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物质的进步首先为女性的外在形象带来了很大的改观。西洋新技术带来了织物的变化，洋布、轻薄的纱质面料在服饰上的使用，使女性的衣服面料和式样有了很大的变化；新的服饰配件的使用，比如阳伞、香水、香皂等逐渐普及使用，女性对身体的美、卫生和健康都有了新的认识。女性的外在修饰一直被看做是“女为悦己容”，19世纪末创办的《女学报》已经指出了这一点： 妇女“凿其耳，削其足，粉黛其面首，以悦男子之目；供养服役，以适男子之意”。在清末性别平等意识的渗透中，以废缠足为引导，女性的修饰已经力求从男性的观看中解脱，但这种约束还是存在。1909年，学部对女学服色作了具体规定，要求女学生只能穿蓝色或浅蓝色的长必过膝的长衫，“不得簪花、傅粉、披发及以发覆额”。“不得效东西洋装束。”这一规定是和女学章程规定的礼教大防，保守传统的基本宗旨相配合的。
这一时期的女性，自信和自主意识有所加强，对女性气质有了更大的关注。从言行举止，到举手投足，女性显示了她们对生活态度、性别交往和社会参与等方面的新见解。因为风尚关乎社会，女性对风尚的敏感实际上包含了女性要走出闺门、更多融入社会的观念，因此，它也促进了女性的社会性别得以发展。
1. 保国强种废缠足
早在19世纪中期，陈虬、郑观应等人就曾提出“弛女足”的主张。1883年，康有为在广东南海首创《不裹足会草例》，呼吁女性放足。此后，废缠足成为维新派一项引人关注的社会改革项目。康有为特地上了《请禁妇女裹足折》，把废缠足和国家兴亡联系在一起。因为“欧美之人，体直气壮，为其母不裹足，传种易强也。回观吾国之民……为其母裹足，故传种易弱也”。而有弱种就会有弱国。
中国自五代以后，兴起女子缠足之风，到明清时候风行全国。女性因缠足而成为废人一向没有受到关心，男性津津乐道的是女性香莲的迷人之处。李渔在《笠翁偶集》中细细地描述赏玩小脚的乐趣，香莲博士方绚曾著《香莲品藻》，品评香莲之四忌、五式、九品、十八种。缠足在晚清成为问题，是因为国家民族的危机当前，男性知识分子在寻找国家弊端时，延续了红颜祸水的传统逻辑，在女性身上找到了突破口。女性缠足和不学成为女性最大的罪状。因此，这种废缠足理论，很多充满了对女性的指责和鄙视。比如黄鸽生指责女性缠足后，“皆成废疾，不能教子佐夫，而为之夫子者亦只可毕生厮守，宛转牵连，无复有四方之志……是缠足一事，到天下妇女之足者患犹小，丧天下男子志者患无穷也”。女性缠足最大的罪过，在于成了男性的拖累者，不但影响了相夫教子，而且成为男性的诱惑者，让男性丧失志向，从而妨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梁启超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那里拿来“分利”说，指责女性分了男性创造的家庭和社会的利益，对社会毫无贡献，也是基于相同的逻辑。《文明小史》中的钮逢之说：“我们中国虽然有四万万人，倒有二万万人不中用，就是指那裹脚的女人说了。”
这些维新者的废缠足主张，很多都忽视了女性本身的痛苦和女性完全被动作出的身体的牺牲。女性的缠足并非女性自愿的选择。在小说《新中国》（1910）中，陆士谔想象了40年后新中国的样子，所有丑陋的习俗不但绝迹，而且让那时的人觉得无法想象。一位在新中国出生的女性咏棠如此天真地猜想妓女“不是植物，定是建筑物”。她对缠足也觉得不可思议：“这时光的人怎么竟这样的愚笨？连肢体都不知道爱惜，一定要伤残他。最愚笨的，总要算着禽兽。然而，自己伤残自己的肢体，就是禽兽，也不肯呢！难道这时光的人，比了禽兽，还要愚笨不成？”
而当时掌握话语权的男性，就让无法分辩的女性陷入了邪恶和愚蠢的泥沼。有民谚云：“小脚一双，眼泪一缸。”哪个女人自愿去吃这个苦。另一个小脚民谚说：“裹小脚，嫁秀才，吃馍馍，就肉菜；裹大脚，嫁瞎子，吃糠麸，就辣子。”女性在经济上无法独立，男性的喜好决定了她们只能以全面牺牲自己的代价，去换取稳定的生活。即使如清末的总理大臣李鸿章的母亲，也因脚大而被李鸿章看做有失身份，被尽量限制抛头露面，其他女性不缠足的压力更可想而知。
小说《胡雪岩外传》中，就描写了胡雪岩之妾为了争宠，自愿为缠足受尽苦难，以纤不盈握的香莲讨男主人欢心。“原来男女平权之风尚未行到中国，故胡宅的缠足是一桩极考究事，家里有一个大脚的，便以为耻，竟不知万国九洲什么叫作天足世界呢！所以一个个连太太、小姐以至丫头，都是纤不盈握，娉婷可爱的。这胡达先生又要精益求精的考究，务必要那双脚尖儿瘦得如一只笔头儿似的，才合他的心意。这戴姨太太本来是与朱姨太太并宠的，因要占人头地一步，所以分外用心在这一双小脚上，专门雇下两个老妈子给他缠足，已经小的不过三寸了。因布条子缠不紧，用白纺绸扯成条子，拿来缠着，便觉又薄又软。缠紧过之后，一定又要走他松来。痛了走不来，便叫丫头们夹抚着走，两个一班的轮流抚搀，走松了再缠。夜间疼的了不得，只把那双小脚搁在床栏上养力。后来果然缠到要人魂夺人魄的地步。这大先生爱的如香枕儿一般，不忍暂时释手。”男人将女人只是视为玩物，看到的是女人表面的心甘情愿，看不到强作欢颜背后的无奈和痛苦。
小说《醒世新编》是一部回应英国人傅兰雅的“中国所以不能自强者，一时文，二鸦片，三女子缠足”的说法而写作的小说，废缠足成为小说重要的主题之一。小说写读时文的孔先生屡试不第，又被辞馆，几乎饿死，幸好他的老婆劳氏是大脚妇人，靠种地独立谋生。“先生回家时，看自己田稻葱葱郁郁，比男人种的更好，因此又服了老婆。仔细想；‘老婆大脚却是有用的。’”而小脚的赵姨娘因为懒于行动，无能力管好家务。后来长毛来犯，赵姨娘因为小脚跑不动，被奸污后又被火烧死；丫环春云也因小脚，逃难途中从山上滚落摔死。而丫环雪花因为是天足，不但自己逃脱魔爪，还把小姐阿莲救出来。连妓女招凤也理直气壮地说大脚的好处：“我们做妇人的，要自己想想，若一生一世不动不做，脚裹得小尚不吃苦。若说要做事，要赶路，则大脚件件便宜。我再有一说，我们浙东金华衢州深山中，有一种徐客婆，其女子向不裹脚，能耕田，能筑堤，起房屋，挑重担均系女子。故深山中处处开垦，并无荒田荒地，近年来不知增了官府几多钱粮；各家妇人亦不知挣了几多家私。若照徐客婆看看，天下妇人若皆不裹脚，正如孔夫子说：‘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大脚妇人尽皆变为农妇，于国于家两有裨益。”作者还通过旁人之口，告诉孔先生“此大脚是长三上的大姐娘姨，一年出息少则三四百金，多则千金”。让孔先生愧死。书中的另一个女性月如也对小脚之害、废小脚之利大加发挥：“至于妇人小脚，其害处不但不能保全自己的性命，据我想想，家中养了猪亦是不会动的东西，但养了便有肉吃，若养了不动的小脚，不但无好处，且添出男工女仆的工食出来，又且不能管家，真真小脚要他何用？若将天下妇人尽放了脚，不要说使他种田，添了多少农夫，就使他种种棉花，理理蚕桑，得利亦不能计数。再不然帮帮男人做事，亦且各家均得了好帮手，何至再去雇人，又何至如养猪一般白白养他？”虽然小说中的废缠足主题是明显从男性视角出发，而且以分利说为依据，但总算宣传得很卖力。
1907年，为争取放足、争取办学而最后自杀的女子胡仿兰，成为一时轰动的新闻。胡仿兰的行为是女性自主意识觉醒的一种表现。这一事件发生后，出现了一些文学作品对这一事件进行阐释评价。最有影响的包括1908年的戏剧作品《沭阳女士》，1909年蒋景缄的一折短剧《足冤》，和南武静观自得斋主人的小说《中国之女铜像》。夏晓虹教授曾在《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中对此作过讨论。
夏教授认为：“新闻报导及诸信中清晰可见的那位锐意前行的女志士，在小说作者笔下，已减损许多锋芒。第一回末尾为书中主人公胡仿兰定下的基调是：‘热心女学，守旧礼法，开新智识，到死不变’。……（《中国之女铜像》，上海改良小说社1909年）显然，由小说重塑的胡仿兰形象，已成为作者心目中理想的女性的典范，作品之取名‘女铜像’，亦存此意”。夏教授的说法比较委婉，胡仿兰已经无法为自己声辩，但像《中国之女铜像》作者这样的代言，岂止是有意的减损，恐怕离胡仿兰的心意相距甚远，称之为扭曲或许也不为过。
小说作者称：“到十八岁出阁之时，且不要说他的品貌端庄，性情贞静，早已学有根柢，深明大义的了。所以到了夫家，遵守着三从四德，历代贤德女子的言行，去服侍那顽固的公婆，愚暗的丈夫，生下了两女一男，和和顺顺的过了八九年。”既然是顽固的公婆，愚暗的丈夫，忍气吞声地过日子，哪里会有和顺可言？如果和顺，哪里还有家庭纷争，最后自杀的事情发生呢？作者又说胡氏，“关于纲常名教的，他却仍是信守奉行，一毫不敢怠慢；怎比得那些无识女子，只读了几本教科书，戴了一副金丝眼镜，着了一双皮鞋，便自命为新中国的新女子。但听见说是西法，凭你与我国的风气，有大大不合的，也就冒冒失失的行了；但听见是旧礼，凭你礼义廉耻，女子所断不可少的，他也不肯仔细辨辨滋味，总道是不合时宜的陈言腐语”。按照纲常名教，女子无才就是德，胡氏既然遵守，怎么会理直气壮地去做纲常名教规定女性不应该做的事呢？在《中国之女铜像》中，第四回的回目就是“劝读书夫妻小反目”。作者明明很清楚胡仿兰和丈夫志向不同，最后自杀和胡仿兰心有不甘、又别无解脱出路的心理有关，作者却在小说中，说胡仿兰本来对秋瑾很佩服，后来听说秋瑾“竟鲁鲁莽莽干出一件大背名教，不可为训，野蛮自由的事情出来”，“既然决然的与丈夫离异”，以至于胡仿兰竟恶毒地认为，“装了这个由头把他处死，倒也算不得什么苛刑酷虐”。作者甚至把胡仿兰的死因归为对秋瑾的失望，这恐怕只是作者的一种臆想吧。胡仿兰的经历和秋瑾确有相似之处，特别是她们都有高远的志向，都受制于一个令她们窒息的家庭。我相信胡仿兰对秋瑾的遭遇会有很多同情和共鸣。即使不能完全赞同，也绝无可能有秋瑾死了也活该的想法。如果胡仿兰忍得下家庭的压力，已经缠上的足又有什么忍不下，求死又何苦呢。
作者恐怕只是一厢情愿地阐释胡仿兰，把自己对于废缠足的认同和对旧俗礼制的保守想法，加于一个时代女杰身上，推行给社会。而他自己对于胡仿兰自身遭遇的同情和理解，却是有限的。
在当时维新派大力的宣传下，很多人把废缠足当作一件时新的思想去接受和宣传，真正有多少认同，还是可疑的。李伯元《文明小史》中的新党人物魏榜贤就拿废缠足当一件时髦的事情讲，以显示自己具有新思想：“刚才所说的强种，不是头一样好处吗？而且女人不缠脚，脚下不受苦，便可腾出功夫读书写字，帮助丈夫成家立业。外国的女人，都同男人一样有用，就是这个缘故。目下教导这般女人，先从不缠足入手，能够不缠足，然后可以讲到自由。人生在世，能够自由自在，无拘无束，还有再比这个快活吗？”他的宣讲其实非常概念化，只是一些空头大道理，没有什么感染力和说服力。
另一部短篇小说《小足捐》（1907）对此有更深刻的揭示。某巡检得知上司为无处筹款苦恼，回家苦思，在钟爱的小妾的小足上得到灵感，发明小足捐，次日即报告道员。道员颇为欣赏，但上报到制军处，却以为卑琐，不成政体。当道诸公，多不谓然。巡检为自己差使计，力辩可行： 况此等捐项，足以改良恶俗，启发新机，国计民生，交相裨益，竟决然不能开办耶？
忽有一同寅，出而戏之曰： 君欲谋裾下风流差事乎？未知如夫人之纤纤莲瓣，肯否先放？不然，君既得风流差事，中饱自由，断难免先捐风流款也。君以为是耶？非耶？
一时同寅中，相率而笑之，激之，鄙之，斥之，声嚣嚣于一堂，竟无一怜之者。巡检始而嗒然若丧，继而悄然有思，终而默然无语，颜赤，耳热，无以应去。巡检本爱小足，才有此灵感。发明禁小足捐，只是赶时髦，讨好上司而已，并不是他发自内心想革除旧俗。这种情形的存在，既说明废缠足在晚清声势颇大，连爱小足的也不得不故作姿态；同时说明，很多喧嚣的声势，并没有深入世道人心的深处，改革都是渐趋渐行的。就像陈啸庐的小说《新镜花缘》，也算标榜女学新学的作品，其中一个时髦的女学生舜华却有如此怪论：“目下盛行不缠足的会，在他们高兴得了不得，我说没有缠过的，尽可不缠，若是已缠过的，再去放他开来，岂不多此一举？而且现在讲究时髦的女学生，那种怪现象，架起了一副金丝眼镜，穿上了一双外国皮鞋，格支格支的，在他以为文明打扮，在我眼睛里，我不晓得我的心性儿，天怎样生就的，便觉得万分触目，万分难受。”显然，作者对新有自己的理解，在接受上有很强的选择性。对别人的新看不惯，以为自己新得有道理，是清末很多新小说的特点。很多反对废缠足的，也自以为是新学中人。
即使今天的女性研究，也有将小足以及相关的文化礼仪，当做连接姐妹情谊的女性自足行为，认为“她们感到的自豪，带着发自内心的喜悦，都使男反对女或受害者对施暴者这样一种两分落空”。甚至认为：“缠过的脚本身就是女人的手工作品。交换绣鞋因此也就是最恰当的一种仪式，标志的是这些妇女生活中的一件中心大事。这些妇女尽其所能，在赋予她们的空间内，创造着意义和尊严。没有认识到她们的自豪和满足，就去哀痛她们的无知或去谴责压迫她们的体系，这是对明末清初中国妇女生活和社会性别体系最本质面貌的忽视。”这种不关自身痛痒的超然的玩赏眼光，虽不来自男性，又与女性切肤感受何干。如果这也算女性意识，不要也罢了。
清末小说中表现反缠足主题的，其实也很少触及对女性伤害的感受（在秋瑾一节，我已讨论了秋瑾在这方面的贡献。刘剑梅的研究也曾谈到在《女狱花》中，王妙如作为女性作家对耳洞、手镯、缠足的议论，感觉贴切，显示了对女性经验的充分调动。），这和绝大多数小说出自男性之手有关。在无名氏的《痛定痛》中，写到了小脚女人在逃难中的不便，受到更大的伤害，已属难得。小说还借一个老人之口，讲述当年满洲入侵时，小足女人的悲惨：“扬州小脚，是天下闻名的。平常用两个丫头扶着，走了几十步，已是上气不接下气的了。今日到了这个地步，你们想一想，还能跑一步路么？跑了一步，倒了下去，爬了起来，又跑了一步，又倒了下去。满兵看得不耐烦了，不知说了什么几句话，大约是说：‘你们这两只小脚，是不中用的东西，让老子代你们去了罢。’说完了两句话，拿起刀来就砍，任他活活的滚在一边。……不知多少女人们，看见这种光景，亦有就在半路碰墙而死的，亦有过桥时投河而死的。”《文明小史》对这一点也有所提及。“至于脚小，更没有好处，嫋嫋婷婷的一步路也走不来。譬如世界不好，有点变乱的事，说句不吉利的话，连逃难都逃不来的。”
由小足对女性的身体伤害，还让女性反思自己受到的其他伤害。1909年5月，陈焕章等于纽约倡办了不穿耳会，“以同男女而昌孔教”并“出妇女以囚徒，除面貌之肉刑，别生人于玩具”。《女子世界》上就有人发表《论刺绣之害》（署名尚声），论说刺绣有害于目、身体、光阴，应除刺绣，兴缝纫。另外，女性的卫生习惯也开始被注意。小说《黄绣球》中的毕太太就提出，女性的卫生，比女性的妆饰更为重要：“又大凡中国女子的性质，多半疏懒，涂脂抹粉，只管同砌墙头似的，胭脂涂得通红，水粉搽得雪白，他那脖颈子底下一圈儿黑泥，却像一道铁箍，日久月深，刮都刮不掉，洗更洗不清的，不知多少。”女性开始更多地关注自己的身体和身体的意义。
2. 各花入各眼
虽然“女为悦己者容”是一种世俗的惯有见解，但传统女德主要强调的是女性的贞洁贤惠，而不是女性的容颜修饰。红颜祸水的说法，甚至把美丽的容颜当作祸根。据说以前在王昭君的故乡昭君村，女孩有容貌清丽的，都要把她们的脸灼伤。白居易有诗为证：“不取往昔戒，恐贻来者冤。至今村女面，烧灼成瘢痕。”写出古时人们惧怕红颜的心理。在一些经典的历史故事中，丑女往往和智慧相联系。《世说新语》“贤媛”中许允之妻阮氏奇丑，但驳难丈夫，使“允有惭色，遂相敬重”，后又挽救灭门之灾。
直至近代，美作为一种女性的外在品质，才渐渐得到正面的评说。如在乾隆年间小说《玉娇梨》中，男主人公想象的理想女性是：“有才无色，算不得佳人；有色无才，算不得佳人；既有才有色而与我苏友白无一段脉脉相关之情，也算不得我苏友白的佳人。”色与情成为新的佳人标准。
晚清女性对自己身体和形象的关注，其中一个结果是，形成了晚清女性对于时装和时尚用品的追求，并引起一些士人对“奢靡”风气的批评。奢靡风气的形成，和社会经济发展、市民生活水准有所提高有关，还和传统的勤俭概念被侵蚀有关。19世纪70年代初，有个署名“海上看洋十九年客”的人在《申报》发表了《申江陋习》一文，就把当时上海人的陋习归纳为“七耻”：“耻衣服之不华也”，“耻不乘肩舆也”，“耻狎幺二妓也”，“耻肴馔之不贵也”，“耻坐只轮车也”，“耻无顶戴也”，“耻戏院末座也”。除了因为无官位而羞耻外，其他都是耻于不够奢华。
最早的时装概念始于晚清，这和当时都市日趋向女性开放集会、社交和娱乐有关，而且，女性通过对自我形象的外在塑造，也发现了在公众面前表达自己的一种方式。西方服装史学家詹姆斯·莱佛曾提出著名的着装目的理论。他认为，着装行为遵循三个基本原则，或者说有三个功能： 实用性、等级化和吸引力。实用功能即服装具有保暖遮羞的实用目的，等级化实际上是服装的象征功能，服装暗示了穿者的社会地位，吸引力原则即服装的审美功能，特别是时装，它的主要功能是增加穿着者的吸引力。
晚清时装和配饰因为有西洋技术的输入，实用功能有了很大的拓展。比如女性开始携手袋，用臂笼，带阳伞，加强了对身体的保护，外出也更方便。也有完全是体现审美功能的，比如戴珍珠项链、戴“金刚钻”戒指成一时风尚。《图画日报》言：“（戒指）男女皆乐用之，而上海则更喜戴金刚钻戒指，取其一举手异常耀目，虽真伪错出，而其炫人之心则一。竟有以手无此戒为羞者”。这种社会风气，鼓励了女性对服装作为外在美的追求，就连贫穷的洗衣妇，也会“羡煞邻家有钱女，四时新制好衣裳”。
当时，最为时尚的穿着来自妓院，有“靓妆倩服效妓家”一说，而且还有“妓女效女学生，女学生似妓女”的现象，因此，服装的等级化功能在晚清是比较模糊的。比如，“马甲素为下层女子穿着，但‘以沪上而论，前数年亦惟娘姨大姐辈衣之。自妓院中有一二婢学夫人者出，巧制艳色马甲，饰以外国黑白各花边，标新立异，于是妓女等亦尤而效之，近则公馆宅堂，亦几染此恶习’。《图画日报》的编者对此大加非议，表示‘非深恶于此种马甲也，盖慨昔之婢学夫人者，今将夫人学婢大不可耳’，并题诗嘲讽‘从此衣装杂，主婢分难出，黠婢好便宜，夫人反学伊’”。晚清妓女的社会地位特殊（在第二章已作讨论），妓女领服饰新潮，也是她们社会地位变化的一种反映。晚清服饰中象征功能的混乱，是这个时代社会动荡变迁的一种表现。缠足与否原来也是区分贵贱的标志，废缠足后，形象上的这一阶层区分也模糊了。上海有竹枝词描述这一现象：“天足风行世界新，花花叶叶辨难真。”
由于废缠足呼声甚高，男性对小脚的爱好有所压抑，性感标准也有了变化。晚清服装的式样就较以前有了比较大的改观。这种变化强调了女性身体的曲线美，而在传统服饰中，女性的衣服更多考虑的是对女性身体尽可能作遮掩。但到了清末，当时流行的元宝领衣裤装，就以突出显露女性的身段为特点：“一是衣领升高，以突出瓜子脸的效果；二是上衣收腰、窄袖，以表现女性身段的苗条；三是将宽大垂地的长裤改短，成为露出脚踝的合身裤，显露放足者穿着女靴的矫健。”还有大胆女性夏天时穿着背心上街的，更是以暴露身体获得性感为追求。虽然难免遭受非议，但还是可以看到社会容忍度有所放开，女性才有穿着性感的勇气。
时尚元素的加入，也推动了女性的爱美风尚。《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一位大伯讲到上海的人文风景，大为惊怪，说：“大凡女子美人，总是借助脂粉，谁知上海的婊子，近来大行带墨晶眼镜。你想这杏脸桃腮上面，加上两片墨黑的东西，有什么好看呢？还有这一层，听说水烟筒都是用银子打造的，这不是浪费得无谓么。”此外，女学生和一班新潮女性还有很多新花样，《狮子吼》中，写到民权村（暗示了这里的人民有了新思想）“每届三年，举行大运动会一次。……在围外站着的约有千余人，内中妇女也不少。除掉穿本国服式的以外，也有扮西洋装的。”洋装被时人认为是文明、有学问的象征。在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中，写到关心国家大事、来听演讲的新式女子的打扮，虽然素朴，也是一身洋气：“内中还有好些年轻女人，身上都是上海家常穿的淡素装束，脚下却个个都登着一对洋式皮鞋，眼上还个个挂着一副金丝眼镜，额前的短发，约有两寸来长，几乎盖到眉毛。”
还有一些自诩新派的女性，以着男装为时尚，让人几乎难辨男女。“公子翩翩，佳人冉冉，辫发时妆，顶覆尖帽，衣作夹桃灰色，外罩物色花缎马甲，鼻架金丝目镜，衬以淡蓝色玻片。鲜花罗胸，玉镯盈臂，骤焉望之，须眉巾帼，几难判别。”这里写的是马车上和公子同行的女校书。在萧然郁生的《新镜花缘》（1907）中，林之洋一群人游历的维新国，其实就是作者给予讽喻的清朝国。他们见到“又来了一人，面庞清秀，一切举止，极似闺阁中出来，而且服式又像男子，却不过不戴草帽。只见他短发齐眉，光滑可爱，背后又梳了一条油松大辫，拖了觔把重一副散线，襟上插了一朵大红花，走上来便与那二人点头扯手。那戴银丝眼镜的说道：‘爱新（名字也是维新派的——本书作者注）女士，这几天为何总不见呢？’那人道：‘不要说了，这几日我母亲要我做针线，闷闷的住在家里，学堂里也没去上课，真真不自由极了！我一定要先从家庭革命起！’”这是一个从形象到气质都已经男性化了的新女性，而且对传统的女红也极其厌恶。林之洋后来受到维新国政府的大餐招待，他看到那些做招待的女性“如同他四人前次在新雨茶楼上看见过的那个什么爱新女士一般装束”，“这些女子均穿着男装，又不缠足”。
着男装是和社会对于女性气质的新的理解和要求相关的，是在女权意识影响下双性同体观念的渗透。在20世纪的文学中，女性美增加了健硕硬朗等男性化因素。林微音有一篇散文写回力球场上的女性，篇名就叫《在那里女人已不再是女人》。在另一篇《女性在游泳池》里，他这样描写女性“运动健将”：“栗色的皮肤，坚硬的肌肉；两腿的线条比别人的更弧，胸前的轮廓也特别地明显。要是你是一个画家的话，你会深深地抱憾于那位运动健将不是你的模特儿。”
而对女性柔媚的表现，在晚清也加入了一些新的元素。在陈啸庐的《新镜花缘》中，一群女学生假期聚会，同游留园，“不一刻，又是一阵香风，断断续续，闻了连人的神魂都要飘荡的。梦班、舜华等人齐笑道：‘他们洒了古刺水来的罢，不然现在的香水，那有这么香？’”这些女孩子洋派的生活趣味，和她们正在商量的出洋留学的打算，体现了她们对新生活理解和选择的一致性。在《新西游记》中，八戒告诉行者，《时报》上刊登了一则女性护肤广告，说什么“面黑如墨能变雪白粉嫩，鸡皮雀斑顿改冰肌玉肤”。虽然小说有意突出广告的夸张搞笑，但可以看出当时女性对自己外在形象的注重和维护。当然，知识女性被认为是腹有诗书气自华，不需要特别的修饰。金一(天翩)编写的《女学生入学歌》中，描写了女学生素面朝天的形象：“脂奁粉盝次第抛，伏案抽丹毫。”
在清末小说的女性外在形象的描写上，我们可以看到女性对美感追求的多元新趋势。如果排除女性服饰的变化，这一时期对女性外貌的描写几乎没有什么新意。有学者指出，林纾“短篇小说的语言更是陈腐，写女性总是‘发黑逾漆’，‘指白如云’、‘云鬟雾鬓’、‘齿如编贝’、‘柔媚欲醉’之类陈词滥调”。
在用中国手法和中国观念表现俄罗斯女豪杰的小说《东欧女豪杰》中，作者这样描写女主人公索菲亚：“到一千八百六十九年，青春十六，正长得不丰不瘦，不短不长；红颜带花，素手欺玉；腰纤纤而若折，眼炯炯而多情；举止则凤舞鸾翔，谈笑则兰芬蕙馥。当时俄国小说报有才媛小传一门，做到索菲亚的传，那主笔构思了三天，想要描写他的风采，总觉得落了语言文字，反把他的天然之美写不出来，因作了‘任教三绝，难绘其神，嫁于子都，犹嫌非偶’那四句虚话就停了笔。”在另一篇表现中国女豪杰的小说《女娲石》中，作者这样描写：“话说中国有个女史，姓钱，名挹芳，年纪才得二九。生得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生平爱读些书史，讲些政治学问。止见中国腐败危弱，好不担忧。”那些作者对新女性的新见识、新作为多少可以写上一些，但写到外貌通常就文笔枯涩、毫无新意了，说来说去还是一个古装美女。
当一部分女性通过发现和展露自己身体的美感，通过衣饰表达自己的个性和自主意识时，还有一部分女性却对身体予以否定，而这种态度是对传统的“女为悦己者容”观念的回击，同样是一种性别意识的觉醒。有一位女性吴萍云在《女子世界》上撰文《论不宜以花字为女子之代名词》，认为：“故二十世纪之女子，不尚妍丽，尚豪侠；不忧粗豪，而忧文弱。今之人每字女子曰花，唐突女子矣。……今之以花字女子者，犹有轻视之心；女子之以花自命者，未脱依附之习。”体现了强烈的性别平等意识。另有两位苏苏女学校预科生冯宝珍、冯宝瑛，观点更为激进：“尝见轻薄少年，信口雌黄，批评女子，某也丑，某也美。我恨不能手刃此辈，以为何物狂奴，乃敢肆其口舌。以嘲笑我神圣不可侵犯之女子。……苟我姊妹，均不以玩物花草自待，彼男子且不敢正目注视，更何敢信口乱说哉。”而尚声的《论刺绣之害》主张的是淡薄刺绣，又何尝不是叫人淡薄女色。“吾未见衣此锦绣，衣加暖而帛加多也。竭数人之心血，博一人之私欲，稍文明之女子，又胡忍出此也！”
《文明小史》中的一位女性曾经议论道：“我最不服气，男子们动不动拿女子做题目来作诗填词，任情取笑！”另一位男性说：“岂但作诗填词，就是画画，何尝不是？只画美人，不画男子；要画男子，除非是画故事，若是随意站立的，断没有画个男子之理。”她们说出了这样的事实： 女性是男性观看的对象，而女性不愿意接受这种观看。女性作者王妙如写作的《女狱花》（1904），对于女性的妆饰予以了否定，内在的逻辑也是，女性的装扮，只是为了迎合男性的观看，独立的女性，何苦要去受男人目光的约束。小说中的许平权在演说中引用了书中另一位女豪杰沙雪梅的《仇书》：“大约你们已看过的，书中有一节说： 女人重重的装饰，皆男人种种的制服，譬如带环儿，即是插耳翦的意思。带手钏，即是带手枷的意思。缠小脚，即是刖足的意思。涂脂抹粉，即是插了粪扫帚，搪了花脸儿，伏地请罪的意思。他的说话，虽未免过于激烈，但我们女子，真正何苦做这无益的事呢？”秋瑾也曾在文章和作品中表达了相似的见解。
3. 女性气质的发现
晚清一些女性强调淡化女性外在的妆饰，要表达的是女性不愿意成为男性的色欲对象、希望平等独立的愿望。这一时期，整个社会对一个现代女性的想象，也包含了更多对女性的气质和能力的要求，即开始关注女性的内在美。
民国时期一份以中产阶级女性读者为对象的杂志《玲珑》中，刊有一篇题为《真正摩登女子》的文章。该文认为“真正的摩登女子”应该具有下列的条件： 1） 有相当学问； 2） 在交际场中，能酬对，态度大方，而不讨人厌； 3） 稍懂一点舞蹈； 4） 能管理家政。在清末，对于一个现代女性的认识虽然没有这么充分完备，但对于现代女性知识学问的要求，社会的职业能力和交际能力的要求，已经逐步提出。
比如《图画日报》曾登载图画《女界之过去现在将来》，传统的女性是躲在垂帘后面（寓意深闺）的古装女性，现在的女性，是坐在马车上放足的女性，而将来的女性则穿西装戴眼镜。虽然画报把西装眼镜给了将来的女性，但这种装束实际上已经成为当时时髦女性的标准行头。眼镜成为女性追求学问的外在符号，知识和学问不再和女性的悖德、不贤惠联系在一起，而成为可以夸耀的优点。当时的女性，即使没有读过书，即使没有眼病，也争相以戴眼镜为荣。由此可以看出社会对女性求学鼓励和赞赏的风气。“自金丝眼镜出，而闺阁中乃有藉此为美观者。近则上自官眷，下至娼妓，几于数见不鲜”。
王蕴章的短篇小说《碧玉环》（1910），写到了男性对有才学的新女性的接受：“有女娟娟，年十八矣，时延一西女授外国文及音乐、美术等，……娟娟故好女子，淡妆粗服，风韵天然。又能操西语，于新学颇有领悟，少年既爱其才，复艳其色，……”
刘鹗的《老残游记》，也写到了几种类型的新女性形象，其中第八回涂仲欤即欤姑出场，给人印象深刻，更让当时上门求访的申子平惊讶：“这女子何以如此大方？岂古人所谓有林下风范的，就是这样吗？”此后，欤姑与子平谈佛论道，欤姑始终主导了谈话。她起先的一番议论已经让子平惊佩：“得闻至论，佩服已极。”继而，“子平听说，肃然起敬道：‘与君一夕话，胜读十年书’，真是闻所未闻！”再后，“子平闻了，连连赞叹”。女子不仅一番高论让男人自愧不如，她的大胆动作，也让男人有无以应对的窘迫。“那女子伸出一只白如玉、软如棉的手来，隔着炕桌子，握着子平的手。握住了之后，说道：‘请问先生： 这个时候，比你少年在书房里，贵业师握住你手“扑作教刑”的时候何如？’子平默无以对。”女性在这段交流中，完全掌控了一切。虽然，子平注意到这个女子其实也很美，“嫣然一笑，秋波流媚”，“翠眉含娇，丹唇启秀，又似有一阵幽香，沁入肌骨”。但“以少女中男，深夜对坐，不及乱言，止乎礼义矣”。对女性传统的美色描写，很容易习惯性地导向男性对之爱慕，但子平虽然“神魂飘荡”，却没有非分之想和轻薄的念头。正是女性一波又一波的高论，让他油然而生敬佩之情，压抑了他通常处于男性控制地位而有的性幻想。
在不少清末小说中，还会写到女性上台演说的场景，比如《东欧女豪杰》，《侠义佳人》，《碧血幕》等，包天笑的回忆录提供了一个生活中的真实例子。忽见一位女子，年可十八九，一双天足，穿了那种大脚管裤子，背后拖了一条大辫子，也跑到演说台上去演说，在那个时候，上海还是罕见的，虽然也很有不少开通的女士，然而要她们当众演说，还没有这样大胆的。
一时鼓掌之声，有如雷动，薛锦琴女士侃侃而谈，说得非常慷慨激昂，听者动容。至于说了些什么，也是说中国要革新变法这一套，但出于一位妙龄女郎之口，就更为精彩了。据包天笑说，这种事情在真实生活中很罕见，从“鼓掌之声，有如雷动”和“精彩”的评语，可以看出至少作者很接受，很赞赏。但包天笑其实根本没有提到女子具体说了什么，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只是一个女性居然上台演说这件事，所以观众的掌声雷动完全可能也只是由好奇心引起的轰动。至于其中是否杂有冷嘲热讽、趁机起哄的意思，也很难一一分辨。
但女性在改变中承受的压力，确实很大。从一些小说中的描写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追求摩登的女性，很难把握可以怎样新，新到怎样程度的分寸。女性追随时尚的穿法，可能被批评为“腰身极窄，臀突肚耸，已不雅观”。即使如《图画日报》，把现代女性想象为一个坐东洋车的放足女子，但它也这样评价：“一般荡妇遂借此为出游之具，招摇过市，直撞横冲，彼中人谓之为出风头”。在这种评价下，一般女性连坐东洋车可能都会有心理压力。骑自行车也是如此，因为骑自行车先在妓院风行，上海的张园一度成为妓女的试车场，一般闺阁女子学骑车也是需要一些勇气的。
而女性在社会交往中的大方态度和主动示好，更常常引起误会，遭来恶评。比如《卢梭魂》中写到：“因公协栈后邻有一位女学生，名唤英娘。这人淡妆素服，举止风流。而且中文、西文都还过得去，心里又开通，她见了人自是大模大样，没有那躲躲藏藏的样子。哪晓那桃叔见了，错会了意，不免疑心生暗鬼，弄得七上八下，着实丢不开。那些爱管闲事的见了，也就不尴不尬的造出了多少谣言。”女孩子很无辜，就因为读过书，性格开通大方，就被造谣泼污水。
小说《冷眼观》写到：“还有那花园戏馆最热闹的地方，每每有许多珠翠盈头，罗绮称体，或是乘着双套马车，或是坐着自制人力车，于夕阳西下，一个个招摇过市，问起来不是某督办的姨太太，就是某尚书的少奶奶。最可异的，明明是个女人家，他偏要穿着男装，打了一条油光水滑的倘三花辫子，鼻子上还架着一副十六开金丝的目镜，俨然自己要实行嫖客的意思。”女性打扮得漂亮一点，就会被疑心有什么出轨的念头。何况穿着男装，更让男性有一种被控制的不良感觉，于是口出恶言，不分青红皂白就侮蔑这些时尚女性是“嫖客”。
在《上海游骖录》中，有一位女学生和留学生屠牗民在谈恋爱，那位女学生的表现被描写得很生猛，不但当街和屠调笑，而且，“屠牗民被那个年轻女子扭着耳朵，在那里弯下腰叫痛。猛然见了望延，便用力挣脱”。作者为那位女学生这样画像：“只见那女子正在侧面而立，额上覆了三寸多长的短头发，几乎盖到眉毛上，后面打着一条油光大松辫子，辫根上扎了足有三寸长的淡红绒头绳，插着一朵白茶花。画得浓浓的两道眉毛，生成滴溜溜的一双俏眼。圆圆的脸儿，却是不施脂粉，皮肤上略泛黄色，身上穿着一件又紧又小的黑绉纱羔皮袄子，鼻烟色的窄脚绒裤子，倒是一双天足。手里拿着一方丝巾，在那里揩擦一副金边黑玻璃眼镜。”女子的发式是当时最时新的，天足、眼镜都是新女性的标准符号。辫根上的茶花有意和当时风靡的翻译小说《茶花女》相关，还带有影射其风尘气的意思。
而像《九尾龟》这样的小说，会对开通的女性作更恶毒的攻击：“正在这般时候，斜刺里又走过一个学生装束的少年男子来，和那妇人做了一个鬼脸，那妇人顿时眉花眼笑的也还他一个眼风。秋谷叹一口气道：‘这个就是孙伯义孙观察的如夫人。本来是个半开门的私娼出身，手里头着实有几个钱，并且也通些文墨。……如今附着孙观察的声誉，居然当了什么女学堂的监督。你看他到了这般的年纪，还是这般的回眸顾影，卖弄风情，那里还像个人家人的样儿！’”章秋谷自己是个居心不良的花心男子，不但在妓院左拥右抱，对良家女子也是见一个，爱一个，丢一个，而他却连女性尚属于正常交际范围的微笑礼仪都不能接受，把这种表情看做是娼妇般的献媚。实际上，我们看到清末时候留下的一些照片，女性几乎都是一种麻木不仁的表情。似乎只有表情古板木讷，才能显示自己的端庄贞洁。
小说《冷眼观》中妓女素兰说：“这不是我自己说句丢丑的话，大凡我们吃堂子饭当先生的，嘴说卖艺不卖身，究竟不靠着点臊劲儿去迷惑人，我倒要问你一句： 到底拿着点甚么物事去做骗钱的本事呢？所以从前上海有两个时髦倌人，哪个不是媚态一个重似一个的？”一般人们也认为，妓女才需要用媚态来笼络男性，良家妇女不允许性感。而男人要想体会女人的千娇百媚，也只有去妓院获得。实际上在当时很多妓女的照片中，我们也很少看到“媚态”。连妓女都不敢媚，何况一般女性。社会对女性守拙形象的要求，成为女性走上社会、进行社会交际和性别间沟通交流的一种潜在阻力。
而另一类现代女性，以抹杀性感来消除和男性交往的障碍，以男性化的装束和男性化的言行来实现走上社会的性别平等，同时堵住对女性魅惑失德的流言。《图画日报》还曾登载《女界风尚之变迁》一画，以缠足妇女、读报妇女、扛枪妇女分别作为过去、现在、将来三个时代女界风尚更新的标志。男装，扛枪成为另一种性别自主的思路，它成为后来一系列男人气的女强人出现的滥觞。但这种男人气的女人实际上也并不能为一般男性所接受。
林纾写于1914年的小说《金陵秋》，就表达了他对辛亥革命后女权现状的感受，和对女强人的侧目。有一个叫王仲英的官宦子弟，和两位女士攀谈间，知道她们正组织女子经武练习队，为革命军之后劲，发议论谓女性纤弱过于文人，参军实在不自量力，参加红十字会就足够了。惹得这名叫眉峰的女子大怒，说：“妄男子勿肆口诬人！今日幸未携得手枪，不尔汝胸间洞矣！”旁人赶紧调解。第二天这些男士说起前日之事，有一番议论。“寅谷曰：‘仲英太狞直。方今女界不惟勃勃有武士风，并欲置身朝列，平章政事。谨厚者检避其锋，诺诺不敢规以正言，而挑达者则推波助澜，将借此以贡媚，故气焰所被，前无沮抑之人。仲英昨日正言弹中，适中弊病，宜其不能任受。’仲英曰：‘中国女权之昌，可云盛满。但观仕宦一途，其敬畏夫人，有同天帝，号令所出，虽庭训不能过也。今女界犹昌言为男子所屈，暗无天日，此或未嫁夫者之言，若正位璇闺，威令无抗，则玉人颜色过于朗日晴天矣。’”两人夸张地认为，女子盛气凌人犹嫌不足，无用男人不敢阻其锋芒，只有推波助澜讨好她们的份。言下之意，对女性的雄性化颇为不满。林纾后来又通过一个秀外慧中的女性秋光，试图塑造理想女性的形象：“唯神宇之间，含有静肃之气，凛然若不可犯，而和蔼之言，味之乃如醇酒。”但这个人物的描写实在概念化，毫无生气和真实感。后来秋光又以女性身份批驳当时对女权的张扬，十足是林纾自己的发言：“女子焉有远识，遂自以为是。而浮薄通文者，又争为捉刀作论说，侈张于报纸；张之不已，又时时开会演说。前此界域殊严，不许男客羼入，今则溷淆无别。纵演说不得要领，而男客亦为鼓掌，以张大之。近者中年老女，稚齿孀雌，慕此风尚，亦持不根之论，出而衒人。”林纾对新女性带着偏见，反映了当时女权宣传的强大效力，让守旧人士也不得不正视新女性的出现；但林纾这样的非议，也反映了当时女权推行的社会阻力所在。
《金陵秋》中还写到武昌起义中，女学生慷慨就义。“中有龙韵兰者，女学生也。娉婷作西装，若不胜衣，然侃侃对簿，气概如男子。承审者为铁钟。党人一一自承不讳，遂骈斩于东辕门外。”不管林纾如何褒贬，他也无法忽视这些女性在社会解放和自身解放中，越来越大的影响。她们为“五四”以后的现代女性，树立了先驱者的形象。正是在这些探索者的引导下，庐隐会说出：“去过人类应该过的生活，不仅仅做个女人，还要做人”。丁玲则宣称：“我卖稿子，不卖‘女’字”。
晚清由废缠足运动开始的从女性外在形象到内在气质的改变，从一开始就因为把女性的身体和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而引起广泛的关注。到民国时，蒋介石推行“新生活运动”，也把旗袍的宽窄长短，当作建构新型国家的一部分。对时装和时尚装束的关注，也使得在清末笼统的“新女性”概念，在20世纪30年代有了细分，时尚的追求个性主义的女性被冠以了“摩登女性”的称号。而女性对服饰的改造和对时尚的选择，蕴含了对既有社会习俗和文化规范的僭越，表达了自身一直被埋没和忽视的身份意识。比如晚清女性开始穿着男装，包含了对男性气质的认同和渗透，它是女性追求双性气质的开始，由此，女性开始获得了更为开放的现代的女性意识。在女性形象和女性气质的整体变化中，女性意识的自主性、多元性和差异性在晚清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当一种现代风尚开始形成，一种现代女性形象也从里到外开始酝酿产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