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可能是我带他们去捣毁了一个****窝点有功吧，说不追究我的在酒吧涉嫌****的行为，把酒店的钱还上就让我走。他们还开导我怎么找钱，狗董联系不上，我想把马大炮的女人供出来，可警察也没打我，怕马大炮以后会说我不够朋友，万般无奈我让警察给我家打电话。
警察给我家人说了什么，我不知道，我家人给警察说了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父亲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给我扔下一包东西，一句话没说，把一叠钱砸在我的脸上，就走了。
望着父亲的背影，我的心突然酸酸的，想追着父亲回家看看。可父亲扔下的包裹提醒了我，父亲是不想让我回家。包裹一定是母亲给我准备的，天冷了怕我冻着。
细想起来，我和父亲有四五年没见面了。离开家，是在一个春天。京城的老槐树上叶子已经把干枯树枝上的生铁样的长刺掩没了，远远看上去，有了生机。我带着关向党的重要指示，去了内蒙联络一个植树造林快速致富项目，不料把自己弄成了诈骗团伙成员，逃亡在外多年。
2002年，在举国欢庆的正月十五，我从新疆回到京城后，在父母的监视下在家烦燥不安的住了一年。父亲还是拿出在部队当官时威严训斥，左右着我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一年里，父亲的酒量大增，每当有过去的部下来看望他时，他总是要喝上几杯，然后就数落我的不好，说他能指挥千军万马，却管不好我这个不肖儿子。数落我时还不忘记叮嘱来人，要这个不要那个，要这样不要那样。俨然一个背后主谋，像是过去的权力依然如故，还能操纵事情。
我是被新疆的民警遣送回到京城的。其实他们不送我，我也能回来。去新疆的时候是我领着初一时就暗恋女生去的。女生叫骆红，这时已经算是熟得发紫的女人了。我还能不知道回来的路吗？可能是新疆的民警觉得一定要看着我回到京城才安心，再者他们也想到京城来看看光芒四射的天安门吧。
骆红比我大三岁，我初一时，她高一，是我们中学的校花。我从见她第一次后，到我领她到新疆后喝农药死去，她都一直在我心里妖艳了很多年。虽然惨死时的扭曲五官很吓人，但过了一段时间后她妖艳的风姿还会时不时地在我的脑海里飘来飘去，如沾惹上毒品一样，很难不去想她。
新疆民警把我送到我家辖区的派出所，办了交接手续就奔天安门去了。我还得在派出所等家人来接我，像是他们还要确认一下怕把我弄错了。我的脑子很乱，民警问了我什么，我怎么回答的，当时就不太清楚，出了派出所的门就一点也记不起来了。
来接我的是我母亲，我看到她后就低下了头，泪也下来了。母亲没先给我说话却先给民警说了很多，然后民警对我说：“刚才问的问题你都听明白了！”看我点了点头，又问我：“你回答的都是如实的吗？”我又点了点头。母亲想看我签字的纸上都写了什么，让我夺过来交给了民警，拉着母亲走出了派出所的门。
纸上怎么写的，我根本就没看。在新疆，我在民警的监督下签了不少字，我也是没看清楚。我想怎么写都无所谓，骆红都死了，我还怕签下不公平的文书吗？
骆红喝农药时，我也喝了，量是一样的。我也不知道络红的酒量没我大，喝农药喝得比我快。我也不知道我喝酒喝多少都不吐，喝农药却吐了。在络红的尸体旁边，警察一遍遍问我喝药时的情景，看看和他们推测有没有出入。如果说乱了有破绽，就证明我有毒死络红的嫌疑。我让警察问烦了，又取了一瓶农药，打开就要喝给警察看。警察一愣却掏出了枪，迟疑在那里，可能是不知道枪往哪儿打：是打我还是嘴边的农药呢？就是想打掉农药瓶阻止我死在办案现场，也怕同时子弹也会打到我。多亏看热闹的一个新疆小伙子夺去了农药瓶，但我已经喝了一口了。警察找了一根棍子撬我的喉咙，捶打我的后背，直到我一滴一滴地吐黄水才放手，接着给我灌了半盆洗衣粉水。我一张嘴就冒泡，警察也就不再问我问题了。
络红的父母执意不去新疆，他们说让政府看着处理吧。问对我有什么说的，他们说本来也不认识我，也就没说的。
我在民警的监督下变卖了家产，安葬了络红。
我回京城前给民警说，我还有债务，我要还给他们。民警就带着我挨个找我和络红一起欠钱的人家。我给他们说，钱我一定要还的，我回京后就给你们寄到。他们可能怕我再惹出什么事来，都不肯给我写个汇款地址。民警夸奖了他们表现出的高姿态，他们说：“这小子也很可怜的，你看看瘦得还没有我们的葡萄干有油水。钱不要了，算是了援助了。不要了，不要了。”
一个民警跟着我和母亲走了出来，故意拖延了一点时间放慢我母亲的脚步，单独给我母亲说：“回去，好好看管，别让他出来乱跑，他的脑子现在有点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