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孝文皇帝前十四年(公元前166年)
冬,匈奴老上单于十四万骑入朝那、萧关,杀北地都尉卬,虏人民畜产甚多;遂至彭阳,使奇兵入烧回中宫,候骑至雍甘泉。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张武为将军,发车千乘、骑卒十万军长安旁,以备胡寇;而拜昌侯卢卿为上郡将军,宁侯魏为北地将军,隆虑侯周灶为陇西将军,屯三郡。上亲劳军,勒兵,申教令,赐吏卒,自欲征匈奴。群臣谏,不听;皇太后固要,上乃止。于是以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成侯董赤、内史栾布皆为将军,击匈奴。单于留塞内月余,乃去。汉逐出塞即还,不能有所杀。
上辇过郎署,问郎署长冯唐曰:“父家何在?”对曰:“臣大父赵人,父徙代。”上曰:“吾居代时,吾尚食监高祛数为我言赵将李齐之贤,战于巨鹿下。今吾每饭意未尝不在钜鹿也。父知之乎?”唐对曰:“尚不如廉颇、李牧之为将也。”上搏髀曰:“嗟乎!吾独不得廉颇、李牧为将!吾岂忧匈奴哉!”唐曰:“陛下虽得廉颇、李牧,弗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让曰:“公奈何众辱我,独无间处乎!”唐谢曰:“鄙人不知忌讳。”上方以胡寇为意,乃卒复问唐曰:“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颇、李牧也?”唐对曰:“臣闻上古王者之遣将也,跪而推毂,曰:‘阃以内者,寡人制之;阃以外者,将军制之。’军功爵赏皆决于外,归而奏之,此非虚言也。臣大父言:李牧为赵将,居边,军市之租,皆自用飨士;赏赐决于外,不从中覆也。委任而责成功,故李牧乃得尽其智能;选车千三百乘,彀骑万三千,百金之士十万,是以北逐单于,破东胡,灭澹林,西抑强秦,南支韩、魏。当是之时,赵几霸。其后会赵王迁立,用郭开谗,卒诛李牧,令颜聚代之;是以兵破士北,为秦所禽灭。今臣窃闻魏尚为云中守,其军市租尽以飨士卒,私养钱五日一椎牛,自飨宾客、军吏、舍人,是以匈奴远避,不近云中之塞。虏曾一入,尚率车骑击之,所杀甚众。夫士卒尽家人子,起田中从军,安知尺籍、伍符!终日力战,斩首捕虏,上功幕府,一言不相应,文吏以法绳之,其赏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为陛下赏太轻,罚太重。且云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虏差六级,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罚作之。由此言之,陛下虽得廉颇、李牧,弗能用也!”上说。是日,令唐持节赦魏尚,复以为云中守,而拜唐为车骑都尉。
春,诏广增诸祀坛场、珪币,且曰:“吾闻祠官祝釐,皆归福于朕躬,不为百姓,朕甚愧之。夫以朕之不德,而专飨独美其福,百姓不与焉,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无有所祈!”
冯唐易老,李广难封。
冯唐在文帝时,做郎署长,郎官不大,在皇帝身边。后来在景帝时代,冯唐做了楚国的丞相,官职不大不小,不久被免职。汉武帝即位时,征求贤良之士,大家举荐冯唐。冯唐这时已经九十多岁,牙都掉光了,“尚能饭否”?这还用问吗?问都不用问,直接删除。冯唐历三代而不能被用,没办法,命苦!
有人说冯唐嘴臭,当面顶撞文帝,所以影响了仕途,但从后来的情况看,文帝又特地召见他,并没有记仇,看来不是性格原因,还是生不逢时。
所谓生不逢时,什么是“时”,一是时代的条件,二是帝王的好恶。当时,一是国力不足以支撑全面的对匈奴战争,千里边防,汉帝国得处处设防,然处处设防等于处处防不胜防,匈奴铁骑纵横,处处可攻。这是典型的不对称战争,匈奴可以集中优势兵力,选择薄弱环节击破汉军防守,纵有廉颇、李牧,在这种格局下,也不好发挥。另外,还是文帝在军事上比较保守,对匈奴采取防守策略,对军队也不是很放心,控制的条条框框比较多,也是一种防备的心态。不能控制便不能放开,刹车不好就不敢轰油门,文帝以藩王进京,京城的军头大老给他的心理压力比较大,虽然他人比较厚道,没有大肆清洗,但是让军队放开手脚,有更多的自主权,也是做不到的。一个国家能够在军事上有建树,前提就是皇帝对军队有绝对控制能力。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站在做事的角度讲,站在下属的角度讲,这句话没错,有道理,事事请示绝无可能。但是,站在皇帝的角度,老板的角度,君命有所不受,皇帝肯定会有失控的感觉。皇帝老子天不怕,地不怕,最怕的就是权力失控,所以“不受”是有标准的,有分寸的。比如说,给你一千的编制,打仗需要兵员,你敢不敢临时扩编,招募老百姓参军?如果你扩编了,军队里安排的监督人员就会打报告,皇帝这时就会有其他想法。所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之前,君信(君主的信任)有多少心里要有底,否则擅权于外,脑袋就有所不安。
卫青、霍去病能决胜千里之外,不是他们的能力特别大,而是老板对他们的信任特别大。雄才大略之主,才能讲君命有所不受,对于文帝这样做事谨慎的皇帝来说,飞扬佻达之才,是注定要受委屈的。
冯唐乍一看是不会讲话,实际上还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对文帝这样的人,必须讲重话,才能引起他的重视。“陛下虽得廉颇、李牧,弗能用也。”文帝肯定要问原因,这样冯唐才有后来的一番发言,才有持节云中,魏尚才能官复原职。
文帝不是好大喜功的主,属于保守主义,这样的领导没有轰轰烈烈的事功,所以也不会造就所谓的千古名将或者名臣。政治家平庸一点,也许老百姓的日子会更舒坦一点。