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多年来，晚清成为政治、经济以及文学和文化研究等诸学科的研究热点，因为它是中国诸多现代因素萌生的时期。对于文学来说，20世纪初的清末，也是中国文学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一个特别重要的阶段，清末小说又是空前繁盛，从清末小说看小说现代化的发生，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考察的课题。而正如小说被当时的维新人士作为社会革命的一个突破口，改造旧女性、树立新的女性形象，也成为当时社会变革的一个突破口，因此，清末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便集合了当时社会对于振兴国族的强烈期待，而成为女性现代化和小说现代化的一个集中反映。本论著即以清末小说为对象，考察女性形象借助小说创作开始萌生的诸多现代因素，获得对现代女性形象形成的线索。
晚清从它的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的变迁来说，是一个非常动荡、混乱又有相当自由度的时代，清朝统治外部虎狼环伺，内部礼崩乐坏，连皇权儒教也无法一统天下，社会已经失去了众望所归的秩序和价值观。清末在历史进程中的断裂感尤其明显，因此，时人常以“新”“旧”表述他们感受到的现代冲击。到了“五四”时期，现代的意义常常被表述为“西化”，从时间的冲击感扩展到了空间的冲击感，而现代的对立面都是传统。不管是传统的政治体制，还是传统文化观念，清末都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
晚清最后十年，连顽固透顶的慈禧也迫于执政压力，不得不进行改革，即实施“新政”。缺乏诚意又勉强推行的新政，基本上是被慈禧镇压的维新派当初改革的内容，新政十年成为晚清政治和文化张力很大、非常活跃的时期。费正清认为：“清朝在它的最后的十年中，可能是1949年前一百五十年或二百年内中国出现的最有力的政府和最有生气的社会。”如果把这句话放在中国最后的封建王朝濒临灭亡的意义上来看，是一个很奇怪的说法；但这一时期正面临中国近现代社会最重要的转折关头，清政府的新政在加速社会现代化的同时，也在加快自身崩溃的速度，本身形成了一个悖论；而各种极端的观点互相冲撞，造成思想和想象力异乎寻常的活跃，确实可以说是这一时期生气勃勃和富有极大能量的原因所在。
而改造传统，在晚清维新人士看来，女性是最好的切入点。从启蒙的意义来说，女性成为晚清最需要接受启蒙的国民，这一方面是因为女性总体的地位最低，除了实用的技艺，平均知识水平更低于男性，因此她们成为开启民智的首选对象；而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认为，女性是国民之母，女性的素质会很大程度地影响到下一代的素质。要想强国保种，首先需要提高女性的素质。女性被当时文人指责为国家积弱积贫的根源，需要首先获得改造。梁启超认为，“天下积弱之本，则必自妇人不学始”。梁启超的代表性理论就是“分利说”。在他看来，“况女子两万万全属分利，而无一生利者”。所以要靠一个男人养活家中大小数人，经济负担过重，必致家国穷弱。所以，“欲强国，必由女学始”。为此，梁启超在1898年还积极参与中国女学堂的筹办。但中国女学堂因为政府的阻挠，只有短暂的存在，之后，中国人自己办女校要到1902年，最著名的是爱国女学和务本女学。
女性被当作国家积贫积弱的根源，意味着落后、不现代，因此需要得到教育，以跟上现代文明的脚步。在清末，女学除了传统的女教之外，还加入了来自“文明”、“进步”的西方的女性教育内容。女权理论由域外的输入，正是在这一时期。20世纪初，一部分知识分子把西方的女权理论介绍到了中国，为女性接受教育提供了依据和合法性： 1902年，马君武翻译的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的《女权篇》，以《斯宾塞女权篇达尔文物竞篇合刻》为书名出版发行。斯宾塞运用“自然权利”学说和进化论观点，论证了女性和男性是平等的，应该享有同样的各种权利。这是我国近代翻译出版的第一本关于妇女问题的译著，标志着西方女权思想开始在中国普遍传播。同时被翻译的还有约翰·穆勒的《女人压制论》。
台湾学者刘人鹏的研究指出，弥勒确实为女权者，但马君武为适合国情的译文与弥勒已略无相关。而斯宾塞的女权思想在他有生之年被他自己遗弃。近代中国对维多利亚时期女权说的介绍，处于一个谦卑的地位，迎合了英帝国的种族优越感，在介绍平等说时，内在地已经有了不平等。晚清对于平等概念的输入，是因为中国落后于西方，要学习西方文明而拿来的，并没有细究在中国君臣长幼尊卑体制中，如何真正获得民主意义上的平等。所以湖南人樊椎写《发锢篇》倡平等说时，1898年，樊椎家乡邵阳绅士以“背叛圣教，败灭伦常，惑世诬民，驱逐樊椎”。苏兴还如此推演平等一说： 盖平等邪说自樊椎倡之也，人人平等，权权平等，是无尊贵亲疏也，无尊卑是无君也，无亲疏是无亲也，无父无君，尚何兄弟夫妇朋友之有？是故等不平则已，平则一切倒行逆施，更何罪名之可加！平等说最终导向的是无父无君，颠覆的是整个封建皇权体制，这是男女平等说的倡导者事先未必想到的，想到也是不敢接受的。所以，晚清倡导的性别平等，其意义是非常含混的，根本不可能真正落实。当时还有很多人从中国古代典籍中寻找能够和泰西相提并论的学说，比如拿“妻者齐也”与男女平等论相对应。在中国寻找既有的资源以证明传统的伟大和合理，或改革具有合法性，是中国文人在许多变乱的历史当口常有的行为。在晚清，寻找中国典籍的策略也很多见，有的批驳西方说法的无稽，有的证明西方诉求的合理。后者成为近代知识分子利用古人推进西方思想的一种有效手段。当西方女权资源经过中国化的过滤以后，得到的是混杂了西方的和男性的立场的女权。这种女权虽不能说是一种父权制的代言，但和代表女性的权利诉求还有不小的距离。不论是由西方引进，还是由男性倡导，清末的男女平权基本是由女性主体之外的客体来引导的，因此性别间的压迫性和平等性奇异地纠缠。
正由于女性成为现代的一个负面符号，对旧女性的批判寄托了对新女性角色的期望，对新女性的建构也就集中了维新人士对现代的想象。因此，新的女性形象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成为一个重要标志，它渗透了对于新的政治和文化建构的期待。因为这样一种女性角色最初近于一种抽象的建构，更多依赖想象，她适合在文学作品中得到线索。而新女性确实得到了新小说的更多关照。
当时对小说地位的重估和对小说革新的呼吁，与对女性地位的认识和对女性教化的提倡，形成了相似的文化诉求。维新人士在分析中国社会现状时，既把一切社会弊端的根源归之于小说，又把一切社会变革的希望寄予小说，这和他们对女性现状的分析思路一致。试看金一在《女子世界》发刊词上的表达：“欲新中国，必新女子；欲强中国，必强女子；欲文明中国，必先文明我女子，必先普救我女子，无可疑也。”这和梁启超倡导新小说的纲领性论著《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的表达：“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何其相似。而金一对女性作用的提升：“谓二十世纪中国之世界，女子之世界，亦何不可？”以及当时这种风气下，对女性寄予的极高期待，如“中国的灭亡，挽救于女子，亦未可知”，与梁启超将国家兴亡寄予新小说如出一辙。晚清最后十年以新小说和新女性为重点的文化诉求，使得这一时期成为文学中现代女性形象开始形成的关键时期。
在新小说提出后的1903年，夏曾佑以别士笔名在《绣像小说》第3期上发表的《小说原理》中，提出小说分为士大夫的小说和为平民的两种，而大多数小说不是“传世之文”，所以士大夫不必看“新小说”，还是让那些“妇女与粗人”去看为好。和小说的写作与出版关系极为密切的报刊（小说的作者大多为报人，小说大多先在报刊连载），最初的目标读者也是市民，即妇女和粗人，而不是士大夫。因此，他们设计的阅读口味和内容，会把女性考虑进去。通过小说，建构现代女性形象以达到对女性启蒙的机制便形成了。
梁启超以新小说主张谋求国家兴亡，是在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相继失败后，他没有机会直接实现政治抱负而另寻救国良策的无奈之举。但新小说确有其新意，“新民”概念就是其核心观念。李欧梵曾特别提到梁启超“新民”概念中所包含的这一精英知识分子才具有的前瞻性的现代意识。李欧梵引用了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一个重要的观点： 在一个新的民族国家的实体真正构建起来之前，有一个构建想象的过程，它依靠两种非常重要的媒体，一是小说，一是报纸来建立。通过想象的构建，国民获得了对新的民族国家的认同。“这两种形式为‘重现’民族这种想象的共同体，提供了技术上的手段。”
在晚清，思想界尚没有开始“五四”那样的对国民劣根性的全面批判，在扫除现代化障碍的过程中，男性将矛头对准女性，自己却置身事外。在清末小说中，并没有形成对男性的性别角色的强烈关注： 只有“新女性”成为问题，“新男性”却没有成为问题，女性角色的期望变得尤为突出，新旧女性的角色冲突、紧张也就异常引人瞩目。
新小说主张带来了清末小说爆发性的繁荣，提供了大量对女性形象想象的成果。许多学者都注意到了这一现象：“到了20世纪初，中国小说突然一下子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局面。短短几年时间内，出版的小说总数‘至少在两千种以上’。目前已知的（包括存目）也有千余种。”据欧阳健的统计，1900年至1911年“十一年的小说创作，出现了两次高峰，一次是1903年（39部，为1900年的13倍），一次是1907—1909年（1909年有104部，为1904年的5.5倍，1900年的34倍）”。清末的小说繁荣，和1902年新小说主张的倡导分不开，虽然这一时期的小说并不全都可以称作新小说。本论著对清末女性想象的讨论，基于1902年前后出现的诸多指向女性现代化的事件形成的文学语境，比如女权理论的译介，国人自主创办女学等，而1902年新小说主张的提出，引发小说的空前繁荣，为本论著讨论清末小说中女性形象分析提供了最重要的材料，因此，这一课题将1902年作为讨论的起点。
本书在使用传统和现代这样的概念时，还需要说明的一个前提是，我是在怎样的意义上来说传统女性。这本来似乎不是一个问题，传统女性形象看起来早就达成了共识。但近年来，一些海外学者对中国古代及近代女性研究的一系列著作介绍到了国内，重新提出了怎样看待女性受压迫的传统形象（如〔美〕高彦颐：《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李志生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美〕曼素恩：《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定宜庄、颜宜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美〕 白馥兰：《技术与性别——晚期帝制中国的权力经纬》，江湄、邓京力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等）。例如高彦颐的著作就很有代表性，她的研究试图证明中国明清时期的女性拥有自我满足和富有意义的生存状态的可能性。她从那些数量并不多、在各处闺阁教授别人诗文的闺塾师身上看到，“一个女性的文学名望对其家庭来说，可能是一笔经济财富”。她用江南富裕地区贵族女性学习和交流诗文，个别随丈夫职位迁移外出旅行的例子，来说明“各种阶层、地区和年龄的女性都在实践层面享受着生活的乐趣”。研究以一系列史料推出这样的结论：“对于家庭账目来说，主妇是拥有‘钥匙权’的。”甚至“明末清初受教育女性是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体和脚的。她们感到的自豪，带着发自内心的喜悦，都使男反对女或受害者对施暴者这样一种两分落空”。
高彦颐的研究和其他类似的研究都新辟了一些富有洞见的视角，揭示了中国的现代化并非在清末突变，也并非完全由西方的观念冲击引起，它们可以在中国历史中找到自身的发展痕迹。同时，这些研究揭示了对于女性地位的认识存在的刻板印象。这让我们看到女性主义者一直批判的男性对女性刻板印象的塑造，同样存在于女性主义研究自身，她们同样制造了女性受压迫的刻板印象。这种研究对女性主义研究中存在的机械化思维是一个重要反拨，对我本人在这一课题的进行中也常常起到警示作用，提醒我避免以貌似客观的史料，去印证一些先在的成见。但诸如高彦颐这样的研究，却因带着改写“五四”史观（即将女性受压迫看成是中国封建父权制下的常态）的先在使命，而夸大了某些精心选择的资料的意义，同样是在印证成见，而难有说服力。因为以极少数女性偷来的清福，是无法证明大多数女性也具有如此闲适的生存状态，也无法否定女性在普遍范围和情况下的受害角色。而对于恶名昭著的缠足的翻案，高彦颐的评说更有置身事外不关自身痛痒的美化。
我对于晚清女性现代性转化的讨论，基于传统女性处于被压迫的受害者地位的一般形态。董仲舒早在汉时就提出：“阳贵而阴贱，天之制也。”（《春秋繁露·阳尊阴卑》）这一“天制”在晚清之前并没有本质的改变。当这一常识受到了挑战，重申常识也就有了必要。在对庞杂的晚清小说的阅读中，我始终没有看到对这一基本看法进行修正的可能，相反，当不断遭遇女性在面临求新求变时一次次被逼回原地遭受压制的挫折时，这一看法反时时加强。我对晚清小说史料的钩沉，将揭示晚清性别表述中对女权的认识和声张，以及它在小说中构成的想象，和现实中的部分落实。这一研究没有提出振聋发聩问题的宏志，也没有翻案的野心，只是希望能通过对20世纪初的小说资料作一个基本整理，对20世纪文学的现代性问题在性别这一层面有所回应。因为清末文学中的女性想象和女性话语，不仅是现代转型的一个重要的标志，也是一个重要的象征，它对认识文学现代化和女性现代化的发生和演变，都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
讨论截止在1911年，不仅因为这是国家政体转换的重要界线，也在于20世纪初小说的转向在1911年基本完成。一般认为，1911年之后文学进入了以鸳蝴小说为主的都市通俗文学的繁荣时期，直至1917年前后，基本定于一尊。而本论著试图对1902年至1911年间难以界定为某一固定主题和固定样式的芜杂的小说创作，就女性想象这一无论对紧接着出现的鸳蝴小说的形成，还是对20世纪文学中现代女性形象形成都至关重要的线索，做一番梳理和分析，试图为20世纪中国文学中现代女性形象的形成和演变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一个资料准备和研究框架的提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