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是将飞行团的供应大队与机场的场站合并组成基地场站。空军航空兵组建初期，每个飞行团都有跟随飞行团行动的供应大队，同时机场又设有固定的场站，场站与供应大队的组织机构大致相同。这样不仅机构重叠，浪费人力物力，而且两个系统相互关系不协调，同时供应大队随部队转场，影响飞行部队的机动性。因此，空军领导发布供应大队与场站合并的命令，除保留6个机动供应大队执行作战任务外，其余供应大队与各航空兵驻地场站合并，命名为基地场站。合并后的基地场站属军区空军建制，在保证作战及飞行训练工作上，受航空兵部队首长指挥。这样在全国各主要机场设立了较强的供应机构，航空兵驻在哪里，哪里的场站就负责供应，航空兵部队本身的机构就比较精干了。至于部队的航空工程机务工作仍然是在师、团、大队的建制下，随同部队转移。
一次是将基地场站改为部队场站。基地场站实行一段之后，由于部分场站工作人员为飞行部队服务的思想还没有牢固地树立起来，在航空兵部队参战转场频繁的情况下，飞行部队与场站的关系发生了一些矛盾。因此，空军党委决定，将基地场站制度改为部队场站制度。即场站划归航空师建制，随航空师行动，使航空兵部队使用起来比较方便。
1955年的这一次是恢复基地场站。部队场站实行一段之后，基层普遍反映，虽然航空兵部队使用部队场站比较方便，但却助长了场站人员的临时观念，影响基地建设，更为重要的是部队转移时，要消耗大量运输力，各种设备、器材、营具、物资的损耗浪费比较严重。根据苏联的经验，他们的场站工作，特别是工程机务保障工作，当时也在向基地化的方向发展。基于这些情况，空军各机关指派专人进行反复磋商和研究，分析前两次场站改变的经验教训，趋利避害，提出了方案。1955年6月6日，空军党委作出了《关于恢复基地场站制度的决定》。这个决定明确：基地场站在建制上属于军区空军后勤部或后勤分部，在指挥使用上属驻在该机场的航空兵师（独立团），也就是双层领导关系；基地场站成为驻在该机场的航空兵师的组成部分，基地场站站长、政委在工作上受航空兵师（独立团）首长直接领导，成为航空兵在场站工作方面的助手，场站的政治工作除重大问题向后勤部或军区空军政治部请示报告外，由驻在该机场的航空兵师的政治机关直接领导；场站的物资、器材、油料向军区空军后勤部请领，经费、物资的预算、结算，需经航空兵师（独立团）首长审核；基地场站的营房、营具、教室、文体器材均由场站统一设置、管理和分配使用，凡属飞行部队使用的，场站不得占用，凡属固定设备，在飞行部队转场时，一律不准带走。
航空基地化建设，在技术组织工作上最复杂的是飞机维护、修理工作的基地化。实现基地化以后，部队的机务工作人员和系统由配属于师、团、大队建制、随同部队转移的组织体系独立出来，形成由机务干部领导的机务队伍，固定在基地上，为驻在该基地部队飞机使用、维护、修理工作服务。机务干部不仅是机务队的技术领导，同时又是机务队的行政首长。实现这种转变，第一步只能在同一机种的部队经常换防和转移的基地上进行。因此，首先在空军歼击机部队中进行试点，因为歼击机部队之间，机种相同，维修技术相同，工具、设备和备份器材也相同，机务保障任务易于保证。在试点过程中，摸索经验，找出规律，然后在其他部队推广。
第八次机务工作会议
回忆我在军委空军工程部一段工作，1957年空军机关的整风反右运动不能不提。谈及反右就必然要说一说1956年12月空军召开的第八次工程机务工作会议和空军工程部部长薛少卿同志。我是工程部组织计划处处长、部党委委员，薛部长指定我多管一些部机关的工作，这样工作性质决定我和薛部长的关系较密切。同时，这段时间有不少本应薛部长本人参加的会议，因为他抽不开身或其他原因，就常由我代替他参加，所以参加了一些本不应该我参加的会议。
1956年1月，党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提出“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周恩来总理1月14日在这个会议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这是我党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重要文献之一。周总理在报告中对于当时存在的诸如“对于知识分子使用和待遇中的某些不合理现象”等各种问题，指出知识分子“他们中间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提出“应当改善对他们的使用和安排，使他们能够发挥他们对国家有益的专长”，“应该对于所使用的知识分子有充分的了解，给他们以应得的信任和支持，使他们能够积极的进行工作”，“应该给知识分子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周总理的讲话，对空军广大机务工程人员鼓舞很大，大家奋发努力，潜心钻研技术，完成了比往年都重的机务保障任务。
1956年党中央作出了飞机通航拉萨的决策，由空军、西藏军区和民航局共同负责。空军克服种种困难，5月26日至29日，空军某师师长率领机组驾驶伊尔-12飞机，飞越“空中禁区”，成功起降于海拔4200米——世界上最高的西藏当雄机场，完成了北京至拉萨的试航任务。1956年空军国土防空和训练也取得重大成绩。6月23日，空军某师团长驾驶米格-17战斗机于江西广丰、上饶地区上空首次在夜间无光空域击落国民党空军B-17飞机一架。8月22日和11月10日夜间，空军某师×××、×××分别于浙江舟山和肖山地区上空击落美空军P4M型和国民党空军C-46飞机各一架。9月27日，我国首批生产的歼5战斗机装备部队。11月8日至14日，空军在杨村机场举行空军部队射击、轰炸优等机组校阅。
就在这一年的12月，空军第八次工程机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了。我是这次会议的秘书长。在这样大好形势下，本应该开成一个鼓劲的会，非常遗憾的是，这次会议却是一次“消极影响很大的会议，至今很多老同志仍反映强烈，纷纷要求澄清事实真相，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
八次机务工作会议之前，即1956年11月，在军委空军工程部召开有部分团机务主任以上工程机务干部参加的“飞机故障研究工作会议”上，来自基层的技术干部向上级业务部门反映当时在部队日日夜夜从事战备和训练飞机维护工作的地勤人员，在工作和生活条件上存在不少实际困难和问题，希望领导重视给予解决。为了进一步听取这方面的具体意见，在八次机务工作会议中，拿出半天时间，由与会的工程机务干部，主要是师（校）、独立团的机务主任进行座谈，他们就工作中的具体问题和困难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这些问题主要是：出勤日工作时间过长，业务技术学习缺乏保障，由于劳动保护、伙食、保健等原因部分机务工作人员体质下降，认为这是对机务工作不够重视和关心等。这些本来是下级向上级反映情况，是十分正常的。可是，当时空军主要领导同志看到会议简报后，认为这些意见和建议暴露出相当普遍的工程机务干部闹特殊、闹独立、闹地位、闹待遇，想坐第二把交椅，并与当时国际上的匈牙利事件和南斯拉夫铁托反苏讲演挂起钩来，与整风反右运动结合起来，批判整顿持续了两年多时间。
八次机务会议结束时，刘亚楼司令员在大会上声色俱厉地对与会工程机务干部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认为这是南斯拉夫反动思潮的反映。王秉璋副司令员不厌其烦地罗列出空军历年提干、入党人员的数字，认为“对机务工作不够重视的问题根本不存在”。会后，空军党委将这些讲话的精神向全军各级党委发出一份第八次机务工作会议错误问题的电报。
1957年3月，在空军党委扩大会议上，空军主要领导人要求工程部党委对八次机务会议问题作出书面检查，要检讨这是严重的政治上、组织上的错误，是方向、路线问题。薛少卿部长利用星期天休息时间和谢唯进、罗野岗两位副部长一起进行了认真讨论，研究怎样提高到政治上、组织上的高度来认识错误。实际上对空军领导人强加于人的指责部长们想不通，特别是对有些人认为工程机务系统包括工程部的领导干部要仿效《苏联空军机务工程条令》，想当空军部队副职领导——副司令、副师长、副团长这种无端的批评接受不了。三位部长认为工程部领导的错误主要是没有深入了解基层机务人员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及时在思想上、工作上给以引导和帮助，是思想认识和领导方法上的错误。基于这个认识，薛部长指示时任部长秘书的梁赞勋同志，按他们讨论中的认识拟写一份检讨提纲。薛部长拿着这份提纲到空军党委扩大会议上去检讨，自然空军领导人不会满意。就在这个会议上空军党委决定对空军工程机务系统进行整顿。
不久，整风反右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空军党委对工程机务系统的整顿计划也向后拖了一年。在整风反右运动中，在划定右派的名额上薛部长又一次与空军主要领导人出现了分歧。薛部长认为在工程部机关当时划定14个右派分子已经够多的了，而空军领导人认为工程部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划定14个还不够，“按比例”还要增划右派分子。薛部长和工程部的领导没有照办，空军领导人认为薛部长“右倾”，“不讲政治”。
1958年5月，空军党委在武汉召开会议，再次提出“整顿”问题。七八月间，空军工程部和各军区空军工程部长在北京开了近一个月的会议，即第九次机务工作会议。在这个会议上，每个人都做了检讨发言。会议结束时，空军主要领导人认为，这次会议上的检讨、批判是“和平解决”，“没有根本解决问题”，还要进一步整顿。10月，空军在北京召开直属机关四级干部会议，其中议题之一就是解决八次机务会议的问题。薛部长在这次会议上又做了检讨。空军主要领导人在这次会议总结时，把八次机务会议问题定为“方向性的、政治上、组织上的错误”。会后，进一步在部机关“揭发”、“批判”工程部领导的“错误”，空军派一个副司令坐镇工程部机关，直接指挥工程部的“第二范畴整顿”。整顿中，处以上的业务干部都要在群众中检讨，有关业务人员也要在小组或支部会上作检讨批判性发言，当然我也逃脱不了此次灾难。1959年4月，空军召开全军五级干部会议，薛部长再一次在大会上做了检讨，这样，八次机务会议问题才告一段落。
注释：
1.刘震。1915年3月3日出生在湖北省孝昌县的小悟乡刘家嘴一农民家庭。在贫寒的家庭环境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1930年参加了赤卫军。1931年9月加入红军。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开始了长征。刘震任二二五团一营一连指导员。因在战斗中指挥有方，被任命为一营政委。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任红十五军团七十五师政委。抗日战争爆发后，刘震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六八八团政治委员。1946年3月，刘震被任命为中共吉江省委书记，并兼吉江军区司令员。同年6月，奉命和吴法宪组建东北民主联军第二纵队，任司令员。辽沈战役后，第二纵队奉命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九军，刘震任军长。在抗美援朝作战中，他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司令员。朝鲜政府授予他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
2.薛少卿（1910—1991）。湖北省监利县人，出生于贫农家庭。7岁时，他父母双亡，靠给地主打短工、长工为生。1929年，他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他曾被打成“改组派”，许多老同志哭着为他求情，说他是个孤儿，出身苦，作战勇敢机智，这才免于一死。1933年，经贺龙、关向应亲自过问和关怀被解放。薛部长参加过湘鄂西、湘鄂川黔苏区反“围剿”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他曾任八路军一二零师政治部民运部部长、组织部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他任东北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辽北军区第一军分区政治委员，中共嫩江省委组织部部长兼地委书记，第二军分区政治委员，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副政治委员。解放后，他担任过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训练部第二部长、工程部部长、空军工程学院院长、空军副司令员、顾问。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