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歌中的爱国主义源远流长，各个朝代都出现过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诗人。他们怀着对祖国深厚的感情，胸怀拯民济世的伟大抱负，渴望国家富强，百姓幸福。在封建时代，他们把这样的希望寄托在君主统治者的身上。拥戴朝恩，效力国家成为他们立身处世的主旨。他们忠心耿耿，“一朝君王垂拂拭，剖心输丹雪胸臆”（李白：《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爱国与忠君是统一的。可是屡屡遭逢朝廷昏庸腐败，奸佞当道，不纳忠言，甚至“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韩愈：《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他们志无由伸，报国无门，孤臣悲愤，形诸笔端。有的诗人自知不容于君，不知于世，索性归隐田园，寄情山水。然而身在江湖，心存魏阙，在他们歌颂大自然的诗作中，虽恬淡号称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陶渊明，仍有“猛志逸四海”（《杂诗》）的济世之志；飘逸绝尘如李白，还吟唱着“宁知草间人，腰下有龙泉。浮云在一决，誓与清幽燕”（《在水军宴赠幕府诸侍御》）的报国雄心和“苟无济代心，独善亦何益”的济苍生的抱负。南宋词人陆游和辛弃疾都怀有强烈的爱国热情，痛心朝廷执行投降路线，丧失国土，他们力主抗金，收复中原，无奈朝廷不予重用，他们同样受到当权派的排斥打击，先后受到落职闲置、“报国欲死无战场”（陆游：《陇头水》）的可悲地步，他们满腔慷慨抗敌的激情，化为愤懑不平的怨悱之章。当我们读到陆游的“少携一剑行天下，晚落空村学灌园”（《灌园》）以及辛弃疾的“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鹧鸪天》）这样的诗句就不难想象诗人为国忧民空怀激烈的情绪来了。
这样的精神确实继承了屈原“长叹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以及杜甫“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优秀传统，他们的思想是一脉相传的。
西方诗歌中忧国忧民的篇章呈现出与中国诗歌不同的风貌。以形式论，西方以长篇巨著的叙事诗见长，善用故事体现出作者的忧患意识。如但丁的《神曲》，气魄宏大壮阔，神驰宇宙洪荒，揭露教会僧侣、豪门贵族专横跋扈、鱼肉百姓，造成国困民穷的悲惨局面。他写此诗的主旨在于惩恶扬善，启迪人心，提倡文化知识，寻求达到政治清明、国家统一、人民富足的目的。他坚信这个理想是可以实现的，诗中忧思自现。
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在诗剧中是忧郁人物的典型。他是丹麦王子，但他不与王公贵族同流合污，却热爱人民，为人民所爱戴。他不满现状，把丹麦国家比喻为一座监狱，有重整乾坤的志愿。当时国家外敌临境，动荡不安，宫廷内部更由于他的叔父毒父娶母，伦理道德败坏，这样的内忧外患使他终日忧心忡忡。个人强烈的复仇雪耻的思想弥漫于全剧，把哈姆雷特这个悲剧性人物的形象塑造得极为鲜明。
歌德的忧患意识在长诗《普罗米修斯》中表现在藐视权威、勇于斗争的叛逆性英雄人物身上。为德国人民争取自由，寻求国家统一，消除社会的种种弊端，舍反抗别无出路，只有斗争才能驱散苦恼。
稍后的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如拜伦、雪莱、华兹华斯等对国家兴衰、人民疾苦的关切情怀洋溢于诗篇。他们对国计民生的忧患意识是以摇旗呐喊的姿态、撕心裂肺的声音表达出来的，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和深刻的社会意义。请参阅以下几个片段：“醒来、醒来、醒来！”
奴隶和暴君是一对孪生的仇敌；
把那冰冷的锁链摔开，
砸成泥土——你们的亲人就在这泥土下安息！
（雪莱：《颂歌》）英国人何苦为地主耕植；
他们把你们当牛马来驱使？
何苦辛勤地、细心地织造
为你们的暴君织造锦袍？
（雪莱：《给英国老百姓之歌》）我记得一些大国如何衰退：
当武士丢开宝剑而拿起账本；
当学者撇开书斋去觅取黄金；
当高风美德告辞，祖国啊！我每每为你担忧
——也许我该受责备？
现在，想到你，想到你在我内心
是居于何等位置，便不禁
为那些唐突的忧虑感到羞愧。
（华兹华斯：《无题》）由以上一鳞半爪的诗句看来，中西诗人忧国忧民的诗作各具特色。中国此类作品呈内向形态。诗人处于逆境，有心报国，无力回天，固守“君主圣明，臣罪当诛”的封建伦常礼数，绝无反叛复仇的大逆不道思想。他们遭受贬谪，明知不平，也只有退思己过，独自悲叹，所谓自顾无良策，空知反归林，栖迟守拙而已。故其诗风表现为强力压抑，欲言又止，沉郁顿挫，讲求节制适度，有如迂曲盘回的幽咽流泉，倾吐悲慨，如泣如诉，富阴柔之气，有悲观色彩，与西方诗人不平则鸣、呼天抢地之态大异其趣。
西方诗人比较外向，处不满现状之环境时，有寻求出路之勇气和手段。他们藐视神权和君威，或是孤身战斗，或是号召起义，不畏艰险，一往直前，义无反顾，拥有胜利在望的乐观信心，绝无反躬自责的愚忠思想。故其诗作，雄浑刚健，富阳刚之风，坚毅之气。尤喜用迅忽的想象，奇特的比喻，给人以目不暇接、瞬间万里之感。好似在千仞高峰之上，忽见万丈飞瀑，自天而降，倾泻无余，无阻滞之病，呼啸奔腾，振幅强烈，使人聆听之余，精神为之大振。读来有与中国诗歌截然不同的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