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子瑜与周作人的关系是令人感兴趣的话题，他俩一生通信甚多，可惜至今未见郑、周通信集之类著述问世。而周作人终其一生，未曾与郑子瑜谋面。1936年，郑、周同在《逸径》文史半月刊上写稿，彼此都嗜好黄遵宪《人境庐诗》，此为他俩结交最初动因。不同的是，此时的周作人是名声极大的著名文化人，而郑子瑜在著述上仅仅初出茅庐，尚属起步阶段。嗣后，郑子瑜因中日战争，南渡谋生，而周作人附逆下水，初始的交往便暂告一段落。
50年代，遥居南洋的郑子瑜因研究黄遵宪诗文和周氏兄弟，又与远在大陆的周作人重新信交，周作人前后做中介，将红学大师俞平伯，日本汉学界名人实藤惠秀、吉川幸次郎介绍给郑子瑜。郑子瑜能在日本汉学界施展拳脚，除他自己对学术的卓著贡献外，周作人的介绍也起到一定的作用。郑子瑜对周作人的研究，除1962年在日本讲演《论周氏兄弟的新诗》、《论周氏兄弟的杂事诗》这两篇重头之作外，尚有如下的交往以及著述。
1958年1月，郑子瑜致书周作人，询问可否将生平所作的旧诗寄示，或者可以设法在海外出版。周氏极为客气，回信说他所写的不知能否算是诗；后经郑子瑜将欲为其出版之意直告后，终于将诗集《老虎桥杂诗》寄给郑氏。我们从《周曹通信集》中可以看出，周作人曾多次与曹聚仁讨论这部诗集在海外出版事宜。《老虎桥杂诗》收《往昔》及《丙戌丁亥杂体》各三十首，《儿童杂诗》七十二首，前者为五言古体，后者为七言绝句，为作者1946年至1947年在南京狱中所作，“能帮助我们了解鲁迅和周作人兄弟的儿童生活和家世”（《知童杂诗抄》跋）。后来，周作人又陆续寄给郑子瑜《所谓五十自寿打油诗》两首，《苦茶庵打油诗》二十四首，《苦茶庵打油诗补遗》二十首，《题画诗》五十九首，以及《老虎桥杂诗补遗》十三首，并嘱咐郑氏将这些诗篇与此前寄上的合编为一集，改名为《知堂杂诗抄》。1961年，周作人又将《知堂杂诗抄序》寄郑氏。因为出版机缘未曾成熟，这部诗集一直未能问世。1986年，经上海陈子善奔走，湖南岳麓书社才欲出版周诗，使郑子瑜如释重负，从周作人寄诗于郑氏，到出版问世，其中经历了近三十年，可谓好事多磨，可惜的是，周作人墓木已拱，难以亲睹自己的诗集了。但是，郑子瑜前后近三十年的努力，为《知堂杂诗抄》最终出版，其功不可没也。
1964年至1965年郑氏任早稻田大学教授时，曾编纂一本《周作人年谱》，为清楚了解谱主幼年及抗战八年事迹，请周作人自写这两段行事。周作人极为合作，将《知堂童年谱大要》和《知堂解放后著译书目》以毛笔小楷寄书写给郑氏，并于1975年1月香港《南北极》五十六期、五十八期揭载，后又收录1998年珠海出版社出版的《周作人批评文集》作为附录。
我们从《郑子瑜墨缘录》（作家出版社1993年版）披露的1958年1月23日、7月24日和1962年1月16日三次致郑氏书中可以窥视，周作人一直关心郑子瑜的黄学事业，如“近见友人持有誉写本《人境庐诗》，乃系新加坡赖伯陶所为，又有附录王仲厚著《黄公度诗草外遗著佚闻》，在南中似不少关心人境庐者，不知先生知其人否？”（1958年1月23日）“承见惠赖伯陶先生之誉写本，先此致谢。此本曾在北京余冠英先生处一见，亦系赖先生寄赠者也。照片三枚（日本杂事诗初稿家，人境庐及其门楣等）收到，谢谢。关于《人境庐诗》旧有抄本，此书未知其尚存北京图书馆否？”（1958年7月24日）可见，晚年周作人一直关注黄学研究和郑子瑜对黄学的研究。
上述是郑子瑜与周作人文人相重、学人相亲的一面，反映了前辈学人对晚辈的提携关爱之情和晚辈学人对前辈的崇敬之意。（当然，尚应包括对周作人诗研究的种种精到见解，因前文已论述，兹不赘言。）郑、周交谊另一面是郑子瑜对周作人在抗战中附逆下水的认识。而这一理性的判断不因时空而转变，不因得到周作人的恩惠与爱护而变更，始终贯穿着郑子瑜一生泾渭分明的民族大义情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