57项规章制度。各有关单位确实花了不少力气。效果也是明显的。
在这个过程中，还调整了一批中层干部，把那些能力强、责任心强、能吃苦，有务实精神的同志提到中层一级领导岗位上工作。
经过各方面的准备，有关人员的努力，科研试飞不久就恢复了，从1976年开始，试飞任务年年完成，到了1979年我调离不久，试飞架次创造了建所以来历史最高记录。
试飞是个高危险职业，安全必须第一。人和飞机的安全都必须确保。歼8飞机又是一棵独苗苗，出了事拿啥来飞？怎么向上级交待？因此，定了几条硬杠杠。首先保证质量，飞机不准带故障放飞。第二，飞行日与飞行有关的各单位一把手必须到现场。第三，大力协同，提出“火车不在我这一站晚点”的口号，确保外场不能乱。第四，我以身作则，每个飞行日一定到场，便于立即处理、解决问题。总之，为了搞好飞行，理顺方方面面的关系，后来我又明确提出：全所要以飞行试验为中心，飞行是龙头，全所各项工作都要围绕飞行做好服务，做好保障。
在恢复飞行的过程中，由于以上各项措施到位，全所职工的积极努力，出现了很多新气象。歼8（01架）机务分队全体同志向飞行部党委写了保证书，提出“光荣而艰巨的歼8机定型试飞工作落在我们身上，我们决心以大局为重，急国家任务之急，想军队之所想，抛弃个人利益，觉可以少睡，汗可以多流，也要保证飞机安全升天。”他们工作细心、谨慎，每次飞行后都要特别认真检查，绝不放过一个隐患。不管在炎热的夏天还是在寒冷的冬天，能做到的，能检查到的绝不偷懒。就连进气道和尾喷管，每次飞行前都钻进去仔细检查。后来在歼7I试飞中，机务人员向飞行部党委提出“一个人顶两个人，甚至三个人用”，宁肯“吃在机场、睡在机场，吃大苦，耐大劳，就是脱层皮，掉几斤肉也心甘情愿。”
恢复基本建设
630所是在原空军十一航校的基础上进行建设的。1956年4月，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了苏联援助我国建设项目的协议，即156项重点工程。飞行试验研究院是重点项目之一。由于航空科研体制的反复多变，始终处于建建停停，建设进展缓慢。“文革”期间，630所的建设已完全停止。
我到630所工作后，在调研和实际工作中感到飞行试验的条件、设施虽然建了一部分，但不配套，水平也比较低，很需要重新启动基本建设。1974年秋和1975年春，国家计委、三机部先后下发了关于拟定十年规划的通知和部关于编制十年规划的意见。一方面请单凤桐等同志组织各有关单位编制规划草案，请他们把所的科研和基建工作统盘考虑，加强基本实验手段的建设。另一方面对630所建所以来整个基本建设情况要摸摸清楚，做到心中有数。经过方方面面的了解，大致情况是：1959年一机部把作为156个重点项目之一的试飞研究院计划总投资量为14901.22万元，在六院成立前实际投资1553.72万元。六院成立后，1963年国防科委批准总投资为13675.75万元，“调整设计”后总投资为11494.2万元。到1964年底实际投资仅为1915.68万元。1965年搞部院合并后，三机部批准调整扩建初步设计为8448.76万元，从1965年到1975年实际投资5500多万元，从建设投资和实际建成的项目看，630所没有建成，没有达到建设规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