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笔者拜访的上述档案馆之中，全美最大、最历史悠久的要数哈佛大学档案馆。档案馆除馆员和馆长等专职人员6人外，还有其他专职人员7人。位于哈佛大学校园中的有，被称为哈佛大学中心图书馆的威德纳图书馆（世界最大的大学图书馆，藏有人文、社会科学系类藏书约300万册），普西图书馆和霍顿图书馆。三馆通过地下隧道相连，哈佛档案馆本来位于威德纳图书馆的顶层，但借普西图书馆建成之际，于1976年由威德纳图书馆转移至普西了。普西图书馆中除档案馆之外还建有办公室，以及收录了之前没能被威德纳图书馆完全收录进去的图书。霍顿图书馆主要收藏善本和手稿。将三馆集中在一地，乍一看，这种布局对历史研究者看似挺理想的，但实际上，在这三座档案馆没有收存的哈佛大学的有关文献资料，均藏于哈佛其他的专门图书馆之中（共有百余座图书馆之多）。因为仅去哈佛大学总部校园，是无法查其所有文件的。比如说像笔者这样，既对大学史感兴趣也对性学史感兴趣的学者，就必须去原哈佛大学女子部拉德克利夫学院施莱辛格图书馆（藏有美国有关女性史的专门图书馆，同时藏有拉德克利夫学院相关资料，有关的女性史手稿 ）。映入笔者眼帘的是19世纪中叶学生们的同学会记录，教员遗留下来的笔记、课程等相关资料，因为研究对象没有违反哈佛的50年规则（有关人员死后50年内原则上不得公开其相关资料），所以在此方面并没有什么不便。另外，手稿的目录和调查研究的整理之细，恐怕在全美来说也是屈指可数。
不过，档案馆和图书馆的关系相当紧密，之所以访问一个大学的档案馆，基本上来说，就是因为其中保存着绝无仅有的文件资料。也就是说，为了查阅和那所大学有关的手稿，实际上，真正的工作在档案馆一经展开，也就开始需要与其相关的资料了。举例来说，某个大学校长的发言到底对当时的各大学有什么样的影响呢，为彻底了解这一情况，只有去周围大学的档案馆。总之，要是想了解某所大学的校长的年度报告或者已被公开印刷出来的大学史的话，而在档案馆中的图书馆又能查阅出这种资料，这不是会更加方便吗？在这一点上，威德纳图书馆的大学史收集显示了其压倒性的完整。笔者在研究19世纪美国大学史时，威德纳图书馆所收存的美国各主要大学的校长年度报告几乎完整地呈现在笔者面前。据笔者所知，在美国，可以与之匹敌的只有芝加哥莱根斯坦因图书馆。不过，威德纳图书馆因上述的大学史收藏资料利用频率不高而被完整地转移至了新英格兰藏书馆（新英格兰地区共同的图书仓库），在笔者于1989年访问美国时，曾为此感到非常遗憾。当然，如果申请的话，在第二天也能查阅得到，但这与自己在资料库中寻找还是有很大不同。总而言之，对研究人员来说，如果一个档案馆有资料完整的图书馆做后盾的话，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
和哈佛大学一样，加利福尼亚大学在伯克利校区内的班克罗夫特图书馆（Bancroft）中有独立的大学档案馆。班克罗夫特图书馆也非常大，原稿阅览室大概有五十个座位，但是因此阅览室非档案馆专用，所以查阅（所藏手稿中最著名应是作家马克·吐温的文章）的人总是摩肩接踵。州立大学的图书馆一般来说是公共的，即一般是向公众开放的，但原稿阅览室的出入口检查却非常严格。要进入的话，不仅需要2张ID（阅览）卡（其中之一需贴有照片），而且在离开的时候还需要一个一个仔细检查带出的东西（当然进入时不准带入包和书本），这对笔者在美国的经历来说，还是绝无仅有。该档案馆共有19名档案管理专职工作人员，加上其他方面专职工作人员共有27人。但这还不包括这个档案馆的临时工作人员，除27名专职工作人员外，还有很多学生过来做兼职，对原稿的复印也是学生兼职时的工作，让学生完成这么杂冗的任务真令人不敢恭维（笔者两次前去复印资料，均出现了复印缺失的情况）。
笔者顺便解释一下，如今，造访图书馆和档案馆基本也就等同于复印那里的资料，正所谓，复印的全盛时代。当然，复印也引发了很多麻烦的著作权问题。美国自从实行新著作权法以后，一般在图书馆和档案馆复印资料也比以前难了许多。像哈佛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这样，要求使用完了之后将复印件返还于原档案馆（当然，因为笔者要写大部头著作，因此还未归还）。
不过，在复印手写原稿时，因为原稿就难以看清，因此就是复印回去，也基本不会起什么作用。也就是说，如果不事先把原稿中难以理解的字的特征好好弄清楚的话，会因复印件看不清楚而无法阅读。对于这一点，笔者每次拜访美国的档案馆，都为为什么没有更高品质的复印系统而感到痛心疾首。而更大的问题是，最近在很多档案馆，比起认真仔细保护史料，都更愿意使原稿微缩胶卷化。笔者认为，这将给研究人员带来新的问题。已被微缩胶卷化的原稿将不在档案馆展出，用微缩技术胶卷印刷来阅读。当然，这比普通的复印质量更糟糕，胶卷的影像不清楚乃是其致命硬伤。如此一来，笔者想问问到底是因为什么要让其微缩胶卷化呢 ？在老一代研究人员的眼里，这些喜欢动不动就要复印的“年轻的复印一族”是既奢侈又清高的一帮人，当务之急是，要坚决摒弃这种倾向。
如果说，上述的两个档案馆算是规模庞大的，那么，斯坦福大学和波士顿大学的档案馆则属于小型的。
斯坦福大学的档案馆位于格林图书馆的顶层，有5名专职档案管理工作人员，而阅览室小到了要是十人同时进去，就会很挤的程度。当时，笔者要查阅的是斯坦福大学的教育史学专家卡巴瑞的著作。虽然，登录卡的使用挺繁复，但是，在给笔者询问内容的回信中，随信附上的答复内容却非常细致。在斯坦福大学的其他机构，还分散藏有其他很多的原稿，胡佛研究室里有美国占领日本期间的文件资料，这对我们来说应当是再熟悉不过了。另外，斯坦福大学档案馆规定了每位前来复印的研究人员每年可以复印的数量。
波士顿大学的大学档案馆位于缪伽图书馆的最顶层，连阅览室的规模都够不上。只是把房间用玻璃门隔成了一个不大的空间，连十个座位都没有。而且，档案馆并非独立机构，而是隶属于特殊收藏机构的一个部门。所谓“特殊收藏”，就是收藏了二十世纪著名人物的原稿（从26任总统罗斯福到艾萨克·阿西莫夫（当代美国著名小说家）再到马丁·路德金），还有林肯大总统的有关文件资料，甚至还有十五世纪的善本，种类繁多。而管理这些资料的工作人员只有三名，就其工作量来讲，有点儿显得力不从心。大概是由于这个原因，档案馆的管理、服务多少有点儿不在状态。笔者发现首任校长的文件都没有整理，其中，书信还有分类错误的情况。由毕业生赠与的文件中的有一个（笔者看见的这个是明治末期作为使节派来日本的一位女性的文章）也没有得到妥善整理。但工作人员都相当友好，只要在初次进入时填写了事由和所属单位，以后的出入都相当自由。只是阅览室一直有监视器监视，复印也没有特殊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