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股还有一个特点是思想解放。股里有一个台式牡丹牌收音机，在当时是比较高级的，据说是在襄渝线上师党委奖给47团党委的。早晚饭后空余时间经常收听以前总认为是“敌台”的节目，而且声音放得挺大，有外人在时也常放。开始有些不理解、害怕，后来才知道是澳洲台。唐股长到职后还自带一部日本产的盒式录音机，他不知道从哪里还搞了不少邓丽君的专辑唱带。那时还把邓丽君的歌声视为靡靡之音，唐股长带头听，机关几个股长也常跑到他的办公室“过瘾”。
组织股一向是团机关的先进集体，是团长、政委信任看重的部门，也是机关不少同志佩服、羡慕的单位。同样是股级单位，在大家心中的分量要重得多，地位也分外显赫。重点工作、重要活动到来时，政委、主任往往抽宣传股、保卫股、群工股的同志帮忙，有时搞得他们心里挺不是滋味。长期形成了这样的定式，谁也没办法。然而在安郁卿主任转业以后，新到任的主任一直对组织股不怎么感冒，经常表现出一种不信任、不放心、不认同的态度。这时唐道华股长业已转业，部队又正值青藏线收尾，陕西新区设防，我主持股里全面工作。股里人员分为新、老区两处，任务繁杂，人手不足。工作上有时出现一些小小的失误，但并不影响工作，更不影响大局。如不是求全责备，吹毛求疵，应该会理解，不会怎么计较。可那段时间组织股如走入雾霾天气，阴沉沉、凉冰冰的，平时表扬不多、批评不断，评奖没份、无理挨训。弄得我们几个走也不行，停也不可，上也不是，下也不好，找不到感觉，干不出名堂，都憋一肚子无名火。这时大家互相鼓励，相互安慰，几个人在忍气吞声之中维护着组织股的声誉，在极端无奈中送走了铁道兵生活的最后岁月。长期的友好相处、美好生活，到最后的艰难应对、痛苦忍受，使组织股的几位同志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战友情、兄弟谊，以至在改工以后多少年里，联系不断，情感不减，每年还从四面八方千里之外喜邀相聚，畅叙友情，共享欢乐，被不少人羡慕。
我离开二十局二处三年后，陪县里几个领导到江浙考察，途经上海时，专程到上海松江看望承建莘松高速公路的老首长老战友。那天晚上我们喝酒喝得头都有些大。宴席散场后，马春亮老兄乘兴挥毫赋诗一首：“相聚关角别于秦，斗室六载结情魂。忙里笔耕汗如雨，闲来吹牛笑声频。促膝常将茶代酒，斥邪势如风卷云。君归故里我独在，重会明月待几轮？”诗中“斥邪势如风卷云”，即是对当年组织股困难时期的精辟概括。
2.爱妻到高原
当历史的车轮驶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进入一个全新的时期，不论政治思想领域还是经济发展态势，无论军队建设还是外交工作，可谓风云激荡、日新月异。尤其是随着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业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困扰我国三十多年的农民温饱问题得到快速改变。工业经济在各项改革措施的推动下也进入快车道，经济效益不断提高，国民经济呈现出良性快速发展的大好形势。全国人民欢欣鼓舞，整个社会呈现出安定团结局面。
身在高原上的铁道兵指战员受客观环境、自然条件的局限，对国家的这些变化、这种大好形势看到的很少，感知得比较迟钝。相比之下，我们这些干部，尤其是做政治工作的干部要好得多。一来是我们平时看到的文件、报刊、材料比较多，也相对多看多学不少新的东西。第二个原因就是每年有一次休假，未婚干部三十天，已婚干部一个半月，回到内地可以直接感受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变化。
1982年9月我休婚假，来回两个月，对社会的变化感受非常深刻。新婚燕尔，原想在家多待几天，因部队工作太忙，没能久停，即返回部队投入紧张的年终工作总结及一些重要活动。
这年底，由于陈汉新、郭崇高、杨克贵几位老干事相继转业离开部队，张国祥干事调往师组织科，组织股暂时出现人员紧张趋势。尤其时近年终，部队大的活动一个接着一个，唐道华股长带领马春亮和新抽调到股里的杨青龙、郭祥君几个人天天忙得焦头烂额，不可开交。
这时组织股工作的忙不是战备施工，也不是党的建设，而是围绕部队撤编并部的决定精神重点做好部队的稳定工作。
1981年的5月19日，国家计委283号文件通知，为贯彻国民经济调整的方针，青（海）新（疆）线三五年内难以列入基建计划。青藏铁路沿线原有的道砟厂、水泥厂项目全部取消缓建。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整个部队的施工任务全部转入整道、维护、迎接验收阶段。今年年初，又提出做好上新线（陕西罕东线）准备工作的要求，施工任务比较轻松。
这让多少年适应了“时间紧、任务重”“抢时间、争速度”的部队官兵一时找不到了感觉。对下一步的去向开始忧心，对今后的命运产生迷茫。
根据这个特殊时期的实际情况，上级党委以贯彻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精神为切入点，认真开展以“五讲四美三热爱”为主题的各项活动。共青团中央、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提出“五讲四美”，后来又加上了“三热爱”；解放军总政治部结合部队实际提出“四有三讲两不怕”。团党委召开党委扩大会、动员会，接着相继召开“士兵代表大会”“共青团代表会”“老兵退伍工作表彰会”等以往很少召开的大型会议，抓典型、树正气，全团上下出现了服从大局、保持稳定、生动活泼、奋发向上的局面。
1982年的年终工作总结，是多年来少有的政治工作篇幅超过施工生产篇幅。过去，部队以施工生产为中心，党委每年的工作总结一般以比较大的篇幅写施工、写管理。而当年部队施工任务比较零散，重点施工任务已经不多，加之思想政治建设方面的工作特别多，所以党委工作就占了很大篇幅。写党委工作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写组织股，至少可以表明组织股的工作。年终总结工作的党委会上，几个领导都提出对组织股给予奖励的意见。组织股下半年集中活动中最辛苦的是马春亮，最后给他记了三等功。团机关干部记三等功以往是很少的，那一年破了例。一人受奖，全股荣耀，股里的同志们都很受鼓舞。工作基本就绪，唐道华股长和马春亮休假过春节。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老同志全部转业以后，我成了股里的老家伙。股长离职期间，我理所当然地主持全股工作，只是所带的兵只有两个——抽调到股里帮助工作的杨青龙和郭祥君。
都说扬州出美女，其实扬州的小伙更帅。杨青龙原在团机械连当兵，提干后抽到组织股，我第一次见他，就觉得这小伙子堪比电影明星王心刚，帅气劲可以让无数美女迷失方向。他抽到组织股后正赶上几个大会，我休假了，马春亮带着他，跑前跑后，加班加点，经受了锻炼，很快适应了工作。郭祥君来自孔孟之乡，文化功底很好，铁道兵面临撤编之前提拔的少量干部全是优中选优，而且他提拔以后又派到长沙铁道兵学院深造，思想素质和工作水平都属一流。春节前后由我们仨在股里坚持工作，我充满了信心。
1982年农历闰四月，1983年春节来得比较晚。1983年元旦过后十几天才进入腊月。记得有天早上到伙房吃饭，大米稀饭有点稠，而且放了花生米和大枣。我们这些很少记农历、没有多少季节概念的高原军人，听说是“腊八”，还挺新鲜。吃过腊八粥刚上班，收到爱妻的来信，喜不自胜，立即拆阅。
结婚回到部队后，每天都希望收到妻子的信。不管怎么忙，都想抽空看看她来的信。收到妻子的信，手头的工作一时都显得不太重要。
我的恋爱信多，在组织股是出了名的。以前几个老干事，包括后来进到股里的马春亮，都是老同志，都是过来的人，给老婆写信很少，新调进的杨青龙还没有找好对象，还没有找到写恋爱信的感觉。这几年我正处在恋爱之中，信本来就多，与他们几个一比就显得更多。每次邮递员一到，就有人会喊：“小肖，接信！”玩笑开得有点悬！也习以为常。其实，每月也就是一封，最多两封信。高原上没有什么值得大家取乐的，单位同志的对象来封恋爱信也算是一件有趣的事。
那天我刚拆开小陈的信，在对面办公的小杨就笑着说：“是不是嫂子要来啦？”还没等他再说第二句，我也乐了：“真让你说准了，你嫂子真的想来！”
小陈在信中说，1月中旬统计报表报完后，想到部队来过年，征求我的意见，行不行？我心里说：明知故问，真封建！天天盼着你来呢！
对着青龙小兄弟还真不能说得太俗气：“年初岁尾组织股这么忙，她再来不合适吧！”在套间里面办公的祥军听到后也出来凑热闹，和青龙都说：“来吧！来吧！有多少事哩，由俺俩顶着！”
在部队这个特殊群体，尤其是到了我们这个层次，到了我们这个年龄段，同志们之间最关心的就是彼此的家庭问题，个人的婚姻问题。只要是有利于同志们家庭婚姻的问题，什么事情都甘愿担当，都会千方百计为同志们提供方便，这算是部队的一个好的传统。常年钻山沟、住帐篷、四海为家的铁道兵部队可能更“严重”一些。
当我给小陈回信明确表态同意她来部队以后，青龙和祥君两个小兄弟隔不几天就会问：“嫂子什么时间来？”“怎么去接？”“来了住在哪儿？”这些问题，他俩好像比我还操心。当然，有时候还就这个话题再开几句玩笑。真是乐死人！
从我内心来说，也十分地挂心。这不仅仅是我们成婚后她初次来队的新鲜，也不是怕她到高原上受不了这种艰苦环境，而是一直觉得在婚姻问题上我欠的有情、缺的有意。
小陈，名敏，我们同县不同乡，她是安良公社，两家相距十几华里。她父亲原在县民劳局工作，曾主管劳动安置。1976年夏天，小陈初中毕业刚满十六周岁，许昌烤烟厂招收工人，老父亲把她年龄虚报一岁招了工。到许昌烤烟厂上班一年，由于年龄小，生活自理能力弱，父母一直放心不下，又调回县计划委员会当打字员。1979年我们认识时她既是打字员，又负责一项劳动工资统计的业务，平时还真有些忙。她家里的条件在当时的农村是上上等，而我们家的景况则绝对是下等的档次。我提干以后，政治地位虽然多少有一点点提高，住房等物质条件没有多大改善，与门当户对的结婚理念还是有不小差距。我们恋爱以后，她既没有嫌弃我们家“一个像样的凳子也没有”，也没计较我们“山水相隔千里远”的不便，我那笨头笨脑的木讷劲她好像挺喜欢。恋爱以后鸿雁传书、心心相印。去年休假时我在家里翻修房子，她基本上天天骑自行车跑二十多里地给家里送菜送肉，让父母高兴得心花怒放。今年9月份休假前准备结婚，心想应该给小陈买点东西。在西宁市的商店里，买了一双青海产的牛皮棉鞋，在兰州又买一件上衣、一件衬衣。到家后，小陈觉得我回去结婚还能想到买两件衣服，也不算太窝囊，没见东西就高兴。看了又肥又大的皮鞋，她说不能穿充个数也中，现在不能穿以后穿。买的上衣，深蓝色，她说等我们结婚后送给她母亲穿。那件结婚季节可以穿的黑红相间的花格格衬衣，她夸我很有眼光，买了一件二十年以后穿着也不晚的衣服。三件结婚礼品没有一件合适的，而她都给出了恰当的安排。她的宽容与体谅让我既羞又愧。结婚前，我们那地方有“定亲下礼”送四样礼物的习惯，她怕我从外面买回去的衣服被外人看见会讥笑，还怕我重新买礼品多花钱，干脆把自己以前买的秋衣、秋裤、毛衣、衬衣拿到我们家里装箱子后送到她家去充我的脸面。那时时兴“三转一响（缝纫机、自行车、手表、收音机）”，我们一样也没有买，小陈给她父母解释：买了没地方放。结婚时，她托自己的同事，找了县公路段的工具车，把她娶到我们家。为了婚姻完美，少花钱，她想着法儿让我脸上有光彩，她成了我结婚办大事最得力的“参谋长”和“救援者”。假期结束返队前，她提出今年可不可以去部队玩玩。当时我已估计到部队年底肯定很忙，把情况说明以后，她说：影响工作我就不去了。为了不影响她的心情，我还是答应回部队看看再定，并说：如果你到部队去，青海人烟稀少，交通不便，我会到西宁去接你。结果，我却食言了。
十天前答应小陈来部队，没想到上星期决定这一周召开“双学”表先大会，那几天要连明彻夜准备会议材料。收到小陈“已从洛阳上车”的电报后，只好委托在西宁办事的老乡去车站接她。按正常考虑，我应该接住她后陪着在西宁停两天适应一下高原气候，阶梯式上高原，身体反应会轻一些，结果没有做到。
那天傍晚，陈敏在机关院里下了部队的中巴车以后，站在操场上环顾四周，只有微笑，始终没说一句话。我和战友提着行李到临时家属房后，她说了一句让我没法回答的话：“咋觉得我还在车上颠着，像是在做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