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经》，在东汉末年称《太平青领书》。此书编撰于东汉安帝、顺帝之际。襄楷献此书给桓帝时，称它“有兴国广嗣之术”。在东晋葛洪的《抱朴子·遐览篇》、《神仙传》中始称《太平经》。该书内容庞杂，吸收了道、儒、墨、佛的成分，有宗教神学色彩。但书中不乏治国之道的论述，主张“治国之道，乃以民为本”。葛洪，自号抱朴子，生活于东晋时期。他撰写的《抱朴子》一书，内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内篇“言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禳邪却祸之事”，外篇“言人间得失，世事臧否”。
概括《太平经》、葛洪的管理心理思想，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人性与需要思想
《太平经》主张管理者要关心人的最基本需要，重视和解决“三急”、“三实”问题。
何谓“三急”？即指人的饮食、男女、衣服这些最基本的需要。《太平经》说：
天下大急有二，小急有一……不饮不食便死，是一大急也……如男女不相得，便绝无后世。天下无人，何有夫妇父子君臣师弟子乎？以何相生而相治哉？天地之间无牝牡，以何相传，寂然便空，二大急也……天道有寒热，不自障隐，半伤杀人。故天为生万物，可以衣之；不衣，但穴处隐同活耳，愁半伤不尽灭死也，此名为半急也。
这是说，食物、性、衣用都为人生存繁衍所必需，是迫切需要解决的要求。其中食物、性是最基本的需要，是“大急”，衣也为人的生存所必需，是“半急”。满足人的最基本的需要，方能保证“无为而治”，“上古所以无为而治，得道意，得天心意者，以其守本不失三急”。用“急”字表示这些基本需要的迫切程度，这在古代有关人的需要的表述中颇具特色。
圣人守本而不失三急，也叫守“三实”。《太平经》指出，确保满足人民的基本需要是实现“致太平”管理目标的根本条件，它说：“是故古者圣人守三实，治致太平，得天心而长吉……”这也说明三种最急迫的需要也是人的最实际的基本需要。
《太平经》认为在这些基本需要之外，人的其他要求都是“不急”之物，追求这些要求的满足会带来祸害。“天下大急有二，小急有一，其余悉不急，反厌人耳目，当前善而长，为人召祸。”东汉末年，奢靡之风盛行。作者看到了贪欲给人的行为带来的祸害，“六情所好，人人嬉之，而不自禁止，意转乐之，因以致祸，君子失其政令，小人盗劫刺（《太平经钞》作：盗劫心生，家亡国败）皆由此不急之物为召之也。天下贫困愁苦，灾变连起，下极欺其上，皆以此为大害”。作者针砭时弊，反对贪欲的主张是合理的。但是，在基本的生理需要以外，人还有尊重需要、认知需要、获得成功的需要。把基本需要以外的所有要求都列入禁止范围，未免有失偏颇。
二、人力管理的心理思想
人是管理活动的最重要资源。人在中国古代管理心理学思想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先秦道家把人和道、天、地并立，“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老子·二十五章》）。《太平经》继承了这一思想，认为人同天地一样尊贵：
人者，乃中和凡物之长也，而尊且贵，与天地相似。
一气为天，一气为地，一气为人，余气散备万物。是故尊天重地贵人也。
《太平经》对人才极为重视。“治国欲乐安之，不得大贤事之，何从得一旦而理乎？”认为人才是治理好国家的必要条件。人才比财宝更可贵，“与国家万双璧玉，不若进二大贤也”。贤才具有高出一般人的价值，能发挥一般人所不具有的作用。所谓“聚众人亿万，不若事一贤也”。《抱朴子》强调人才的数量的重要。“繁足者，死而不弊；多士者，乱而不亡。”意思是，有很多脚的动物，虽然死了还是不倒下；一个国家如果有大批人才，尽管国家出现了动乱仍然不会灭亡。
（一）人员甄选的心理思想
1.知人的重要性
东汉在官吏选任上实行察举制和征辟制。统治者规定了各种名号，如“茂才”、“孝廉”、“方正”等，地方官员在所辖区内推荐出合乎这些名号的人，以备任用。但实际上，举荐出来的人多与这些名号不相符合，甚至与之截然相反。这种情况遭到了当时地主阶级下层知识分子的尖锐批评。王符就曾指出这是“名实不相符，求贡不相称”。葛洪对汉末名实不符的现象作了揭露：“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意思是，“秀才”本该能舞文弄笔，但当时举荐出来的“秀才”字都不识。被举荐为“孝行”的人，在生活中竟然把父亲赶出家门，另居别处。号称“寒素清白”的人，实际上同泥一样浊，住在高门里面，被称为“良将”的人，实际上胆量小得鸡都不如。汉末《太平经》针对当时的社会情况，喊出了“举士得人”的口号，提出举士得其人有四吉，不得其人有四凶。认为人员选拔的成败对工作、对个人、对师道、对举荐者四个方面都会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统治者应重视人才的甄选。
对于工作。举士得其人，那就“上得以理，有成功而常安，日有益于上，一大吉也”，即管理者找到了所需人才，工作开展得更为有效；相反的情况就会是“上无益帝王，国家令其理乱，帝王愁苦，天地不悦，盗贼灾变万种，是一大凶也”。
对于个人。举士得其人，被举荐者自身得到合适的任用，才能得以发挥，自身得到发展并有所建树：“所举人可任，得成器，二吉也”；反之，自身不得安宁，辱及家人：“所举人不能理职，妄伪日欺，久久坐俟不安，不得保其天年，或天地鬼神害之，或为人所贼杀，辱及其父母，恶流及妻子后生，已下世类，遂见知过失为恶人，是二大凶也。”
对于师道。举士得其人，被举荐者因有所建树能够彰学显师：“得成器，能彰明其师道，恩及其师，三吉也”；反之，就会有辱师门：“其人恶，则其学弃，汙辱先师圣贤业，祸及其师，是三大凶也。”
对于举荐者。举士得其人，能够使举荐者备受信用：“所举者信事有效，复令上信任用之，四吉也”；反之，会使举荐者自身受到损害，并祸及其子孙：“又举之者不信，共欺其上，贡非其人，乱天仪汙列宿，天疾之，地怨之，国君恶之，圣贤非之，是为世大佞妄语之子；当坐是事，不得天地鬼神诛，则人当害之，辱其先人，祸及妻子后生，是四大凶也。”
人员选拔，其作用不仅在于为工作找到合适的人选，而且也为人员本身寻找得以“成器”的机会条件；不仅与其工作有关，关系自身的健康、生命，而且对他的家人也会产生一定影响。作者的这一思想对今天的管理工作不无启发意义。
2.知人的困难性
《抱朴子》指出，知人中存在着“十难”。实际上，作者指出了知人过程中十种容易发生的错误。第一种情况是容貌好，但无才能。难分之处在于容易被好看的容貌所迷惑，因其容貌“修丽”、“闲雅”，而把实际上并无才能的人误认为是有才能的人。第二种情况是容貌差，但有才能。难分之处在于容易受其容貌的影响，把本来有才能的人给遗漏。第三种情况是胸怀谋略，但不擅表达。难分之处在于因其言语表达差，而把有谋略的人看做平庸之辈。第四种情况是善言辞，但不能处理现实问题。难分之处在于因其言辞伶俐而误认为是有才能的人。第五种情况是外表恭谨、虔诚，符合规范，但内心疏散。难分之处在于因其规范的行为误认为能有效地控制内心活动。第六种情况是武术技能高强，但没有胆识。难分之处在于为高超的技艺所迷惑，把内心怯懦的人误认为是人才。第七种情况是性格内向，缄默淳朴，但具有顽强的操守。难分之处在于因其内向缄默，把有操守的人给遗漏。第八种情况是安分、不越规矩，但做事不得要领，不能抓住时机。难分之处在于为表面的安分、不越规矩所迷惑，把做事不得要领，不能抓住时机的误认为是人才。第九种情况是棱角分明，易得罪人，但忠心耿耿。难分之处在于因人际关系不良而疏漏了真正富有忠心的人。第十种情况是忠贞廉洁，注重自身修养，但不能有效使用权力。难分之处在于受其忠贞廉洁的影响，把没有权威的人误认为是人才。
3.人员甄选的原则方法
《太平经》认为识别人主要不是根据他的言辞，而是要重视观察他的行为，根据他的好恶所反映出来的行为来鉴定。它说：“夫古者圣贤见人，不即与其语，但精观占视其所好恶以知之矣。正以此镜其行，万不失一。”
《太平经》还提出了诱惑测验法。作者认为天神对世间求仙者的考验活动是通过幻象进行的。其方法是“动摇有心之心，知其所为可成，以不惑迷其意，使其人各随至意”。意思是动摇有心登仙成神之人的内心世界，迷惑他们的心意，使之产生最想实现的目标与意愿，看他们的行为表现，判断可成与否。考验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试之以仙寿富贵：“言汝皆受于仙录，寿得无极。金银紫文之绶，封侯食邑，复赐采帛金银珠玉。”如果对这些心有所动，想得到它们，那么就不能让他们入仙道：“心想所成，是非神仙道。”第二是试之以美人玉女和佳人因缘：“或赐与美人玉女之象，为其作色便利之，志意不倾。复令大小之象，见其形变，意相随念其后生，此为不成之道。”第三是试之以高山深水和虎狼虫毒：“或作深山大谷中，多禽兽虎狼之处，深水使化人心。或有虫毒之物，使其人杀之。或恐不敢上高山，入大谷深水之中，亦道不成。”作者认为可成之人应是能“坚心专意，见迷惑，不转志坚”，“心不恐惧”，“见其好色，志不贪慕”，“不随其人言”。
在人员甄选中，管理者还应克服自身的心理障碍。
一是求全心理。克服求全心理就要认识到人无完人，不存在全知全能的人。《太平经》说：
初天地开辟，自太圣人各通达于一面……故能各作一大业，令后世修之，无有过误也。故圣人尚各长于一大业，不能必知天道，故各异其德。比若天，而况及人乎？天地各长于一，故天长于高而清明，地长于下而重浊，中和长养万物也。犹不能兼，而况凡人乎？
作者认为天、地也存在着长短，“犹不能兼”，并非完美无缺。天地尚如此，圣人也不例外，他们只是“各通达于一面”，“各长于一大业”，并非是全知全能。
二是个人偏好。他说：“同乎己者，未必可用；异于我者，未必可忽也。”反对“求同乎己者”的思想，对今天的人力管理不无启发。人们喜欢那些与自己经验相似，观点一致的人。但这在选拔、评价人才中成为障碍。《淮南子》已提出寻求“与己同者”，不能找到贤才。葛洪也有同样的观点。
（二）人员任用的心理思想
人员任用要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要使工作找到合适的人才，也要保证人才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任用，就要考虑发挥人才的长处，不致勉为其难。《太平经》认为，万物各有所宜，任其所长是自然法则。人员任用不能强求。它说：“天地之性，万物各自有宜。当任其所长，所能为，所不能为者，而不能强也。”作者以鱼和树木为比喻：“比若鱼，不能无水游于高山之上，及其有水，无有高下，皆能游往；大木不能无土生于江海之中。”意思是说，鱼的所长，就是能在水中游行，要求鱼在没有水的情况下到高山之上去游行，这就是强求；树木能在土壤中生长，使树木在没有土壤的情况下到江海之中去生长，这也是强求。作者主张取法自然，因此人员任用就应该任用其长处，使他们做力所能及的事；对于力所不能及的事，不能强求。《太平经》还指出，依据人员才能所及任用人，能“得其心意”，使人员心情愉快。书中写道：“因其材能所及，无敢反强其所不能为也。如是即各得其所欲，各得其欲，则无有相愁苦者也，即各得其心意矣，可谓游而无职事矣。”
根据人的才能任用，试用可以作为有效的手段。《太平经》主张通过试用了解工作能力的大小，然后据此委以工作任务。作者说：“古者大圣大贤将任人，必先试其所长，何所短，而后署其职事，因而任之。”通过试用决定人员的留用还是辞退，“德君宜试之，日有善效者进之，慎无失也；无效者疾退之……”
管理者要善于用人，不需事必躬亲。葛洪主张发挥众人的力量，“众力并，则万钧不足举也；群智用，则庶绩不足康也”。意思是充分发挥众多人才的智慧，各项事业的兴办，都不在话下。
用其所长，避其所短是善于用人的原则。这一原则一直为古代思想家所倡导。这样做，才能充分利用人力资源。葛洪认为用其所长，避其所短，这样就没有弃才，“役其所长，则事无废功；避其所短，则世无弃材矣”。
人员任用，关键是看才能。人员任用中要反对以出身论人。葛洪说：“贵珠出于贱蚌，美玉出乎丑璞。是以不可以父母限重华，不可以祖祢量卫、霍也。”意思是，名贵的珍珠，是从不值一钱的蛤蚌中产生的，漂亮的玉石，是从粗糙丑陋的璞石里琢磨出来的。因此，不应该因为虞舜的父母德行不好，而限制虞舜的发展；不能根据卫青、霍去病先祖和父亲的微贱出身来衡量他俩的才能。
三、领导心理思想
（一）领导者的品质
1.重民、爱民
《太平经》作者把“以民为本”作为管理的核心。“治国之道，乃以民为本也”。在其民本思想中，注重沟通民意，把民气上达作为“太平”的征验之一。民气不上达，就不能达到太平之治，“民气不上达，和气何从得兴”。葛洪把民比做人身上的气，认为养气才能全身，以此提出爱民是治国的根本法则：
一人之身，一国之象也……神犹君也，血犹臣也，气犹民也。故知治身，则能治国也。夫爱其民所以安其国，养其气所以全其身。民散则国亡，气竭即身死。
2.兼听、纳谏
《太平经》认为领导要听取多方意见，下属也有责任上谏。领导与其下属要相互革谏：
故天地之性，下亦革谏其上，上亦革谏其下，各有所长短，因以相补，然后天道凡万事，各得其所……大圣所短，不若贤者所长。人之所短，不若万物之所长。故相谏及下，极（尽于）小微，则不失道，得天心。
意思是人各有其短长，即使是圣人明君也是如此。圣人存在其不足的地方，贤人有超过圣人的方面。相互之间的革正规谏能取长补短，弥补各自的不足。领导者对自己不了解的事情，不可主观臆断。葛洪说：“天下之事，不可尽知，而以臆断之，不可任也。”天下的事情，不可能全部了解，而凭主观断定它，是不可取的。领导者要善于掌握各方面情况，在充分掌握信息的情况下做出决断。
（二）领导者的权威
领导者的影响力是现代管理心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它是指领导影响和改变他人心理与行为的能力，由权力性影响力和非权力性影响力构成。
中国古代思想家对如何影响和改变他人的心理与行为有独特的看法。法家主张用权势和法术去控制人。韩非子说：“势者，胜众之资也。”认为制服于人靠的是权力。道家在如何服人、胜人的问题上，反对用刑罚、权术、武力压服人，主张爱利下属，以道服人。
《太平经》在论述如何“服人”问题时，提出“服人以道不以威”的主张。作者指出：“古者三皇上圣人胜人，乃以至道与德治人；胜人者，不以严畏智诈也。”“严畏智诈”指刑罚、权术、武力等压服人的措施。作者认为用压服的手段只能使人表面上服从，做出恭谨的样子，并不能使内心诚服：“故以刑治者，外恭谨而内叛，故士众日少也。”但作者并非完全放弃这种压服手段。认为对制服那些罪大恶极的人就要用这种手段：“夫严畏智诈，但可以伏无状（罪大无可名状）之人”，好比雷公劈死罪大恶极的人一样，“比若雷公以殛无状之人”。作者还提出“刑不可妄用”的主张：“刑不可轻妄用，伤一正气，天气乱；伤一顺气，地气逆；伤一儒，众儒亡（逃亡）；伤一贤，众贤藏，凡事皆有所动摇。”意思是妄用刑罚，挫伤一个贤士，会使一大批贤士远离或躲藏起来。
作者认为服人、胜人最有效的方法是用道、仁和爱利。他说：“古者圣贤，乃贵用道与德，仁爱利胜人也，不贵以严畏刑罚，惊骇而胜服人也。”那么如何以道服人呢？作者就“最好”的管理从高到低排了一个序列，从中可以看出“以道服人”的具体含义：
君王之治也，人最善者，莫若常欲乐生，汲汲若渴，乃后可也。其次莫若善于乐成，常悒悒欲成之，比若自忧身，乃可也。其次莫若善于仁施与，见人贫乏，为其愁心，比若自忧饥寒，乃可也。其次莫若善为设法，不欲乐害，但惧而置之，乃可也。其次人有过莫善于治，而不陷于罪，乃可也。其次人既陷罪也，心不欲深害之，乃可也。其次人有过触死，事不可奈何，能不使及其家与比伍，乃可也。其次罪过及家、比伍也，愿指有罪者，慎毋尽灭煞人种类，乃可也。
管理者手上拥有“刑”、“杀”的权力，这些权力会使下属产生惧怕和服从。但作者不认为“服人”专依仗这种力量，作者倡导的是使下属更好地生长、发展。因此，从高到低最好的管理是“存活他人”（善于乐生）“成全他人”（善于乐成）“施惠他人”（善于仁施与）“制定法律，但只发挥法律的威慑作用”（善为设法）“施行教化”（善于治）“不轻罪重惩”（既陷罪也，心不欲深害之）“即使犯下死罪，不搞株连”（人有过触死，不使及其家与比伍）“不赶尽杀绝”（慎毋尽灭煞人种类）。作者的这一主张与其“天道恶杀而好生”，“人乃至尊重”的思想是一致的。
今天，人们的自我意识日益强烈，对硬性管理制度、措施已不能接受。“人的管理”成为管理中的一种趋势。《太平经》作者是从取法天道的前提出发论述人的管理活动的，其依据虽非科学，但重视人的思想对今天的管理实践具有启示。
（三）领导者的人际关系
人际关系，是指人与人之间心理上的关系，即人们彼此之间在思想感情上的距离。在工作中，协调好领导与下属的人际关系是做好工作的基础。在汉魏道家著作中，关于君、臣、民关系如何协调的思想主张，对现代人际协调具有启发意义。
君与臣、臣与民之间存在着矛盾、对立。领导在管理中处于支配地位，但下属并不会被动地接受这种支配，这就要求管理者重新审视上下关系。在协调上下关系问题上，主张“上下一心”、“并力同心”是汉魏时期道家著作中的主要思想。《太平经》提出君臣民“并力同心”说，对如何协调君、臣、民三者之间的关系作了详尽的阐述。
《太平经》认为不同领域和不同层面上的各类事物，都由三种基本要素构成。例如气之阴阳中和，世界之天地人，天体之日月星，地貌之水土石，家之父母子，国之君臣民，统治术之道德仁等。三种要素相互依存，相互联结，相互作用最终结果是通而为一，即“共治一职，共成一事，共成一家，共成一国，共成一体”。作者认为这是天地自然法则，不可违背，违背即乱，“三毁三凶矣”。
遵循这种自然法则，君、臣、民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的。这种依存关系决定了三者应并力同心，和衷共济。正所谓：
故君者须臣，臣须民，民须臣，臣须君，乃后成一事，不足一，使三不成也。故君而无民臣，无以名为君；有臣民而无君，亦不成臣民；臣民无君，亦乱，不能自治理，亦不能成善臣民也；此三相须而立，相得乃成，故君臣民当应无法，三合相通，并力同心，共为一家也。
《太平经》还用“两手”比喻事物的对立面和对立面的协调统一。当事双方如同两手，只有“齐同并力”去施行，才能取得成功。它说：“天有两手，乃常共成凡事。其一手有病邪恶，则无有成事”，“凡事相须而成事者，皆两手也”。君臣、上下是管理中的“两手”，“君与臣者，主传治理凡事人民诸物之两手也”，君臣、上下只有协调统一才能成就事业：“君臣不并力，凡事无从得理。”
这种依存关系的保持就要求上、下能够相爱相治，并力同心。它说：
古者圣帝明王，重大臣，爱处士，利人民，不害伤；臣亦忠信不欺君，故理若神。故贤父常思安其子，子常思安乐其父，二人并力同心，家无不成者；如不并力同心，家道乱矣。失其职事，空虚贫极，因争斗分别而去，反还相贼害……
作者认为依存关系的建立是双方的。在下要忠信，不欺上；在上要重视、爱护下属，为下属谋利益，不给下属带来损害。这样，能够达到“理若神”的管理效果。反之，则会产生对立冲突，给双方带来损害。
在上、下关系上，领导者居于主导地位，保持依存关系，更应该主动为下属着想。作者主张领导者“以民为本”，急人所急，想人所想，与下属同患难共命运。他说：“故治国之道，乃以民为本也。无民，君与臣无可治，无可理也。是故古者大圣贤共治事，但旦夕专以民为大急（首要之务）忧其民也……故天之法，常使君臣民都同，命（皆同命运）同，吉凶同；一职（化生万物之事）一事失正，即为大凶矣。”
《太平经》在强调上对下的爱利的同时，对下属也提出了要求。
1.臣要“忧念其君”
作者认为“上善之臣”应想君王之想，忧君王之忧，不烦扰君王，自己将自己治理好。
夫上善之臣子民之属也，其为行也，常旦夕忧念其君王也。念欲安之心，正为其疾痛，常乐帝王垂拱而自治也，其民臣莫不象之而孝慈也。其为政治，但乐使王者安坐而长游，其治乃上得天心，下得地意，中央则使万民莫不欢喜，无有冤结失职者也。
2.臣要担当“救君”重任
作者还提出强调臣对君要能预为救助，否则罪重不除。这在君臣关系的论述上颇具新意。作者列举了“君衰、君有过失、君失政要、君年少、君年老”五种情况：
臣见君父之衰，救之。
臣知其君有失，将睹凶害而救之。
知君理失其要意，灾害连起，而救助其理之。
臣知其君年少，其贤未能及事而救之。
臣知其君老，有天期而忧之，为其索殊方大贤之助，异策内文，令君更得延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