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宗孝武皇帝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
雁门马邑豪聂壹，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亲，亲信边，可诱以利致之，伏兵袭击，必破之道也。”上召问公卿。王恢曰：“臣闻全代之时，北有强胡之敌，内连中国之兵，然尚得养老、长幼，种树以时，仓廪常实，匈奴不轻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内为一，然匈奴侵盗不已者，无他，以不恐之故耳。臣窃以为击之便。”韩安国曰：“臣闻高皇帝尝围于平城，七日不食；及解围反位而无忿怒之心。夫圣人以天下为度者也，不以己私怒伤天下之公，故遣刘敬结和亲，至今为五世利。臣窃以为勿击便。”恢曰：“不然。高帝身被坚执锐，行几十年，所以不报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边境数惊，士卒伤死，中国槥车相望，此仁人之所隐也。故曰击之便。”安国曰：“不然。臣闻用兵者以饱待饥，正治以待其乱，定舍以待其劳；故接兵覆众，伐国堕城，常坐而役敌国，此圣人之兵也。今将卷甲轻举，深入长驱，难以为功；从行则迫胁，衡行则中绝，疾则粮乏，徐则后利，不至千里，人马乏食。《兵法》曰：‘遗人，获也。’臣故曰勿击便。”恢曰：“不然。臣今言击之者，固非发而深入也。将顺因单于之欲，诱而致之边，吾选枭骑、壮士阴伏而处以为之备，审遮险阻以为其戒。吾势已定，或营其左，或营其右，或当其前，或绝其后，单于可禽，百全必取。”上从恢议。
夏，六月，以御史大夫韩安国为护军将军，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大行王恢为将屯将军，太中大夫李息为材官将军，将车骑、材官三十余万匿马邑旁谷中，约单于入马邑纵兵。阴使聂壹为间，亡入匈奴，谓单于曰：“吾能斩马邑令、丞，以城降，财物可尽得。”单于爱信，以为然而许之。聂壹乃诈斩死罪囚，县其头马邑城下，示单于使者为信，曰：“马邑长吏已死，可急来！”于是单于穿塞，将十万骑入武州塞。未至马邑百余里，见畜布野而无人牧者，怪之。乃攻亭，得雁门尉史，欲杀之；尉史乃告单于汉兵所居。单于大惊曰：“吾固疑之。”乃引兵还，出曰：“吾得尉史，天也！”以尉史为天王。塞下传言单于已去，汉兵追至塞，度弗及，乃皆罢兵。王恢主别从代出击胡辎重，闻单于还，兵多，亦不敢出。
上怒恢。恢曰：“始，约为入马邑城，兵与单于接，而臣击其辎重，可得利。今单于不至而还，臣以三万人众不敌，只取辱。固知还而斩，然完陛下士三万人。”于是下恢廷尉。廷尉当“恢逗桡，当斩”。恢行千金丞相蚡，蚡不敢言上，而言于太后曰：“王恢首为马邑事，今不成而诛恢，是为匈奴报仇也。”上朝太后，太后以蚡言告上。上曰：“首为马邑事者恢，故发天下兵数十万，从其言为此。且纵单于不可得，恢所部击其辎重，犹颇可得以慰士大夫心。今不诛恢，无以谢天下。”于是恢闻，乃自杀。自是之后，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往往入盗于汉边，不可胜数；然尚贪乐关市，嗜汉财物；汉亦关市不绝，以中其意。
雁门地方势力头子兼巨商聂壹忽悠了官员大行令王恢，王恢接着忽悠了汉武帝。忽悠的内容就是在雁门马邑设埋伏圈，诱匈奴深入，然后一举歼之。这是汉帝国主动地寻找歼灭匈奴的第一次努力。在此之前，汉匈之间维持着表面上的平和局面，就像今天的巴以关系，战争状态是隐性的真实的，但表面上仍然是媾和状态，标志就是和亲仍然在进行中。
这次策划的发起人是聂壹，他和匈奴有生意往来，在雁门关的汉人，不可能不与匈奴做生意，这种状态持续了N千年，也是山西晋商驰名天下的“地利”，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交际的地方，创造了商业机会。但是匈奴的掠夺性激怒了这位商人，他想到了布个口袋阵，狠狠地干匈奴人一下。如果按照当时的描述，这样的埋伏一旦成功，可以让匈奴大伤元气，不敢回望南方，但是，非常可惜的是，这次策划失败了。警觉的匈奴单于“未至马邑百余里，见畜布野而无人牧者，怪之”。隐蔽工作有漏洞，导致大汉的战略意图暴露，包围性质的歼灭战最后演变成了追击战，不仅没有给匈奴人以重创，反而把破坏和平的责任揽了过来，从一个受害者变成了一个启衅者。
战争之前，朝廷有过争论，专制体制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由皇帝一个人说了算，有些事情，一定要“民主决策”，因为拿不准，有各种变数，所以要集思广益，搞成功了，肯定要归功于伟大、光荣、正确的皇上，搞砸了，有过这么一次讨论，引蛇出洞，各种错误甚至反动思想有了暴露的机会，皇上就能很容易抓到垫背的倒霉蛋。所以，专制并不拒绝民主作风，有时候，还会很猛地发扬一下。
要不要伏击匈奴的争论，在王恢和御史大夫韩安国之间展开。韩安国有宰相之才，早年曾在景帝的弟弟梁孝王那里任相国，梁孝王与景帝之间有心结，韩安国折冲其中，政治智慧和工作水平不是一般的高。老韩老成持重，不愿启衅，指导思想还是保守主义，希望维持汉匈关系五十年不变，但是，他的想法和雄心勃勃的汉武帝不合拍了。
讨论汉帝国该不该发动这次战争或战役，就和讨论布什该不该打伊拉克一样，战争的动机是一回事，战争的进程（中间的投入和牺牲有多大）又是一回事，最后的结果又是一回事。这里面有很多观察的角度。
这次战争失利，主要还是细节推敲不够，露了马脚。当然，我们可以据此诘问，当时有没有条件和可能性打这么大的伏击战？三十万人围歼十万人，在今天看来，也是一场大战。
当整体上围歼匈奴兵团已无可能时，汉军也没有应变的预案和措施，特别是王恢所部，原来的目标是攻击匈奴的辎重，匈奴前军折回，若王恢所部敢于冒险，直击其辎重，局势也有逆转的可能，可惜王恢不是李广，不敢深入，只能以“完陛下士三万人”聊以自慰，有一搏制胜的可能，但没有下注，回来还想以“本钱还在”作为功劳，这样怎么可以向汉武帝这样的主子交代？
战役本身汉军并没有什么损失，但从战略上看，大汉损失很大：一是要承担破坏和平进程的责任；二是引起了匈奴的高度警觉，再次伏击围歼匈奴的机会没有了；第三，也是最关键的，青年皇帝力排众议，主导开打的第一仗就这么劳师无功，脸丢大了。
情况变化后，如果事先策划缜密，王恢进退就有章法，功过也好计算。没有预先的妙算，让王恢同学临场发挥，对他来说，显然难度太大了，是否出击匈奴辎重都已无关对错，关键是最后的结果，在皇上的评价体系里，只有打胜才是唯一正确的，不打或打输都是错误。王恢以为不打把队伍完整地带回来也能交代，因为没有规定我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打，但是皇帝刘彻不这么看问题。
结果当然是皇帝的观点正确，王恢自知罪不能免，自杀了。
这件事情上，王恢走了最硬的门路，求到了丞相田蚡那里，田蚡是个没有是非的人，连个政客都算不上，只要银子码出来，就有了行动的方向。但是田蚡、王太后都不能动摇刘彻的决定，这一点我们要记住，田蚡和王太后不是每件事情上都可以左右刘彻的。
王恢用自己的生命为这一桩生意埋单了，汉武帝刘彻做人有欠厚道，但是，王恢的死，提醒了所有将来要和匈奴打交道的人：无功即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