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长一早就来到法庭。他体格魁伟，留着一大把花白的络腮胡子。他已有妻室，可是生活仍旧十分放荡。他的妻子也是这样。他们互不干涉。今天早晨他收到瑞士籍家庭女教师（去年夏天她住在他们家里，最近从南方来到彼得堡）来信说她下午3时—6时在城里的“意大利旅馆”等他。因此他希望今天早点开庭，以早点结束，好赶在6点钟以前去看望那个红头发的克拉拉。去年夏天他跟她在别墅里可有过一段风流韵事啊。
他走进办公室，扣上房门，从文件柜的最下层拿出一副哑铃，向上、向前、向两边和向下各举了20下，然后又把哑铃举过头顶，身子毫不费劲地下蹲了3次。“要锻炼身体，再没有比洗淋浴和做体操更好的了。”他边想边用无名指上戴着金戒指的左手摸摸右臂上隆起的一大块肌肉。他还要练一套击剑动作（他在长时间审理案子以前总要做这两种运动），这时房门动了一下。有人想推门进来。庭长开了门慌忙把哑铃放回原处。“对不起。”他说。一个身材不高戴一副金丝边眼镜的法官，耸起肩膀，脸色阴沉，走了进来。“玛特维又没有来。”那个法官不高兴地说。“还没有来。”庭长一边穿制服，一边回答。“他总是迟到。”法官怒气冲冲地坐下来，掏出一支香烟说：“真弄不懂，他怎么不害臊。”这个法官是个古板君子，今天早晨刚同妻子吵过嘴，因为妻子不到时候就把这个月的生活费用光了。妻子要求他预支给她一些钱，他说决不通融。结果就闹了起来。妻子说，既然这样，那就不开伙，他也别想在家里吃到饭。他听了这话转身就走，唯恐妻子真的照她威胁的那样办，因为她这人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嘿，规规矩矩过日子就落得如此下场。”他心里想，眼睛瞧着那容光焕发、和蔼可亲的庭长。庭长正宽宽地叉开两臂，用细嫩的白手理着绣花领子两边又长又密的花白络腮胡子，“他总是洋洋得意，可我却在活受罪。”书记官拿着一份卷宗走了进来。
“多谢。”庭长说着，点上一支烟。“先审哪个案？”
“我看就审毒死人命案吧。”书记官轻松地说。
“好，毒死人命案就毒死人命案吧。”庭长说。他估计4时以前可以结束这个案，然后就可以走了，“玛特维还没有来吗？”
“还没有来。”
“那么勃列威来了吗？”
“来了。”书记官回答。
“您要是看见他，就告诉他，我们先审毒死人命案。”
勃列威是负责提出这个案子公诉的副检察官。书记官来到走廊里，等着勃列威。勃列威耸起肩膀，敞开制服，腋下夹一个公文包，沿着走廊像跑步一般匆匆走来，鞋后跟踩得咯咯发响，空手拼命地向后摆动。
“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要我问一下，您准备好了没有。”书记官说。
“当然，我随时都可以出庭。”副检察官说，“先审哪个案？”
“毒死人命案。”
“太好了。”副检察官嘴里这样说，心里一点也不觉得好，因为他通宵没有睡觉。他们喝了许多酒，给一个同事饯行，一直打牌到半夜两点钟，又到玛丝洛娃6个月前待过的那家妓院去玩女人，因此他没有来得及阅读毒死人命案的案卷，此刻才想草草翻阅一遍。书记官明明知道他没有看过这案的案卷，却有意刁难，要庭长先审这个案。就思想来说，书记官是个自由派，甚至是个激进派。勃列威却思想保守，而且也像一切在俄国做官的德国人那样，特别笃信东正教。书记官不喜欢他，但又很羡慕他这个位置。
“那么，阉割派教徒一案怎么样了？”书记官问。
“我说过我不能起诉这个案子。”副检察官说，“我将向法庭声明缺乏证人。”
“那有什么关系……”
“我不能起诉。”副检察官说完，又摆动着手臂，跑回自己的办公室去了。
他借口一个证人没有传到而推迟审理阉割派教徒的案子，其实这个证人对本案无足轻重，他之所以推迟审理只是担心由受过教育的陪审员组成的法庭来审理，被告很可能被宣告无罪释放。但只要同庭长商量妥当，这个案子就可以转到县法庭去审理，那里陪审员中农民较多，那样就有大得多的判罪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