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梁启超在表达他的小说救国理论，提出“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时，新道德中当然包括了新女德，新女德应该是新小说中形成新的女性形象的重要成分。
巾侠发表在《中国新女界》杂志（1907年2月5日）上的《女德论》，提出“吾辈欲与男子权利平等，必自道德与男子平等始”，从男女平等的角度提出了女子应建立新女德的标准。鞠普发表在《新世纪》（第3期，1907年4月）上的《女德篇》，也是为了“大声疾呼为女子鸣其不平也，作女德篇”。从维新思想家对于女权提倡的动机来看，新女德的建构首先是和民族国家意识相联系的，即新的女性首先应该是一个女国民。从不缠足、兴女学这两项维新运动对于女权最重要的倡导来看，不成为民族的拖累，为民族事业出力，是成为新的女性的要点。而这些倡导，对于女子无才便是德、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旧女德、旧女教，必然会带来冲击。但从最初的女学办学目标来看，即使是维新思想家们，仍然把三从四德作为女性的教育目标（参见第一章第四节）。清末的新女德对传统女德是一种冲击而不是颠覆，或者也可以说，新女德还只是一些新的因素，它基本上寄寓在旧女德的体系中要求做出调整，远未达到自成体系的程度。
这一点也可以从清末文化人推出的女性传记看出，这些传主是文化人心目中的女性典范，她们具有时人认为值得推崇的完美女德。据李又宁、张玉法主编《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台北龙文出版社1995年）中的统计，除了外国的女性，传记中的传统女性可细分为殉夫、守节、遇贼死节、守贞、孝女、母仪若干项，基本上是对于传统女德的各项实践；清末杰出女性则按照身份细分为文学家、捐助公益事业者、女医士、教育家、助夫成大业者、革命党人、家庭革命者、女将、女侠、独行者、妓女等十一子目。如果要从中辨析新女德，或许主要在于肯定女性参与革命和公益事业的方面，至于女性在家庭和个人的解放上，并没有明显的改观。不过虽然体系依旧，僵硬的体制却在新道德的冲撞中有了松动。独行者、妓女这样的女性可以作为杰出女性推出，也可以说明一些问题。女德标准不可避免地有了变化，这种变化依据个人的理解和接受，并非标准划一。再也没有一个孔圣人或曹大家，可以让天下人都接受一个统一的女德标准。而且不但个体之间对新旧女德各有心得，臧否不一，即使每个个体内部，也有参差不齐的选择。在今天看来，那些自以为新潮的人，常坚守一些陈腐愚见；而保守的人，偶尔也有开明见解。在被褒扬的女德中，常包含着女性的苦难和怨愤；在被贬低的女性放诞之举中，常有女性的挣扎和抗争，新的女性意识的萌芽或许就在其中。但这种变化在渐变中发生，女德在这一时期并没有形成一个时代共识，新旧混杂是这一时期最突出的特征。
这一节讨论的清末小说中对女德的表现，基于对两性关系的最基本把握，即主张男性和女性是一种主从关系还是平等关系。我认为，女性和男性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是旧女德的最基本原则，新女德所冲击的正是这样一种僵硬的性别结构。由于传统势力的强大，清末小说中新女德的意识和主张，往往是不完整的，片面和有局限性的，既有激进的部分，也有温和的渗透，在日积月累中，改变着社会的性别观和道德观，也逐渐改变着人们对女性理想形象的想象。
1. 牌坊还没有倒塌
清末的新旧道德问题，并非只涉及妇道，而是全社会的问题。薛福成在提出道器说法时，相信道是不可变的，器则因时势变化，与时俱进。王韬则提出：“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也是认同技术层面可以变，道德不能变。郑观应以《中庸》“君子而时中”的说法，主张中学为内，西学为外，中学为本，西学为末，最后终于形成以张之洞为主的中体西用论。所谓的中，即指中国之道，而道的重要内涵，是道德礼教的文化。这些晚清重要的知识分子，几乎一致主张道的不可变。
但洋务运动的失败，使得知识分子破灭了靠器物层面的改革来救国的幻想，维新派把政治改革当作新的救国良策。而戊戌变法遭到镇压，又迫使维新派知识分子转而思索以思想文化的变革，来改造社会的新思路。梁启超的新小说主张，一开始就提出：“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把新道德作为新小说的一项重要革新目标，道的改变已经势所必然。一方面是输入新文明的大势，一方面是维护旧道德的固执，在晚清最后十年，新旧冲突在所难免。
而女德的新旧冲突又较男性突出，因为女德的变化，对于男性在两性中的统治地位，是一个极大的威胁。很多赞同女权主张的男性知识分子，也把保守女德看做争取女权的前提条件。竹庄（即蒋维乔）《女权说》中的观点就很有代表性。他说：“夫执三尺小孩，而语以自由自由，其不紊乱破坏者几希。”他的比喻带有明显的男性优越感，把女性比作三尺小孩，一事不知。所以他以为：“夫惟有自治之学识、之道德之人，而后可以言自由；夫惟有自治之学识、之道德之女子，而后可以言女权。”而他们所言的道德，显然是对自由和女权的某种限制，带有忧心忡忡的保守倾向。而即使是受到女权思想影响的女性，仍然很难摆脱旧女德的内在约束。曾经出任中国女学会倡办董事的李闰，在丈夫谭嗣同被杀后，就采取殉夫自尽这样的传统烈女方式。
这一时期男性对女德的强调，实际上也是男性对女性地位迅速上升、无法对女性漠然和忽视的一种反映。而被忽视，被歧视，受压抑，是传统妇女的一种常态。即使在清末小说中，这些沉默的，或抱怨的女性，仍然占有相当的比例。
小说《市声》中写到钱伯廉自己在上海花天酒地，家中老婆孩子饿得要去母亲家蹭饭吃，遭弟弟白眼。后来伯廉受了妓女的敲诈，才赌气把家里人接去。“伯廉虽说有家眷在上海，其实他夫人也可怜，挂了个虚名，伯廉何曾在家住过一夜？”后来他因为合伙做生意被别人算计了而气恼，“带着一脸怒容，被四先生瞧了出来，笑道：‘伯翁，今儿为什么事，这般气恼？莫非陆姗姗的事被嫂夫人知道了么？’伯廉道：‘那个黄脸婆子，我便再娶上几个，她也没法儿’”。伯廉只为钱而计较，家里的女人根本不放在他的心里。
在《苦社会》中，阮通逋是个迂腐的读书人，并不是个恶人，但他对家庭妻儿的责任淡漠到令人发指。他老婆“朝上为没有柴米，脱一件旧棉袄，叫通逋去当几个钱，籴两升米，买几把柴，回来好一家子煮粥吃”。当通逋被妻从街上找回时，“通逋道：‘当了两百钱，吃茶用去五十二文，吃酒又用去一百四十一文，肚皮还没饱哩。’
他婆子呆了脸，不则声，忽然又号啕大哭起来。孩子不懂事，还牵着娘的衣裳，叫道：‘肚皮饿得慌，爷也回来了，娘快些去烧粥吧。’
他娘一声不睬，直哭得不断头。”女人的哭声里，既有面对饥饿的孩子的绝望，也含有对男人无情的痛恨。但她没有别的依靠，她的指望只有这个男人。所以当她饿到只有三丝两气了，还是向来帮忙的邻居表示她对男人的担心：“‘不瞒嫂子说，我已三天不见米的影了。大前天剩下三十余文，分给孩子们，一天一人，也只买得一个饼。我们的通逋呆想了两夜，通没有睡，今天绝早出去，到此刻还没回来，他这里无亲无眷，身边又没钱，茶坊酒肆也坐不住，他偏有些执性，倘然有些……’说到这里，握着脸干哭了一会，接着说道：‘有些三长两短，嫂子，你叫我眼睁睁看这四个孩子，不成都叫他们跟着死！’”他家邻居李心纯也是穷到欠债无数，但他自己外出躲债，让老婆在家应付债主，结果，他老婆被债主拍台拍凳地大骂，还被赶来的债主老婆女儿打了一顿，孩子也受尽惊吓。这个男人同样丝毫没有对老婆有歉疚的表示。
即使生在富裕家庭，女性也不被看重。小说《胡雪岩外传》中，胡家二小姐被胡老爷随便就许配给开当铺的。丫头文杏听人说，“老爷不过见他会吃。因前儿同桌，见他一下子搬下了五六大碗干饭，老爷便爱上了他，竟一口子把个咱们小姐许了。这可不是那里来的冤枉呢！”
小说《轰天雷》是根据历史事实写的一个男人的悲剧。戊戌政变后，常熟沈北山给朝廷上了一份万言书，要求慈禧太后归政给光绪帝，并要求诛杀荣禄、刚毅、李莲英这“三凶”。因无人替他代奏，他就在天津《国闻报》发表，轰动全国。小说把沈北山改为荀北山，情节基本与事实相符。小说中，北山的非凡之举和他受到的性压抑有关，他的妻子贝小姐出身名门，新婚之夜就对他极其厌恶，不让他进门，此后更将他赶出家门，不愿再见。但小说只表现了贝小姐对北山的厌恶，造成北山更加抑郁癫狂，却并没有更多从贝小姐的角度，揭示她更是个悲剧人物。一个花容月貌的名门闺秀，却误嫁一个不但“身材短小，面目可憎”，而且举止呆傻的男人为夫，就此误了终身，而无法解脱。
在《冷眼观》中，我们可以通过一副出自女性之手、让一干文吏都佩服的自拟挽联，看看女性是如何曲折地表达自己对被忽视的怨愤的：“上联是‘我别良人去矣，大丈夫何患无妻？他年重续丝萝，莫对生妻谈死妇’；下联是‘汝从严父哀哉！小妮子终当有母。异日得蒙教育，须知继母即亲娘’。说着，大家都拍手叫绝，我实在感叹不已。那两副挽联，不但炼字炼句，亦且确合身份，各尽其妙。”让这些男性感叹的不仅是女性文采的高妙，而且非常“确合身份”。这位女性看上去安于末席，以后由谁替代她都不打算抱怨，潜台词中却满含怨愤： 她死后终会被替代，被忘记，甚至连孩子都会被引导，去适应新的环境，忘记生身母亲。正是因为在乎，她才会强调自己不得已地放手。
包柚斧的短篇小说《巧妇》（1908）说的是一个令人难以信服的故事，但它也说出了对女德评价失衡的事实。村里有一个巧妇和一个拙妇，巧妇平日会讨翁姑欢心，竟有孝名，而拙妇却不得欢心。大盗当前，巧妇预先躲避，并藏匿财物，以致翁姑被缚，财物抢掠一空。拙妇却藏匿翁姑，谓盗欺负弱妇不武，劫掠财物不名，群盗羞惭退去。故事的可疑之点在于两家翁姑平日如何识人，使乡邻说辞颠倒黑白。拙妇有如此巧舌退敌，平日为何不加施展？实际上，巧与拙的说法本身已经是一种善恶判断。女人巧舌意味着不本分，太强势，对于男性中心的不顺服。这部小说中对巧妇拙妇最后的评判，在于孝顺与否，但翁姑难道无咎？拙妇的翁姑竟不识好人心，可见平日的无理；巧妇借机报复有不厚道之处，但可见其翁姑平日的苛刻。要说不辨巧拙，还不是两家翁姑和乡邻失察或漠视吗？《三侠五义》中，女人的巧拙还成为包公识人断案的判断依据：“包公见他口似悬河，牙如利剑，说的有情有理，暗自思道：‘此妇听他言语，必非善良，……’”
小说《三家村》中讲了弱女汪淑兰的曲折故事。汪淑兰因堂兄离间，没能和上进青年程人骏结亲。程另结连理，年余断弦，仍不忘情淑兰。两人将成好事，堂兄杀兰父，劫持兰离家。经一番曲折，程纳妾香雪，新人不愿见面，灭烛入寝。生醒来见灯光大明，兰垂首坐已无声息。留下遗书：“妾负君矣！父仇报，妾心安，妾身明，妾心毕，然终负君矣。呜呼！身有尽时，情无终极，石烂海枯，以永今夕！”汪淑兰受恶男欺负，被好男误解，虽复仇，但蒙名节的不白之冤，竟无脸见爱人。流言可以杀人，兰非死不足以谢天下。但她何咎之有。男人用误解负了她，她临死前竟满怀歉疚反复念叨终负君矣。弱女委屈至此，令人欷歔。
2. 捧杀和打杀
男性对于传统女德的表彰，从来是对父权秩序的维护，而在清末纲常礼教分崩离析的时代，则更是一种自我卫护。女性只有遵守既定的秩序，男性才能安享自己的主导地位。在这种表彰后面，往往隐藏着男性的傲慢，女性的苦难。
包天笑的短篇小说《一缕麻》或许是清末最有名的表彰旧女德的作品。这部小说在民初被梅兰芳改编成京剧，后来在越剧盛行之时，又被改编成越剧，还被拍成电影，改名为《挂名夫妻》，在民国的很长一个时期，都曾产生影响。
小说中的女士是一个旧学新知融会贯通的新女性，才貌双全，和邻居家翩翩佳公子互相倾慕。但她从小和父亲同寅之子订婚，某子有痴呆毛病，女士以孝而完婚，新婚当天即患喉炎，人人回避，只有痴郎尽心服侍。而痴郎因此染病而亡，女士病愈后，为辜负多情而痛苦，不复与公子交往。结尾处云：“呜呼！冥鸿飞去，不作长天之遗音矣，至今人传某女士之贞洁，比之金石冰雪云。”女士最后的感动是真的，但绝不可能是男女之爱。女士的感情缺憾受到了道德的压抑，永远无法言说和弥补。所以女士对贞洁的守护，是一种很空洞的完美。就连包天笑本人后来对这部小说的封建气息也很不满意。他说：“坦白说起来，《一缕麻》这一短篇，有什么好？封建气息的浓重如此，但文艺这种东西，如人生一般赋有所谓命运的，忽然交起运来，有些不可思议的。”小说之所以交运，是因为它迎合了当时对保守女德的相当普遍的社会诉求。
清末新小说中，很多作品有形形色色的创新意识，但褒扬旧女德在这些作品中还是很普遍。晚清后十年的后半期开始出现的言情小说转向，很多言情小说在女德认识上的保守倾向，超过了此前的作品。比如短篇小说《岳群》（1907），还是老套的某生某女的故事，岳群和寿奴一见钟情，两人只得一次吐露彼此爱慕之情的机会，寿奴因此生病。岳徒然为一勇夫，却无追求爱情的决心，寿奴碍于女德，无可作为。而即使寿奴是个新女性，也还要有新男性的配合。作者对岳群的心理如此描写：“然色者祸之媒，吾宁远之，吾当早挥吾慧剑，断此情丝。”岳群仍把女人看做红颜祸水，寿奴除了生病和死亡，还有什么出路？
吕侠的《血帕》（选自《中国女侦探》，1907）是一个有创新意识的小说，它采用了当时流行的侦探小说样式。但形式是新的，内容却是旧的。两个女孩被贩卖，寄居人贩子吴家。邻家为女孩指认某人为其母，欲骗其财产。此假母死，女孩适闻吴要卖她们于不轨之人，自杀殉母，并保全贞节，死前写血书表明心意。处理此案的官员感叹：“‘贤哉二女！绻绻于其母，孝也。宁死不辱，义也。苟非其所有而不取，廉也。孝且廉且义，贤哉二女也！’众闻之，俱叹息切齿，而哀二女之不辰也。”两个女孩非常悲剧，不但被邻家骗，被假扮的母亲骗，被人贩子操纵，还要为假母殉情，为守贞自尽。女性的苦难，被几句空洞的女德表彰掩盖了起来。
《冷国复仇记》是一部很有时代特色的爱国小说，在民族危机深重的清末，有激励民气的作用。其中帮助义士成功的关键人物是一位侠女子秀琼。她容颜美丽，奸臣艾似兰欲迫她做妾，把她抢入狱中。秀琼在狱中无意听到起义人士的密谋，发愿施美人计，助其成功。秀琼忍辱做了艾的小妾，“暗暗使出绝技，弄得他志气昏迷，神魂颠倒，把国事暂搁在脑后”。获得艾的信任后，把他骗出城，又唆使艾让一个义军头领守城，起义一举成功，艾也被杀死。此刻，“跟人也四散逃走，只有秀琼一人呆呆立着，见惠远明已将艾似兰杀死，即正色说道：‘虎狼已除，恢复自由，你们的目的已达，即妾之心愿已了。前番抛却名节、隐忍受辱也还值得。如今仗着大众好好做去，本无须妾帮助了，妾死也瞑目矣。’说毕，不防他将头在山石上一撞。惠远明急拖住时，头骨已碎，脑髓迸裂，已来不及。于是大家叹息，收拾他的尸骸，然后打算还去”。编者在说明中说：“本书版权页上署‘译者守白著’，究为译作，抑为著作，不能确定，似在两可之间，或原有所本，而经守白重编。”不管整个这部作品是否译作，这一段显然具有浓重的传统中国伦理色彩。战事结束，跟人尚可逃走，秀琼是复国功臣，她更可以堂堂正正地离去，但秀琼却选择了做烈女。秀琼把国家利益看得比身体的贞节更高，已经充满了新的时代色彩，这是传统烈女不能达到的境界。但失身的经历让她无法苟全。“秀琼一人呆呆立着”，她很无助地在做一个痛苦的抉择。而周围的人显然对此有足够的理解。“不防”、“来不及”纯属虚晃一枪： 怎么会拖不住，即使拖不住，一撞怎么就有“头骨已碎，脑髓迸裂”的后果。倒是拖住了，书里书外的人，不知拿她怎么办好。所以秀琼撞死，周围人反应平淡，没有人觉得秀琼死于非命，只有一声叹息，而没有惊愕、悲痛。
如果说男性对女德的褒扬，是对男性秩序的维护，那么，他们对女性失德的指责，则是对于礼教伦理失范的恐惧。甚至他们自己的罪孽，还要让女性为之承担。有一篇表现男性特别狭隘恶毒心理的小说，虚白的《暗中摸索》，可以说明这个问题（1908）。陈生穷而有才，得先生赏识，荐于富翁好友为婿。一蔡姓猥琐男落空，心有不甘。蔡与陈同学，言语中得知陈家中的门洞机关，以花局赌其不回家，暗中乘机潜入陈家与不知情的陈妻交好。陈获悉真相，竟不动声色，暗中搬家，原处移入麻风女，再诱蔡入内尽欢。随后故意邀请同学回家，让蔡看到他一再去寻欢的地方并非陈家，而是一麻风女的居处。蔡身体遇毒，连累一家入居麻风院，生下儿子也堕入苦海。陈报复了恶人还不够，在妻子临死前，告知了她真相。只见“涓涓色变气塞，泪流蔽面，忽然晕去。比醒，强足更衣，至陈生前再拜，以剪自摔其喉卒，呜呼烈哉！”涓涓两次为陈生的轻率付出代价。陈生交友不慎，出言不慎，以致妻子受辱。妻子既不知情，一生平安度过。但陈生耿耿不能释怀，妻子临死前他还要让妻子蒙羞，涓涓竟在丈夫面前为自己“失德”再拜谢罪。陈不但报复恶人，还报复了为他牺牲的妻子。涓涓何罪之有！竟不能寿终正寝，要以剪自裁。
在清末小说中，男性不但延续了对红颜祸水的鄙薄，而且对女性日益“泼悍”，有特别多的责难。这一时期有两部小说写大家族的衰落，都把女性作为败家的主因之一： 一部是大桥式羽的《胡雪岩外传》，一部是黄小配的《廿载繁华梦》。《胡雪岩外传》中第九回写到家中大少爷和丫头调笑，偶儿大爷和四太太房里的胡嫂有交情，都是家风不正、家族开始衰败的因头。而《廿载繁华梦》中最后周家被查抄，旁观者议论道：“周某还有一点好处，生平不好对旁边说某人过失，即是对他不住的人，他却不言，倒算有些厚道。只他虽有如此好处，只他的继室马氏就不堪提了。看他往时摆个大架子，不论什么人家，有不像他豪富的，就小觑他人，自奉又奢侈得很，所吸洋烟，也要参水熬煮。至于不是他所出长子，还限定不能先娶。这样人差不多像时宪书说的三娘煞星，还幸他只是一个京卿的继室，若使在宫廷里，他还要做起武则天来了！所以这回查抄，就是他的果报呢！”小说中对周庸佑好色败德有详尽描写，但最终还是把周家的败落，归在坏女人身上。
刘鹗《老残游记》中黄龙子对女性败家的一番议论，和这两部小说的逻辑如出一辙：“你想，人家有一妻一妾，互相嫉妒，这个人家会兴亡吗？初起总想独据一个丈夫，及至不行，则破败主义就出来了。因爱丈夫而争，既争之后，虽损伤丈夫也不顾了；再争，则破丈夫之家也不顾了；再争，则断送自己性命也不顾了；这叫做妒妇之性质。”无怪这样一部列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列、对社会批判尚有力度的大作，李欧梵称之为保守。信哉斯言。
清末小说中的失德女性，姨太太小妾多半是失贞，大太太多为泼妇悍妇。小说《冷眼观》第二十二回中，一大员自曝有9个姨太太，一日回家故意不行放炮仪式，结果姨太太个个慌张，丑事尽行败露。同僚便劝他：“从古老夫得其少妻这一句话，在《周易》上谓之‘枯杨生稊’，一上其首，就带着三分勉强气，不是顺天运行的事。若再处处顶起真来，不准他们同一个男人星子碰一碰，岂不要勉强上更加上一个勉强，要拿勉强做高帽子戴了么？就是驾驭得法，不至急出别项事故来，只恐那副从心眼里就不如意的样儿”。姨太太的放肆和旁观者的解劝，还说明自由的风气，对女性守贞态度带来的冲击。
清末小说中的泼妇还常被用来和官场黑暗联系在一起。《冷眼观》的第四回和第五回写了一个无影生道台惧内的笑话，道台不但被夫人随意打骂，而且被拿着便壶醍醐灌顶。夫人如则天皇后一样好色。有一次道台回家正撞上太太与书启苟且，只敢在外间打鸡骂狗，反被太太赶出来呵斥一番。于是“我”议论道，“这样卑污小人也会做到道员，而且还是科甲出身，真是政界上的污点！”说故事的云卿道：“他同一位极知己的朋友谈起他所以飞黄腾达，忽而军机，忽而关道，都是那惧内的能力效果出得来的利益。你笑他惧内不好，他还当作极有荣耀的一宗事业做呢！”女德不守，男身不修，家不平则国不治。作者从女德失守上还找到了政治腐败、国家颓败的原因。
《市声》的第二十四回也写到一个悍妇。尚小棠去古老三家，正碰上夫妻吵架，急忙出门避走，结果，“远远望见一男一女，正在互相争执。走近一看，不是别人，正是方才吵闹的古老三，一夫一妻，互相争扭。小棠看了不雅观，只得相劝，死命的拉他两人回来”。女人为了争回被男人骗抢去的财物，不怕闹上了街，甚至发生肢体冲突。在悍泼行为里，女性争权得到了表现。
在琴心的短篇小说《一剪魂》（1911）中，对女性失德的攻击，恰恰反映了男性的狭隘。顾先生有新思想，敛资创女学，妻秀畹与他共同主持校事。顾年逾三十，无子，想纳妾。“秀畹虽大家女，性泼悍而妒，尝对客面辱其夫，所弗恤，矧斯事体大，讵开一面之网。”顾在外物色到美人丽君，秀畹诱其返家，打骂不够尤逼自尽。又诬丽君藏剪刀刺己，逼顾将其逐出家门。顾自此淡了家国观念，沉溺花丛。后遇见已入娼门的旧人，两人抱持而哭，先生集五百金为女赎身，两人双双遁入空门。这篇小说写了新女性的可怕一面，尤其说到她还在办女学，把女学的积极意义也给颠覆了。作者把同情全部给了顾先生，但事实是，男德有亏在先，丽君无辜连累，而泼妇也有些不得不泼的无奈。
旧时被称为恶女的多表现为悍妒，大户人家妻妾成群钩心斗角，对奴仆虐待时有发生。这和女性长期处于逼仄的生活空间，心胸狭窄，感情受到压抑有关。而女性往往无法改变这种不自由的生活，如果对这种压抑有所怨恨，有所反抗，便成为恶行。晚清女性虽然并未普遍接受女权的思想，但松动的社会性别结构给了女性反抗压抑更多的空间，这种泼悍的争权行为也更为多见。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说了一个笑话，“观音菩萨到玉皇大帝处告状，说：‘本来是西竺国公主，好好一双大脚，被下界中国人搬了我去，无端裹成一双小脚，闹的筋枯骨烂，痛彻心脾，求请做主！’玉皇攒眉道：‘我自顾不暇，焉能和你做主呢？’观音诧问何故。玉皇道：‘我要下凡去嫁老公了。’观音大惊道：‘陛下是个男身，如何好嫁人？’玉皇道：‘不然，不然，我久已成女身了。’观音不信。玉皇道：‘你如果不信，只要到凡间去打听那一班惧内的朋友，没有一个不叫老婆做玉皇大帝的。’”惧内已成为社会风气，大家见怪不怪，只当笑谈一笑了之。
《文明小史》第三十九回老法母亲和新法儿子有一番关于女学生的对话。母亲说：“‘但是那学堂里的女孩子，放大了脚，天天在街上乱跑，心是野的，那能帮你成家立业，侍奉得我来？我倒不明白这道理。’逢之道：‘不然，学堂了的女学生，他虽然天天在外，然而规矩是有的。他既然读书，晓得了道理，自己可以自立，那个敢欺负他？再者，世故熟悉，做得成事业，讲得来平权，再没有悍妒等类的性情。’”儿子对于女子无才的旧德，做了间接的否定，而且接受女子“天天在外”，不受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约束。他还相信，女性广阔的见识，可以培养宽阔的胸怀，治疗“悍妒”恶习。
3. 旧道德和新文明
对于女性旧道德和新文明的态度，《女子世界》主编初我的《女界之怪现象》一文，或许表达了当时很有代表性的一种意见： 女子苟无旧道德，女子断不容有新文明。
痛乎罗兰夫人之曰：“自由自由，天下古今几多之罪恶，假汝之名以行！”很多自认为文明、新潮，支持争女权的知识分子，对女性新道德的接受却是很有限的。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塑造的姊姊，是个开通的女性。第二十一回中，她和“我”、“我的母亲”一起讨论女子抛头露面的问题，认为扭扭捏捏、躲躲藏藏反逗引轻薄男子。如果举止大方，不轻言笑，在街上走路又有何妨。古训“内言不出于阃，外言不入于阃”，只是男主外女主内的意思，并不是女人的话不能传出去，男人的话不能传进来，不然男女在一起都成哑巴，或者说，外面都是粗鄙之言，里面都是猥亵之言了。“姊姊”对于传统女教有创新发挥，还是利用那几句旧道理，为新做法维护。她还说：“古语还有一句说得岂有此理，说什么‘女子无才便是德’。这句话我最不佩服。或是古人这句话是有所为而言的，后人就奉了他做金科玉律，岂不是误尽了天下女子么？”但是她话头一转，又为读书作了一个注解：“初读书的时候，便教他读了《女诫》、《女孝经》之类，同他讲解明白了，自然他就明理；明了理，自然德性就有了基础，然后再读正经有用的书，哪里还有丧德的事干出来。”女子读书还是为了接受礼教，新文明和旧道德杂糅在了一起。
吴趼人的《劫余灰》是一部写得很曲折好看的小说，虽然作者说是敷衍一个“情”字，但主旨却是表彰女主人公朱婉贞的“贞和孝”。在朱婉贞和其父朱小翁身上，也是杂糅了新和旧的观念。朱小翁“平日为人，专讲理学，真是一个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古板君子”。但他却允许女儿不缠脚，会读书会写字。因为家中没有男孩，女儿被当男孩养，朱婉贞有着好强能干的新女性因素。但朱婉贞在以为丈夫已经辞世的情况下，即使未过门，也坚决要为丈夫奔丧守节，她的女德还是旧的。
包天笑和徐卓呆的《无线电话》（1911）也是一部表述自相矛盾的小说。这是一个幻想故事，亡夫在雷雨天借助雷电和电话，与未亡人通话，交代家事。这对夫妻有一双儿女，亡夫的期望是，儿子“结儿只要娶一个能操家政的媳妇。若一定要娶程度怎么高的女学生，打算帮助丈夫学术上的研究，这就很靠不住，家庭间反要弄出笑话来呢！与其女学问家，还是女教育家，或者有些实用。至于絮儿的婚姻问题，……女子是不能独立的，所以总要一生不致依赖他人，才称得是个好女婿”。包天笑自己曾筹办女学，也在女校当过一段时间教师，但笔下反映的看法对女学生仍不接受，也不认为女子可以独立。小说中这位亡夫一边在说女子无法独立，一边又在骂妻子因无法维持家庭而想寻短见。“岂可仅恋夫妇之爱情，反厌家庭之苦况，即欲自尽短见？笨极！笨极！”马上就自相矛盾起来。
同样，我们还可以看到，在标榜思想新潮的陈啸庐的《新镜花缘》中，却把古代烈女当女性的榜样。在一些小说中，新旧道德的混杂，甚至带来了表述的混乱。
小说《多少头颅》是一部假托波兰亡国后，表现百姓被外强杀戮惨状的作品。从小说写“新政没有成功，连那几个明白宰相也赶出京城”，可见实际就是写清朝的事情。小说写到守城将军经不识即将失守，信送到后方父亲处，媳妇也讨来看，然后流露殉情念头。值得注意的是公公道文的心理活动：“道文意外听得这几句话，面子上虽然劝慰她，心里已有三分忐忑，然也不去防他。因为夫死妻殉，是爱情深重一定的结果。国将被人灭，百姓将做人奴隶，媳妇有自尽的心，真是求而不得的，又何必去阻挡他呢？所以道文也欢欢喜喜，走进里面去了。”媳妇求死，公公欢欢喜喜，虽然有大义至理，总怪异得令人难以接受。更奇怪的是作者接着殉夫这件事往下议论起男女不平等。“我起先听见一个野蛮国度，有个鄙俗相传下来，没有人知道改革。说是好女不嫁二夫，……若男的死了，女的就同遇见了晦气星一样，红衣服也不着，真珠儿也不戴，一世做个独宿的鸳鸯。若是改嫁，大家就指着他骂，无耻贱人，忘义泼妇，都是他的绰号。还有那皇帝宰相，定个混账的例子，有不嫁的，就同他造一个牌楼，算为人坊表的意思，真正有趣，真正可笑。”“我还听见旁的野蛮国，也有个鄙俗，恰好同这个相反，说是女可嫁二夫，男的不可娶二女。女人既死，男人不准再生。四十九天以后，就要把男人装在空棺里面，用绳吊下万丈深井，活活饿死。哈哈，益发有趣，益发可笑。”既然作者认识到寡妇不许改嫁是野蛮国的鄙俗，又为何赞许经家媳妇的自尽呢？作者以两个“野蛮国”来说明性别应该平等的道理，但又以为女强男弱益发有趣可笑，对女性的贬低仍然非常明显。这一类思想混乱、自相矛盾，甚至表述逻辑也比较混乱的小说，在清末小说中还是占据一定比例。比如绮痕的《爱岑小传》（1908），更是一篇莫名其妙的小说。作者把爱岑写成天真烂漫的女孩，而她其实是个受母亲摆布、试图靠美貌嫁大官让一家人脱贫的可怜女孩，却把另一个自由恋爱、得到多金有情的爱人的翠如，写成“性黠”、虚荣的女孩。在这些作品中，思想的混乱或许加剧了表述的混乱，这样的小说甚至失去了细读解析的价值。
清末小说也有通过正面的方式，倡导和维护新女德的。《女子世界》上曾登载《女工厂开学歌》（1905年第2年第1期），倡导女性走出家门，为社会做贡献，态度要大方坦荡：“男儿终日走四方，女儿终日坐在房。从今更换旧文章，自由自主出门墙。但愿你大大方方，人前不要太惊惶”。小说《卢梭魂》中的琦青，为这种说法作了诠释。琦青在春镜园差点被洋人欺辱，梅痴出手保护了她。过一会，两人又在路上碰到。但那女子却也蹊跷，她对着梅痴秋波漫转，笑靥微开，竟有欲语不语的光景。梅痴定睛一看，不是别人，正是春镜园里救的那个女子。……
列位，你道这琦青是谁？她本是户江女学校里数一数二的学生。梅痴的姓名没有访着，她便罢了不成？她过了数日，毕竟千方百计访着了，还有谢函通到大和去给梅痴。书中并有青山不断、绿水长流等语。她和梅痴那一番爱情，是不用赘述的了。作者对琦青“数一数二”的评价，明显是对女性有学问的褒扬，已经树立了新女德的标准。而琦青对梅痴眉眼传情，作者的描写毫无贬义。后来琦青又非常主动地联系梅痴，不避讳表达感情，作者对此都表现出非常开明的认同态度。
在《女子权》中，有一位林寡妇慷慨捐资办女工厂，“农工商部大臣以为林寡妇肯捐如此巨款，为此古今未有之义举，实所创见。便奏请破除陈例，特封林寡妇为一品夫人，并赏给御书匾额一方，着直省督抚建坊于女工总传习所门前，以垂不朽”。寡妇用先人遗产为社会造福，当局用匾额作为牌坊的替代品，用以表彰寡妇的新女德。
在《瓜分惨祸预言记》中，涉及了对孝的新理解。第九回中，女学生王爱中（意为爱中国）父亲被洋人掳去，情愿投降，洋人不齿，将他推出斩首。王爱中“说到此，已是哭得说不出话来。少顷，又哭道：‘同志诸君，何尝不有死的。但是虽然死了，却是光明正大，轰轰烈烈的令人敬慕。而今妾父死了，却博了……’说至此，又咽住口，哭得泪人一般”。哭声中掺杂着孝心和爱国心，她既为父死伤心，更为父不名誉的死而痛心，爱国心高于孝心，这是新女德的进步之处。
《黄绣球》中，黄绣球丈夫黄通理对三从四德的从，也有一个新解。“‘三从’的‘从’字，只好讲作信从，不是什么服从。有个信字，从不从还在自己的主意，便是有自己的权。虽然服不服、依不依道理也是一样，觉得词气总差了些。”虽然是由男性来灌输新女德，虽然还是要坚持三从四德，但对女德的重新阐释，表明旧礼教已经不是铁板一块，它的内部开始松动了。
而清末大部分的女德观，是这样一种新旧掺杂的形态，很少有完全的新和完全的旧。而且每个人可能根据自己的经验和体会，只选择接受一部分的新，但社会的整体改观，或许就在旧的慢慢解体，和新的慢慢渗透中发生。而之后到了民国，小说中则出现了一些更为激进极端的颠覆女德的女性，比如李翰秋《魅镜》中拥护公妻理论的鲍超雄，网蛛生《人海潮》中主张娶男妾的秦爱心，而鲍因为父亲曾不同意自己的婚事，连父亲的丧礼都拒绝参加，完全无视亲情伦理以反抗孝行。这些过激的主张和行为成为民国一些女性冲击旧女德的策略，但也促使新的女性重新思考女性道德的界线。
4. 《芴山记》中半新不旧的女德
《芴山记》是清末一部长篇侠义小说，故事发生年代和地方都不详，作品有很强的幻想性和虚构性。但这部作品的清末时代特色还是很明显，它是一个传统侠义小说的女性版，里面的侠客全部是女性。小说写了一个男子颜少青建立芴山王国、成为芴山王过程中发生的事。他先后娶了16个女子，这些女侠作为颜少青的宠姬，帮助颜少青打江山，保江山，使芴山得以安享20余年的太平岁月。小说作者对女性的抬举，反映了清末女权的开始兴盛。这部作品是一部既推举女权、又压抑女权的思想矛盾的小说，但它反映的基本面和清末对女德的认识有关。
《芴山记》写了一个女儿国，在这个王国里，女人多男性化，而唯一的男人却非常女性化。颜少青初登场时，“年十四五，神清骨隽，不类强盗”。玉公问一句，他便“言着泪下”。说到伤心处“泪滚滚如流泉，呜咽着不能成语”，毫无男子气概。及至年长，“两片脸皮，似淡桃花的一般。这双眼，白的是澄澄的水，黑的是元元的珠，转一转时，觉满脸都生了春色，笑一笑时，觉两眼都晕了秋光。……”靠了这样的花容月貌，“人人都想嫁他，故此收得满庄儿的娘子”。好色成了女子的习性，而且作者对此毫无贬义。
而那些女性还一个个文韬武略，居多的是勇猛无比的女侠，根本不受传统女德的约束。龙飞六七岁时即能打虎，足足、香香姐妹拿巨石当纸球抛，足足杀虎的勇猛，更在武松之上。一下杀了两虎，还不甚费力。而尼姑无智武功比她更为高强。而她们的长相也翻版了《水浒传》中的男侠，第三十五回中：“见一队女军绣旗飘飏，引着一骑女将，朱唇绿面，凤眼蛾眉。家宝大惊失色，少青曰：‘此某姬人白雪燕耳，浑名雪枪娘。’……家宝又指拿铁棒的女将，脸碧眉青，身躯略矮的相问”。这些女性形象，挑战了女为悦己容的陈词。
因此，颜少青和女性之间的男女角色常常有些颠倒：“香香按着少青曰：‘他说你们这老公，是花团粉捏，娇养惯的，你两个又粗又莽，须要怜他，爱他，护着他，顺着他的性儿，哄得他欢喜，这么说哩。’”而且外出时，少青的小妾无知扮作男子，少青却扮妇人。男女的角色互换，使得性别气质互相渗透，达到了西方女性主义所谓的“双性同体”的效果。而男性气质对于女性的渗透，对于清末的女性或许尤其重要，侠女理想是对“天下兴亡，匹妇有责”的一种回应，而娇鸾、龙飞、花容等女性的智谋才干，也是对女性才能的肯定。
第五十一回中，颜的对手绍潜光试图对少青施用美人计，翰林学士丁勉之作了否定：“臣闻少青虽用妇人，然以才选，非以色选也。故可足足赭颜方面，白雪燕绿脸青眉，张银银、窦小端脸俱黑色，然皆宠贯六宫，势倾朝野。彼花容，一黄瘦村娃耳，非有飞燕之轻盈，玉环之丰艳也。一旦举而置之相位，能制历书，秉朝政，而和衷共济，内外不闻诟谇之声。纵觅得西子夷光，只恐谋同画饼耳。”这一方面是作者为颜少青洗刷好色的恶名，一方面也是对这些女性文治武功的赞赏。第二十四回写到凯旋庆功宴上，男将军“韩陵把盏笑曰：‘今日奇功，翻出两个女子之手，我们男子，是没用了’”。这似乎是整个小说试图表达的一项主题，女性可以在社会上有越来越大的作为。
小说中写到一个婢女出身的将军朱芳连，是一个争女权的代表人物。她在家时，就怂恿主人蕣英一起投军。“蕣英叹曰：‘汝言是也。我们身为女子，转侧仰丈夫鼻息，老死闺中，亦复无谓。汝去投军，与汝同去。’”蕣英的女性意识也很强，但蕣英父母不允，朱只好独自而去。朱连芳到了颜营中，做了女将军，对“年纪约十八九，神清骨秀，玉照中人也”的春荪一见钟情，主动甚至强迫男孩即时定下婚约。男女角色的互换模式又一次重演。所以第三十六回翠屏之母夏夫人感叹“近来的世事这般颠倒，呵呀！是颠倒得没法儿了。”春桃也发挥道：“即如我们赵庄公，也是个女人。白狼乡长范百花，亦是个女人。大都近来世界不好，阳气消，阴气长，一片混混闹闹，都是妇人的世界了，果然是颠倒得没法儿了。”清末争女权的时代气息扑面而来。
但这部天马行空的小说，虽然可以把女子写得无所不能，她们毕竟根植于作者熟悉的清末时代，无法完全超脱于时代的认识局限。第三十回中，写到余余子即花容见颜少青宠姬娇鸾妒贤嫉能，不愿嫁入颜家自寻烦恼。但其母求富贵心切，哪管女儿心思。她破口骂道：“‘我养了你十几年，穷得饭也吃一顿没一顿。你兄弟又不长进，你又不肯招女婿。今老天怜悯，降下福泽，故此这庄公费千金聘你，你又横推竖塞的，不照照影，你贱骨头由你罢了。难道我老人家不应享一日福才就木么？’余余跪在地下哭了一回，曰：‘母亲休恼，请去安寝。为儿的依着母亲就是。’姥姥曰：‘这才不枉养你一场哩。我去了，你违着我时，我拼这条老命吊死罢了。’”母亲用女儿去求富贵，心思丑恶，她还借助长辈的地位逼女儿就范，无非是用传统的孝道来约束女儿。而这位睿智多谋的女儿，却绕不过女德的阻碍，只好任由母亲处置她的婚姻。
而小说最根本秉持的，其实还是旧女德。虽然颜少青的16位宠姬不完全是以色取悦于他，但她们的才能还是用来取悦于他、为他所用的。第二十九回“聘花容五佳人齐开谏口 踏月影两娘子各诉隐衷”中，无知和雪燕谈心吐露胸怀：“假令我与娘子，竖一丈旗。倡于东南；无智与公挪，提三尺剑倡于西北，云集相应，以芴山双手奉与颜郎，岂非大快！”女人争强好胜，最终的心愿是赢得爱人的快意称心。这也完全是男性中心的思维模式。
所以，《芴山记》其实还是一本封建气息浓厚的小说，虽然它有新思想，特别是其中的女权因素有很明显的表现，但它缺乏对新的国家建构的想象，也缺乏对新道德，特别是新女德的想象。男女角色互换在《镜花缘》中其实已有先例，但男权模式并没有根本改变，尤其是旧女德的约束，使《芴山记》在新女性的塑造方面，没有更大的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