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新时期的文学创作，新人辈出，作品如雨后春笋。短短数年，小说、散文、戏剧（包括电影、电视剧）等日新月异，虽然百尺竿头，尚须不断攀登，但其成绩，已很壮观。诗歌这个领域，相比之下，略呈逊色。其理由众说纷纭，以我粗浅看法，认为：（一）生活源泉挖掘不深，公式化概念化的流毒未能肃清。（二）对于中外文学遗产的学习研究，缺乏应有的重视。我们读到某些人的诗，内容贫乏单调，空洞无物，陈词滥调盈篇累牍，读之索然无味。生活源泉的汲取，文学传统的继承，两者不可偏废。这是对一个诗人的最基本要求。举个例子，雪莱只活了二十九岁，他的生活坎坷多艰，这是人所周知的。他的学识之丰富，掌握语种之精湛，对于古希腊、罗马文学、历史、哲学之熟悉，以及科学知识之广博，非读其传记不能窥其一二。诗人之所以为诗人，绝非写几行短语押韵即可。
再说，诗歌有一个内容与形式结合的问题。我们过去重内容、轻形式之风甚盛。似乎一讲求形式，就有被扣上“为艺术而艺术”，“唯美主义”等名不副实的大帽子。殊不知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崇高美好的思想情操，若没有与之配合的完美形式，很难称得上是艺术品，更谈不上诗了。那么，读者会反问我：你认为诗的形式应该是怎样的呢？
诗歌形式古今中外，多种多样，但如简单划分，则大致可分为格律诗体与自由诗体两大类，前者谓之“韵文诗”，后者又可称为“散文诗”。这两种诗体在诗史上往往同时并存，各领风骚。从诗歌发展史的角度来看，散文诗先于韵文诗，内容的发展早于形式的，也快于形式的。形式的从低级向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嬗变，对于诗歌的严密的章法、句法、音韵、格律、行数……原则要求，使散文诗向韵文诗过渡。上面说的十四行诗、日本的俳句、中国的诗词，莫不是自由诗发展到较高阶段的特殊产品。若说内容第一，形式第二，我是完全同意的。因为自由诗强调形式服从内容的需要，表现的范围宽广自在，诗歌可长可短，这都是其优点。但因此而否定格律诗，认为写严整句型的诗如戴着脚镣手铐跳舞（有人讽刺闻一多先生用十四行诗体写新诗），提倡“突破”形式，甚至不要形式，这是我不敢苟同的。
格律诗对于诗人的功力要求比自由诗远为严格。它有相对固定的形式，精练浓缩的语言，选择的音律音乐性强，诵读朗朗上口，易于背诵记忆。固定的形式又便于读者熟悉，容易产生亲切有味的感受。作者在熟悉固定的形式之后，对这形式的运用能力加强了，纵心所欲不逾矩，从必然王国走到自由王国，反而使得内容更饱满，更充实，感染力更强。读者反而不觉其形式束缚诗人，却在有限的形式中获得无限的美感力量，与作者共同享受到在固定形式中的“鸟飞鱼跃”的境界。内容与形式的美达到高度统一，我们似乎忘记形式与内容的分界，而只觉得它俩是我们辨认不清的孪生姐妹了。这里我不是抬高格律诗而贬斥自由诗，只不过阐明诗歌形式在中外古今诗史中占有持久地位。格律诗永远不能被自由诗所代替，它在艺术表现上有时为自由诗体所不能及。我写这篇论文也只是在中西诗歌比较上，作一点粗浅的探索，说明中西格律诗的相近似之点。当然，这里我绝无提倡现在的新诗人去写十四行诗或词的意思。只不过提出目前新诗需要在破除旧的形式的同时，要立新的，民族化的，继承并发扬我国悠久传统的新的美的形式，创立我们时代的与内容契合无间的形式。
我们中国素有“世界诗国”之称。如何使我们的新诗在社会主义的今天，建成新的诗格，树立起一代诗风，无愧于这个光荣称号，是时代赋予新诗人的严肃使命。这有待于新诗人的辛勤不懈的努力，也是我们所热切盼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