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正是林彪反党集团猖獗横行，到处打乱仗、瞎指挥，使歼8研制遭到严重干扰破坏。歼8首飞成功后，不是集中力量加快歼8研制，反而抽调大批人力、物力去搞“两个大搞”。1970年歼8飞机主要性能尚未试飞完毕，时任空军司令的吴法宪，心血来潮，竟说：“明年生产200架装备部队”。1971年歼8主要性能已试飞完毕并超过原订指标时，又胡说：“歼8飞机性能很好，美国都知道了，要防止美帝把资料偷去，你们把图纸资料整理好，锁在保密柜里，三年不生产。”吴法宪一伙又要112厂大干歼6，“今年抓歼6，明年还要抓歼6”，不安排歼8的03～06架的生产。致使歼8后机身、前起落架、主起落架等三个部件、机身的5个加强框、主梁等7个大件及操纵、军械、无线电三个系统的机械加工件（约占全机机加件的65％左右），不得不由一所承担制造。而一所由于厂所合并，基建下马，生产条件未能建立，现有车间的厂房小，设备简陋，人力不够，困难重重。112厂只是在不影响歼6批生产的前提下，才能安排歼8零件生产，故03～06架歼8机迟迟不能生产，大大推迟了歼8研制进度。
在定点问题上，吴法宪一伙也极尽胡乱弹、瞎指挥之能事。时而说：“沈阳地处一线，不宜生产歼8飞机，必须放到三线去；”时而又说：“在沈阳生产合适”。信口雌黄，莫衷一是。“913”（注4）以后，1971年10月歼8联合指挥部和601所群众出于对歼8机的无比关心，向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写信，揭发吴法宪等人阻挠和破坏歼8研制罪行，建议抓紧战术性能试飞，实现设计定型，尽快落实试制与小批生产定点问题。周总理对揭发信十分重视，于12月21日作出批示：请德生、曹里怀、梁璞三同志约国防工办、三机部、六院一所及歼8联合指挥办公室和沈阳国防工办各来1～2人，切实谈一次，如果可靠，再告三机部、空司、国防工办联合派人前往沈阳现场试飞，检查上报。
在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关怀下，歼8研制出现转机。
1972年国防工办正式批文同意歼8定点沈阳112厂小批量生产。从此03～06架歼8的生产得以重新起步，先后完成生产并投入试飞。
601所在歼8零批生产01架试飞及03架胜利通过静力试验的基础上，又在1973年4月至9月完成了S0批的发图工作。1974年8月12日，05架歼8转场630所，途经北京通县机场时受到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元帅等中央首长的视察、接见并观看飞行表演。叶副主席非常关心歼8研制，一下汽车就亲切询问：“歼8可以定型了吧？”参观过程中，叶副主席指示经委、空军、三机部及六院“对歼8飞机要很好地抓”，同时还说：“可以建立一条歼8生产线，歼6飞机的生产可以少一些，多生产一些歼8机”。
中央首长参观歼8飞机，是对航空战线广大科技人员、工人和干部的关怀和鼓舞，激励他们更加忘我地工作，为歼8研制作出新的贡献。
歼8首飞后，在四年多时间里，仅有一架飞机（01架）按照批准的试飞大纲在进行试飞。到1972年6月，已飞完规定科目。不久，因发动机压气机叶片出现裂纹，致使01架歼8飞机停飞一年零七个月，直到1974年2月才恢复飞行。此前，于1973年11月，六院已决定调我任630所所长，直接组织新机试飞工作。
1974年国家成立了“军工产品定型委员会（简称“军定委”）、航空部门成立了“航空产品定型委员会”（简称“航定委”）。1974年6月航定委正式批复“歼8型飞机、动力装置设计定型鉴定试飞大纲”，要求完成歼8机的技术性能、战术性能、武器火控系统等项目的试飞任务。为此，还须飞行186个起落，要求1973、1974年相继生产出来的04、05架歼8飞机投入定型试飞。
为加强设计定型试飞现场的组织领导，保证试飞的质量和安全，缩短试飞周期，三机部于1975年4月30日发出通知，组成驻630所试飞现场工作组。由112厂、601所和410厂各派一名技术领导干部及有关技术人员组成，协助630所及时处理试飞过程中出现的设计、工艺技术和成品备件等方面的问题。针对那些曾采取临时措施解决过的后机身温度偏高、马赫数0.86振动、马赫数1.24振动及发动机停车等重大技术问题，又进一步采取措施，组织技术攻关，终于使上述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
1976年以后，歼8白天型飞机设计定型试飞工作，进入关键时刻。5月，航定委召开了《歼8白天型飞机设计定型预备会》，确定了设计定型的技术状态，尚需完成的试验项目，技术攻关项目，S0批01架补充试飞大纲，武器发射试飞大纲，定型文件目录及涡喷7甲发动机定型技术状态等。三机部专门成立歼8定型工作组，并两次召开定型工作办公会议，商定完成定型试飞工作的具体安排与保证措施。强调加强试飞现场工作组，112厂、601所和410厂派出处以上干部带队参加，各单位负责同志与630所有关人员共同组成试飞办公室，在630所党委统一领导下，研究处理试飞中出现的问题。在1977～1978两年多时间内，经过歼8机空地勤人员的共同努力，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重大技术难关，终于按“歼8白天型飞机设计定型试飞大纲”的要求胜利完成了歼8性能试飞、发动机性能试飞及武器火控系统等试飞任务。
根据设计定型准备工作进展的需要，112厂、601所及驻112厂军代表于1979年11月5日至16日组织专业人员对歼8白天型图纸、资料进行了预鉴定。航定委派出技术鉴定小组于12月22日至29日对歼8白天型飞机定型进行技术鉴定，12月28日鉴定小组各分组向大会汇报鉴定意见，29日正式通过设计定型技术鉴定报告及其附件。31日上午航定委继续开会，会议一致同意歼8白天型飞机设计定型。
1980年3月2日上午，国家军工产品定型委员会在北京南苑机场召开歼8白天型飞机定型会议。首先由航定委主任、空军副司令员曹里怀向出席军定委会议的首长介绍歼8飞机情况。然后放映电影“歼8飞机”，参观S04架飞机。副总理徐向前元帅、王震副总理、耿飙副总理、总政韦国清主任、杨得志总参谋长、杨成武副总参谋长、李德生司令员等军委首长在飞机前接见了歼8机试飞员、机组人员及112厂、601所、630所的代表，并合影留念。
军委首长参观飞机后，观看飞行表演。试飞英雄王昂驾驶05架歼8飞机做了左右盘旋、上升转弯、横滚上升、半筋斗等特技动作，时间达半小时之久。表演结束后，“军定委”全体委员继续开会。曹里怀副司令在会上说：“航定委一致同意歼8白天型飞机设计定型，有了歼8就可以对付米格-23……”最后张爱萍副总参谋长做了结论性讲话，刘华清副总长宣布审批歼8机的文件，同意歼8白天型飞机设计定型，定型委员会全体委员一致同意并在鉴定书上正式签字。
歼8白天型设计定型后，有××架飞机先后交付十一航校、空某师和海航某师使用。在服役期间经受了考验，证明其战术技术性能达到或超过原设计指标。当然也存在一些技术问题，甚至出现过重大故障。但在设计人员、工人、部队指战员的共同努力下，都及时地排除了故障改善了使用维护性能，使歼8飞机日臻完善。
1985年12月10日至12日进行了生产定型的技术鉴定，航定委1986年1月3日召开定委会，经审议，同意定型。1986年2月20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常规军工产品定型委员会批准了歼8白天型飞机生产定型。
继歼8白天型飞机设计定型后，601所在有关单位配合下，陆续完成了歼8系列飞机的改进改型工作。如歼8全天候飞机1976年下半年开始发图，1984年12月设计定型。歼8Ⅱ型飞机1983年4月完成发图并投产，1988年3月设计定型，等等。
歼8系列飞机的研制成功，为我国新机研制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开拓了一条符合我国国情、掌握新机研制全过程的发展路子，这是十分可喜可贺的。回想从1964年歼8开始研制，在当时的有利形势下，仅用了两年多的时间，1966年底即将全部生产图纸发至生产车间，其后两年时间生产出两架飞机，于1969年首飞成功。此后则“路漫漫其修远兮”，历经10年，才于1979年12月31日设计定型，又过了7年，于1986年2月20日才生产定型，前后历经22年，时间着实太过长久，其坎坷历程存留了不少的遗憾和无奈。至今已近40年了，当年聂老总说的型号研制的三部曲“吃着一个，拿着一个，想着一个”，至今我们还没能完全做到，每念及此，总觉得有一丝遗憾。如果我们的航空科研、航空工业的关系理得顺一点，如果不撤销航空研究院，按照聂老总的三部曲，一个型号，一个型号地搞下去，我们的航空科研、航空工业应该能发展得更快一些，更好一些，就能更快地缩短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就能真正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这里，顺便说一下与美国人合作的八二工程，耗资2亿美元，将多年研制的成果，在美国人面前暴露无遗，结果一无所获。实际上是赔钱送科技情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惨痛的教训。正像有关领导所说的那样：“决策者对美国不愿中国强大，不可能把真正的新技术给予中国这一本质问题认识不清楚，对美国寄予不切实际的期望，结果吃了大亏。”同时提醒我们的技术骨干，在关键时刻，要从事业、从国家的利益出发，不要说违心话、表违心态、见风使舵、让人有意利用，使国家财产蒙受损害。看来，应该认真总结教训啊！
注释：
1.孙志远，1911年10月12日生于河北定县大王梅村。1929年在北平师范大学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2年，他是中共定县中心县委书记，曾组织农民武装配合高（阳）蠡（县）暴动。1934年8月被派到苏联海参崴学习。1940年，他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42年任党校第二部副主任。1946年1月任军调处执行部驻集宁执行小组中共方面代表。1949年2月任第一野战军七军政委，同年6月任第一兵团政治部主任。解放后，曾任政务院副秘书长兼参事室主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任国防工业委员会党组第二书记，国防工业办公室副主任，第三机械工业部部长兼党组书记。1966年10月11日在北京逝世。
2.段子俊，1913年1月27日生于河南省济源县。1927年，他开始从事学生运动和农民运动。1932年被派往苏联学习。1936年毕业于苏联莫斯科交通学校。回国后，历任中共中央军委三局科长、厂长、处长和敌委第四部部长，曾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负责与第三国际的机要和电信联络工作。1945年后，段子俊历任军委东北通信联络分局局长兼东北军区第三处处长，东北军区驻大连通信特派员。以后曾任大连电信工程专门学校校长、中苏远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大连大学秘书长兼党委副书记、沈阳邮电总局党组书记兼副局长等职。1950年末调中央重工业部，负责筹建航空工业。他先后担任过重工业部航空工业管理局党组书记、副局长，第二机械工业部第四局副局长，第三机械工业部副部长，航空研究院院长等职务。2006年2月2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3.“两个大搞”是指1969年8月，航空工业领导小组在北京召开的航空工业、科研系统“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会议（代号8.25会议）上，学习传达了林彪提出的“大搞直升机，大搞运输机”的“重要指示”，在以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成为航空科研和航空工业的重点任务，对正常的科研、生产带来了干扰和破坏。
4.指1971年9月13日，林彪仓皇出逃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