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3.2
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
“译”
孔子谈到季氏，说：“他用六十四个人在庭院里奏乐舞蹈（僭用天子之乐的规格），如果这都可以容忍，那还有什么不可以容忍？”
鲁大夫孟孙、叔孙、季孙三家，在祭祀祖先时，唱着《雍》这篇诗来撤除祭品（天子宗庙之祭）。孔子说：“《雍》诗上说：‘助祭的是诸侯，天子严肃静穆地在那儿主祭。’这样的意思怎么能用在你们三家的庙堂呢？”
“析”
古代权力—道德型社会虽然是讲求道德的社会，但它从不缺乏社会规范。它的规范是刚性的，鲜明地体现了等级森严的特点。这些刚性的规范能使上下尊卑各安其位，确保社会秩序井然有序。故而，常态社会下，统治者都注重维护刚性规范的存在。而在大变动时期，由于权力的诱惑，会出现一些越礼犯上乃至悖逆的事。孔子所处的时期就是这样一个时代，作为礼制的坚定拥护者，他对这些越礼的举动很是深恶痛绝。
3.3
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译”
孔子说：“人没有仁德，讲什么礼？人没有仁德，讲什么乐？”
“析”
任何社会都有一定的规范，古代社会也不例外。在古代中国，礼是外在的规范，用以区别上下尊卑关系。这种规范是刚性的，是冷冰冰的，不允许逾越。不过，中国社会在强调礼制的同时，还强调礼制要以仁德为本，也即在冷冰冰的礼制社会，把人培养成具有仁德之心的人，为冷冰冰的社会注入温情，注入一丝暖意，来润滑、调节社会，使得礼制社会能长久存在下去。这种刚柔并济的统治策略是中国古代社会长久稳定的原因之一。试想一下，如果整个社会都笼罩在刚性秩序的统治下，人与人冷漠仇视，那么，这是多么可怕的社会。这样的社会中人怎么能生存，它本身怎么能持续下去呢？所以，孔子说，一个没有仁德的社会，要礼乐有何用呢？这里再延伸说几句，古代社会都有严格的等级制，都是非常刚性的。为了调节这种刚性秩序引发的紧张，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差不多如儒家一样也宣扬忠恕之德，仁爱之心，只不过，儒家讲的是现世、此岸，而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讲的是来世、彼岸。
3.4
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
“译”
林放问礼的根本是什么。孔子说：“你问的问题意义重大啊！礼，与其铺张浪费，不如简朴节俭；丧事，与其仪式隆重，不如内心真正悲伤。”
“析”
在孔子看来，礼和仁是维持社会稳定的两大支柱。因而，林放问礼时，孔子就指出这是一个大问题。礼作为外在规范，是对人的行为方式的标定和约束，体现为各种礼节仪式。面对这些礼节仪式，要发自内心去遵循，而不是做表面文章，要为它灌注仁德的心，使其充满动人的力量。而只有达到了这种地步，对人的约束才更有力量，巩固社会秩序才会更有效有力。
3.5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译”
孔子说：“文化落后的夷狄虽然有君主，还不如中原诸国没有君主。”
“析”
一个有君主而无礼乐制度的国家，是个野蛮而又崇尚武力的国家。这与孔子德治社会的标准相去甚远。一个虽无君主但有礼乐制度的国家，它以礼乐教化民众，上下尊卑有序。这达到了孔子德治社会的标准。可见，一个社会是否为文明教化的社会，不在于是否有君主，而在于有无礼乐制度。这种看重礼乐制度、文明教化而摒弃武功的策略，确是治国的良策。武力只能征服一时，文明可以统治万世。古往今来成功的统治无不是这样。
3.6
季氏旅于泰山。子谓冉有曰：“女弗能救与？”对曰：“不能。”子曰：“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
“译”
季氏要去泰山祭祀。孔子对冉有说：“你不能阻止吗？”冉有回答说：“不能。”孔子说：“唉，难道说泰山的神还不如林放知礼？”
“析”
祭祀泰山是天子和诸侯的权利，季氏作为卿大夫是无权去祭祀的，这是僭越礼制的行径。孔子十分愤慨，并对自己的弟子不能纠正僭礼行径给予严厉的批评。结合前两章所讲的，可以看出社会大变革时期，各国政权处于易手过程中，因而，违背礼制的事情屡有发生。正是在这种僭礼的大背景下，孔子希望恢复礼制，重建秩序。然而，在变革期间，恢复礼制很难。只有变革结束，新的统治者才会想到礼制，以此巩固自己的统治。
3.7
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
“译”
孔子说：“君子没有什么可争的事情，如果有的话，那就是射箭比赛。相互作揖行礼，然后上堂比赛，射完后，下堂，再（作揖）喝酒。这就是君子之间的相争。
“析”
在科技和生产力低下的古代社会，物质财富极为有限。如果在这样的社会提倡相互竞争，乃至争夺，不仅会破坏一定的生产力，而且，彼此间的冷漠、仇视也会加剧，必然导致社会的不安定。所以，孔子说君子不争，要讲道德，相互谦让，以和为贵。谦让能使有限的财富均分至每个人的头上，使人与人的关系不至于很紧张，从而使社会保持安定，也即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在科技和生产力发展缓慢的条件下，谦让不争是社会最好的融合剂，有助于实现整个社会利益的最大化，比竞争更能推动社会的发展。在当今社会，科技和生产力发展迅猛，谦让不争反而不利于促进社会的发展，而应当鼓励人们积极竞争，开拓进取，以促进社会的发展。
3.8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译”
子夏问道：“‘有酒窝的脸笑得美呀，美丽的眼睛黑白分明，洁白的底子绘着花卉。’这几句话是什么意思？”孔子说：“先有白底子，然后再绘画。”子夏说：“那么礼在后吗？”孔子说：“卜商，你真是能启发我的人。现在可以和你谈论《诗经》了。”
“析”
本章从“绘事后素”引出“仁先礼后”的道理。礼如同花卉，仁如同白底子，有白底子才可能画画，而仁也就先于礼了。那么，孔子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关键的一点还是孔子认识到了社会只有冷冰冰的礼，那还不能称其为人的社会。只有有仁的社会方能称其为人的社会，也即人不是冷冰冰的礼的附属物。这又源于孔子提倡人学，虽是一种实用人学，毕竟也肯定现世人生的价值。
3.9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译”
孔子说：“夏朝的礼，我能说出来，它的后代杞国不足以作证。殷代的礼，我能说出来，它的后代宋国不足以作证。这是因为文字材料和熟悉夏礼、殷礼的人不足的缘故。如果充分的话，我就可以引来作证。”
“析”
孔子对夏、商、周三代的礼仪制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其目的是希望有朝一日自己能被重用，这样可以将这些自己掌握的礼仪制度付诸实践，重建礼治社会。但是，当时处于大变革时期，夺权之风盛行，武力征伐相继，因而，适用于承平时期的礼制很难加以施行。
3.10
子曰：“褅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
“译”
孔子说：“祭的礼，从第一次献酒后，我就不想看了。”
“析”
由于鲁国禘祭不合礼，孔子就“不欲观之”，所谓“非礼勿视”。孔子不仅这样说，也这样做了。可见孔子是个书生气十足的人。有人说书生气做不了事，而正是这些充满书生气的人坚持自己的理想，从而成就了不朽的事业，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孔子不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吗？
3.11
或问褅之说。子曰：“不知也。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其如示诸斯乎！”指其掌。
“译”
有人问孔子关于 祭的规定。孔子说：“我不知道。知道的人对于治理天下，就像把东西摆在这里一样容易吧！”一面说，一面指着手掌。
“析”
孔子熟谙三代的礼仪制度，当然也知道禘。但是，由于当时礼崩乐坏，越礼犯上的事时有发生，因而，当有人不怀好意地问禘祭的规定时，孔子就装作不知道。因为他担心学习禘祭规定的人并不是为了归复紊乱的“礼”，而只是为了讨好某些当权者，把本应行于天子身上的礼加于其身。与其间接地助纣为虐，违背礼制，不如说一声自己不知道。这也是无奈、无力之举。
3.12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
“译”
祭祀祖先的时候，好像祖先真在那里；祭祀神的时候，好像神真在那里。孔子说：“我如果不能亲自参加祭祀，就好像没祭一样。”
“析”
在孔子看来，不能仅仅流于形式，不能当做完成一项任务来完成具体的礼仪，而是要用虔诚、恭敬的态度对待它。如祭礼，应怀着虔诚的心祭祀祖先和鬼神，如同它们真的存在一样。这种以虔诚的心来对待祭礼体现了古代中国讲求主体道德情感和外在礼制的高度融合，乃至合二为一。这有助于礼制的尊奉，也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固。而反观西方社会，则主要通过外在的重惩来提高人们对规范的遵守程度，这与古代中国有很大的区别。
3.13
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译”
王孙贾问道：“与其巴结奥神，不如巴结灶神。这话是什么意思？”孔子说：“不对。如果得罪了上天，再怎么祷告也是没有用的。”
“析”
孔子很少谈鬼神，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心中没有鬼神的观念。事实上，古代社会刚从史前文明走过来，鬼神的观念肯定影响每一个人，包括孔子。本章就可以看出孔子心中有鬼神，而且，鬼神还有等级之分，上天就比奥神、灶神地位要高。所谓“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3.14
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译”
孔子说：“周代的礼乐制度依据夏、商两代的礼仪而制定，是多么丰富完善啊！我遵从周代的制度。”
“析”
周代礼乐制度借鉴了夏、商两代的礼仪，达到了很完备的程度，这令孔子大加赞叹。而且，正是有了这种高度完备的礼乐制度——高度的文明，才激发了孔子想在周衰落时光大周代礼乐制度的雄心壮志。否则，文明很粗糙，衰落就随它衰落了，发扬它干吗？历史上有多少文明不就是这样湮灭了吗？
3.15
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
“译”
孔子进了太庙，每件事都要问。有人说：“谁说鄹县那个人的儿子懂得礼啊？他进入太庙，每件事都要问。”孔子听到后，说：“这就是礼啊。”
“析”
孔子进入太庙，每件事都要问，并不表明他对周礼一无所知，而是说明太庙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很崇高，周礼在他眼里很神圣，他只是作为一个虔诚的朝拜者来瞻仰太庙，学习周礼。在太庙和周礼前，他永远怀着谦卑恭敬的心情。如果在太庙大放厥词，以师自居，似乎自己是周礼的创建者，这反而是对太庙和周礼的大不敬，是违背礼法的。所以，孔子说，他在太庙谦卑恭敬的态度体现了对周礼的尊重，这才叫真正的知礼守礼。
3.16
子曰：“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译”
孔子说：“比赛射箭，不一定要射透靶子，因为各人的力气大小不一样，这是古时的规矩。”
“析”
虽然孔子在这里说射箭比赛，但他的意思并不仅限于此。更深层次的意思是说，在德行的实践方面，只要努力去践行，只要向着善的目标进发，无论达到何种地步程度，都是值得肯定和鼓励的，并不一定要达到特定的程度才是值得肯定的。这种对德行修养的宽容，有助于激发人们践行仁德的热情。当然，这不能成为放弃德行修养的借口。
3.17
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译”
子贡想去掉每月初一告祭祖庙时要杀的羊。孔子说：“赐呀！你爱惜那只羊，我爱惜那礼。”
“析”
礼具有一定的仪文形式，因而，给人一种神圣、庄严的感觉，也使人对礼崇拜有加，从而有助于巩固礼治社会的秩序。而如果取消了礼的仪文形式，恐怕无法让人产生庄严肃穆的感觉，反而有可能产生轻浮的感觉，这样就削弱了礼的力量，不利于礼治社会的运转。同时，借助于仪文形式的不断实践，可以加深人们对礼的理解，自觉地去践行礼。因而，子贡想去掉告朔之饩羊，孔子就批评了他。
3.18
子曰：“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
“译”
孔子说：“一切按照礼制去侍奉君主，别人却以为是谄媚。”
“析”
尊奉国君，乃是礼制重要的内容。不过，在春秋大变革时期，礼制不断受到挑战，乃至于尊奉君主都被视为谄媚。但是，在古代社会，当社会进入承平时期，君主的统治得到巩固，以尊奉君主为重要内容的礼制必然会获得统治者的青睐，也必然成为统治国家的重要手段。
3.19
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译”
鲁定公问孔子：“国君使用臣子，臣子侍奉国君，应该怎么样做才合理？”孔子回答说：“国君应该按照礼的规定使用臣子，臣子应该以忠诚侍奉国君。”
“析”
君臣关系是礼治社会很重要的关系。如果君臣关系处理不好，或君凌臣，或臣欺君，势必造成上层的纷争，影响整个统治秩序的稳定。那么，怎么样处理君臣关系才是理想的呢？孔子认为，首先，君要依礼使臣。在礼治社会，礼制给了君主至高无上的威仪，使其享受礼制带来的好处。如果君主不遵守礼制，破坏礼制，势必削弱礼制的力量，削减礼制带给他的好处。所以，君依礼使臣是最明智的选择。其次，臣要以忠事君。这种忠是礼制框架内的忠，并不是后来的愚忠。也就是说，君以礼待臣，臣才以忠事君；否则，君不君，则臣不臣了。
3.20
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译”
孔子说：“《关雎》这篇诗，快乐而不放荡，悲哀而不痛苦。”
“析”
孔子认为《关雎》表达的乐与哀的情感很恰当，不存在过分之处。这种不过分正是这篇诗值得肯定的地方，也是人们在阅读时应该领悟之处。孔子大力肯定此诗，是希望以这种体现了他的中庸思想的诗教育人，使人对情感有节制，不走极端，不偏激，成为温和之人。而人人都这么温和，社会也就不会有摩擦、冲突，可以万世而安了。
3.21
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子闻之，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
“译”
鲁哀公问宰我，做社主用什么木料。宰我回答说：“夏朝用松树，殷代用柏树，周代用栗树。用栗树的意思是使百姓战栗。”孔子听到后，说：“已经做了的事不要再解释了；已经完成的事不要再劝阻了；已经过去的事不要再追究了。”
“析”
在孔子看来，过往的事不要去解释，不要去追究，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因为过往总会产生一些过错，这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对过往的过错追究责任，是非曲直都要理得一清二楚，一方面，在科技和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可能不是很容易做到；另一方面，很可能挑起此时人们的矛盾、争斗，从而危及社会的稳定。这恐怕也是统治者不愿意看到的。因而，不追究过往，“和稀泥”，反而能促进人际关系的和谐，确保社会的稳定。这大概也是当时社会所能选择的最佳的策略。
3.22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
“译”
孔子说：“管仲的器量狭小得很！”有人问：“管仲节俭吗？”孔子说：“管仲收取大量的租税，其家的管事是一人一职而不兼任，怎么说是节俭呢？”那人又问：“那么管仲知礼吗？”孔子回答道：“国君宫殿门前建照壁，管仲也在自家大门前建照壁；国君会见别国国君时，在堂上有放置酒杯的设备，管仲也有这样的设备。如果管仲知礼的话，那还有谁不知礼呢？”
“析”
《论语》中有多处孔子对管仲的评价，有批评的，也有肯定的。本章孔子对管仲不节俭和不知礼进行了批评。在孔子看来，礼制高于一切，一个人无论在世上建立多大的功德，都要遵守礼制，不能违背。而且，在德治社会，居高位建大功者应节俭，一则可以养德，二则可以给世人树榜样，有助于整个社会形成良好的风气。
3.23
子语鲁大师乐，曰：“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皦如也，绎如也，以成。”
“译”
孔子对鲁国乐官谈到演奏音乐的道理时说：“音乐是可以了解的：开始演奏，兴奋而热烈；接下去，美好而和谐，音节分明，连续不断，然后完成。”
“析”
礼与乐是礼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两者密不可分。如果没有乐，礼就不是礼；没有礼，乐就不是乐。因而，孔子作为一个礼治社会的尊崇者，对音乐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本章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它让我们惊叹孔子对音乐的理解达到了这么高的境地。
3.24
仪封人请见，曰：“君子之至于斯也，吾未尝不得见也。”从者见之。出曰：“二三子何患于丧乎？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
“译”
仪这个地方的长官求见孔子，说：“到这里来的君子，我从没有不去拜见的。”孔子的学生让他见了孔子。他出来后说：“你们几位害怕丧失什么呢？天下无道已经很久了，上天将让你们的老师来做导师啊。”
“析”
春秋时期正处于社会大变革阶段，礼制遭受严重的毁弃和破坏，违礼的事情经常发生，也即“天下无道”了。面对这种“无道”的大势，孔子提出了恢复礼制、实行仁德的救世方案，并四处奔走，大力鼓吹，希望自己的方案能被统治者采纳实践。但是，变革中的社会不需要孔子的方案，需要的只是功利的、实用的东西，使得孔子救世的宏志难以实现。不过，他的方案在一些有识之士中引起广泛的共鸣，并且，他被这些人视作圣人和导师。而当社会进入承平时期，统治者也看到孔子的方案的价值，转而实践他的方案，孔子也真正成为了整个中国的圣人。
3.25
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
“译”
孔子评论《韶》乐说：“美极了，而且好极了。”论到《武》乐时说：“美极了，但还不够好。”
“析”
在孔子看来，音乐不仅要注重自己的表达形式，更要在提高人的道德修养方面起到促进作用，即对人有教化作用。联系前面孔子对《诗经》的评价，可以看出，在孔子的世界里，无论是对诗还是对音乐的学习，并不是纯粹为了专业知识，而是为了培养人的良好德行，也即通过诗、书、礼、乐构建一张无处不在的道德网，让人浸淫其中，时刻不脱道德的教诲，从而把人培养成谦谦君子。
3.26
子曰：“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
“译”
孔子说：“居于统治地位的人，待人不宽厚，行礼时不庄重严肃，参加丧礼时也不悲哀，这种样子我怎么看得下去呢？”
“析”
在一个德治社会，当政者首先要有较高的道德素质。如果当政者道德低下，怎么能要求民众向善呢？而且，道德水平低下的当政者不能以自己的道德感召民众，必然就会更多地动用强力来维持秩序，必然与民众产生更多的冲突，埋下更多不稳定的因素。因而，孔子在提倡德治社会的同时，不遗余力地强调当政者要加强道德修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