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颖近日撺掇我，说这本旧作还可以拿出来再版，而复旦大学出版社也有重印的意愿，对他们的厚意，我感铭在心。这几天，把十数年前的这本旧作翻出来重读了一遍，真有恍若隔世之感。谈论当代诗是件难事，更何况曾经是那样“桀骜不驯”和“自命不凡”的“第三代”诗。当时选择这样的论题，虽不免有几分莽撞，但还少不得挟有几分“胆气”，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忍不住要替自己捏一把汗。
上世纪80年代后半期，我和一班当时都还算年轻的朋友，随潘旭澜先生编撰《新中国文学词典》，擘画分工时，我分领了诗这一块。我做事向来少长性，兴趣容易转移，再说当时簇拥在当代小说研究领域里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就留了份去别处寻觅天地的心。即使从今天的眼光往回看，我还是觉得，从80年代的后半期起，在对时代和人的精神深度以及文字表达的限度所作的种种探索中，一部分诗要比其他文类做得更努力，也更深入，所以当潘先生跟我商量，问我愿不愿意做诗这一块的时候，我虽不十分熟悉，也无多大把握，但还是乐意的。我们的词典时撰时辍，断断续续编了足足有好几年的工夫，由于词典本身体例上的限制，诸如极为狭小的文字空间，必须持守的中性立场，等等，都让人有束手束脚的不自在感，另外也碍于外部强势意识形态，以及长年置身在这种意识形态下所形成的，就连词典编撰者自己也未必意识得到的种种自肃自律，诸多因子辐辏起来，致使我自己真正喜欢的、也花了力气的北岛一代及80年代中期已经开始陆续崭露头角的一批年轻诗人和诗作的条目，后来基本上都没有能够留存在那部词典里，即使存留一点，那也往往已经不是我所希望看到的样子。因为有这样一份遗憾横亘在心，加上不久后我在职随潘先生攻读博士学位，便有意识地想在学位论文的写作中，多多少少弥补这份遗憾。因为心情，也因为赶时间，论文做得很粗疏。答辩是在很压抑的那个冬季，答辩前，潘先生要我把稿子拿去再看一下，并没有叫我再作改动，但看得出来他并不放心，因为“第三代”诗这一名目放在那个特定的时期，是有违碍时忌的嫌疑的。答辩的情形现在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但潘先生当时临当特定氛围时的那份警醒，那份对弟子的呵护有加之情，至今历历在目。1993年我从日本庆应大学游学归来，正好有一段空隙，就躲在家里，把上面提到的那篇粗疏的论文整个重新写了一遍，写完时，心里多少有点了却一桩心愿的感觉。
以上是关于这本小书写作起因前前后后的一点追述。此书最初由思和先生编入他与王晓明联袂筹划的“火凤凰新批评文丛”之中。那时候我是个不懂得感恩的人，书的前言后记中，居然没有一个字提及这本书的最初成因是如何得益于潘先生的。现在，当我打算把这样的文字郑重补写进它的修订版里时，却已经没有多少意义了，因为潘先生已经无从看到它们。这是令我感到深深懊悔的一件事。
原书中除几处明显乖舛错乱的文字，趁这次重印的机会改过以外，其余都一仍其旧，以便在写作的意义上能够忠实于那个时代。新增补的附录一“背景资料或参考书目”，是想让读者对书中直接或间接涉及的诗人诗作，有个大体类似于地理坐标的参照。该篇从刘福春《新诗纪事》（学苑出版社，2004）、王家新《90年代诗歌纪事》（收入《中国诗歌九十年代备忘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那里受惠颇多，在此特致谢忱。附录二里边的两篇文字，都讨论到我所喜爱的诗人王家新。王家新起步很早，80年代初就已经是很好的诗人了，但他的身影先是不免受到先声夺人的北岛等人的遮掩，随后又注定了与“第三代”诗的“喧哗和骚动”之间，只能是落落寡合的关系。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历史所呈示出的异常严峻的一面，以及随后社会文化急骤转型所带来的整个90年代价值、思想和文化的失重和失效，则开始使王家新突破了一直笼罩着他的氛围，将他视野的开阔和对时代严峻一面的切身痛感及其承当，即他独异的、有沉重质感的诗思，推置到了较为显目的前景。这些，原书因受限于论题所设定的范围而无从述及，附录两文在这里，供读者略作参考。
2007年1月14日
修订者谨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